古者尊天而重神，不敢自信，而待于卜筮以取决。而至诚无私之德，常与神明通，是以鬼神应之，各极其理之所至而无毫发之爽，故卜筮必可信，而禹以为治天下之一畴。“择建立卜筮人”而命之卜筮，盖其重也如此。卜之体色墨拆，有雨、霁、蒙、驿、克之五兆，占之变化往来，有贞、悔之二体。于其差忒不齐之中，而衍之以观其从违。《金縢》“卜三龟”，《大诰》“朕卜并吉”，《士丧礼》卜葬。卜者三人，古者卜筮皆用三人。盖吾之所甚严而信之者，仅取衷于一人，时或不能与神明会，故详以求之。“龟从、筮从”，盖卜、筮兼举，而龟筮协从。大事先筮而后卜，晋侯得阪泉之兆，赵鞅遇水蒨火又筮之是也。又有独用之者，卜稽如台，梦协朕卜，卜河朔黎水，子得吉卜，“卜筮不相袭”是也。龟筮共违于人，虽于卿士、庶民有不恤。夫既谓之大疑，则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蓍龟之理微矣。雨、昫、燠、寒、风者，天地惨舒之气，而系于人主视听言貌之间。盖天人相感之机，有不可诬者，故箕子以意类明之。五者来备，各以其叙，所谓时也。极备极无，所谓恒也。雨、昫、燠、寒、风之时不同，其为休之征同也。故以五事之修类属之，以为其当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肃之必为雨，掞之必为昫，哲之必为燠，谋之必为寒，圣之必为风者，不可得也。雨、昫、燠、寒、风之恒不同，其为咎之征同也。故以五事之不修类属之，以为其当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狂之必为雨，僣之必为昫，豫之必为燠，急之必为寒，蒙之必为风者，亦不可得也。汉儒不原箕子之意，规规然务离而析之，所以流为灾异之学。庶征以天道人事相推较，故又借岁、月、日、星为王与卿士、师尹、庶民之喻。盖旁衍及之，非本畴之正传。岁以统月，月以统日，岁与日月运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统卿士，卿士统师尹，王与卿士、师尹勤职不懈，而致天下之治。积日成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见；积月成岁，散岁于月而岁不见，君臣上下小大繁简之致见矣。岁、月、日、时无易者，王、卿士、师尹不失其职，此百谷之所以成，掞之所以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为治之征也。日、月、岁、时既易者，王、卿士、师尹失其职，此百谷之所以不成，掞之所以昏，俊民之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宁，而为乱之征也。治与乱，存乎其职之失与不失而已矣。王、卿士、师尹以职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风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则固卿士、师尹之责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从星而有风雨，上之举动系乎民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箕则多风，离毕则多雨，宿轸则雨，宿井则风，风雨以其气相感，故谓星之有好风好雨也。福极，天之所命者，而人主制其权。故养之而可以使之寿，厚之而可以使之富，节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宁，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伤之而可以使之“考终命”。然有养之、厚之、节之、教之、不伤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潜移默夺于冥冥之中，此所以为位育之极功，而居九畴之终也。
昔王荆公、曾文定公皆有《洪范传》，其论精美，远出二刘、二孔之上。然予以为先儒之说亦时有不可废者，因颇折衷之，复为此传。若皇极言“予攸好德”，即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谓锡福者，锡此而已。箕子丁宁反覆之意，最为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谓有得箕子之心于千载之下，然世之君子，因文求义，必于予言有取焉矣。
尚书叙录
余少读《尚书》，即疑今文、古文之说。后见吴文正公《叙录》，忻然以为有当于心。揭曼石称其“纲明目张，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数访其书，未得也。己亥之岁，读书于邓尉山中，颇得深究《书》之文义，益信吴公所著为不刊之典。因念圣人之《书》存者，年代久远，多为诸儒所乱。其可赖以别其真伪，惟其文辞格制之不同，后之人虽悉力模拟，终无以得其万一之似。学者由其辞，可以达于圣人，而不惑于异说。今伏生《书》与孔壁所传，其辞之不同，固不待于别白而可知。
昔班固志《艺文》，有《尚书》二十九篇，《古经》十六卷。《古经》，汉世之伪书，别于经，不以相混，盖当时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晋杂乱之书定为义疏，而汉、魏专门之学遂以废绝。夫《书》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于流亡之余，以笃老之年，廑廑垂如线之绪于其女子之口，千万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见唐、虞、三代之遗，而可不知所爱惜哉！
