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在民族精神的构建上，过分强调儒佛道等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文化对民族精神的塑造与构建。实际上，文学在中国民族精神，包括民族心理——文化的构建上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儒家文化等是以一种教条式的理论来传播的，而文学则使这种教条式的理论艺术化，使之可知可感，通过长期的文化熏陶与积淀，从而对一个民族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杜甫首先所具有的是高度的爱国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诗歌中，主要表现在安史之乱后。这一时期他写出了一系列反对战乱、揭露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的诗歌。《三吏》《三别》《月夜》《悲陈陶》《春望》《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每一首诗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浓缩。在这些诗篇中，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深沉痛心，也有“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的殷切期盼；既有“四万义军同日死”的悲壮与惨烈，也有“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喜极而泣。这种时刻将自己的感情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愫，是一种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的外在表现。
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承传上，杜甫是自屈原以后的又一位伟大人物，是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由于屈原生活的时代所限，由于社会地位所限，他缺乏杜甫那么广阔的社会视野，因此，屈原还没有来得及对爱国主义的种种遭遇进行阐释，而杜甫则以他自身的复杂经历更加清晰地展示了爱国主义思想的精髓，能给人更加深刻的启迪。屈原的爱国精神在杜甫那里得到了阐发。如果说屈原是爱国主义这一民族精神体系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的奠基石，那么杜甫则是这一体系之上的巨厦。长期以来，杜甫的这些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对中国的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构建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世的人民都以杜甫的爱国诗篇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榜样教材，这些诗篇中的爱国精神渗透到了历代知识分子的灵魂。特别是在国家衰亡，战争频繁的时候，这种爱国主义的传承就更加明显。如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大义赴死；岳飞的精忠报国，抗击金兵；林则徐的虎门销烟等，无一不是这种爱国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其次是杜甫所提倡的仁爱精神。在杜甫的一系列光辉诗篇中，这一精神也体现得很明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于山”等语，道出了杜甫对天下苍生命运的关注与仁爱之情。这种仁爱精神在后世也是知识分子所效仿的楷模，如大政治家王安石，不仅接受了杜甫的文学思想，而且也接受了杜甫所提倡的仁爱等精神，在登上相位后他积极倡导变法，就是基于当时农民的贫困与破产，从仁爱的精神出发，想给百姓以基本的生存权利，因此而开始变法图强。爱国思想家顾炎武等所倡导的民本主义思想，更是杜甫的仁爱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而这种思想是中国近代的思想萌芽。
再就是杜甫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杜甫的忧患是深广的，他常常“百忧复相袭”，“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独立万端忧”，他既忧人民的疾苦，“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又忧国家的命运，“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这种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正是历代知识分子在历史风云或大劫难面前表现出积极的忧患意识的动因。如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代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以及鲁迅的沉痛与忧愤、犀利之笔，毫不留情地深刻刻画国民性中的丑陋，都是一种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
这些精神，正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杜甫的诗歌中对这些精神进行了艺术的叙述，