朱子盖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吴公实有以成之。而今列于学官者，既有著令，荐绅先生莫知广石渠、白虎之异义，学者蹈常习故，漫不复有所寻省。以数百年杂乱之《书》，表章于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叹也已。
余未见吴公书，乃依仿其意，厘为今文如左，而存其《叙录》于前，以俟他日得公书参考焉。
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王若曰：“呜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启土，公刘克笃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
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子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匪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
既戊午，师渡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标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
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蒙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余所考定如此，只移得“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势既顺，亦无阙文矣。汪玉卿尝疑甲子失序，盖先儒以《汉志》推此年置闰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无可疑也。
孝经叙录
《孝经》一篇，十八章，河间颜芝所藏，芝子贞出之。《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鲁三老献之。汉世传《孝经》，有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绝无师授。至刘向，校定并除，卒以十八章为定。魏、晋以后，王肃、韦昭、谢万、徐整之徒，注者无虑百家，莫有言古文者。盖古文并于十八章，而孔氏之别出者废已久矣。
隋刘炫始自离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数，著《稽疑》一篇，当时遂以为《孔传》复出，而儒者固已哗然谓炫自作。炫又伪造《连山》《鲁史》等百卷，则炫之书又可信哉？故尝以《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俱自孔氏，而废兴隐见于汉、隋之际，其迹略同，而其可疑一也。
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论经义。荀昶撰进《孝经》诸说，以郑氏为宗。其后，陆澄谓为非玄所注。唐开元七年，诏群臣集议，史官刘子玄遂请行孔废郑。夫子玄以为非郑之注可矣，因欲以废经而用刘炫之古文，岂不过哉？当是时，儒者尽非子玄。天子卒自注定从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于石碑，世谓之《石台孝经》。宋咸平中，诏邢昺、杜镐等依以为讲义。而司马温公《指解》，犹尊用古文，其意诋今文为他国疏远之伪书，盖见新罗、日本之别序，而近忘京兆之《石台》也。
元吴文正公始斥古文之伪，因朱子刊误，多所更定。今予一从石本，独其章名乃梁博士皇侃之所标，非汉时之所传，故悉去之。
予又著其说曰：大哉孝之道，非圣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尝不对或人之问秂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于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约，岂非极万殊一本之义，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虽然，其书非孔氏之旧也。宋、元大儒，固卓然独见于千载之下，以破诸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纯乎孔氏之旧也，则莫若俱存之。
自秦火之后，诸儒区区掇拾，而文艺之全者鲜矣。非孔子复生，莫之能复也。今世所存，如《孝经》《家语》、大小戴之《记》。要以为有圣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学者之自择也。（皇侃见《梁书》，旧刻作皇甫侃，误也。）
荀子叙录（《荀子》非经也，今以无所附丽，姑从钱牧斋先生编入《经解》后）
《荀子》三十二篇，唐大理评事杨倞常移易其篇第，而今篇中亦多有失伦次者。余欲重加厘整，而惮于纷更，第别其章条，或句为之断，长短皆有意焉。而时有芜谬，取韩子“削其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之意，与其他脱文衍字并为识别，读者可以一览而知也。
当战国时，诸子纷纷著书，惑乱天下，荀卿独能明仲尼之道，与孟子并驰。顾其为书者之体，务富于文辞，引物连类，蔓衍夸多，故其间不能无疵。至其精造，则《孟子》不能过也。自杨雄、韩愈皆推尊之，以配孟子。迨宋儒，颇加诋黜，今世遂不复知有荀氏矣。悲夫！学者之于古人之书，能不惑于流俗而求自得于心者，盖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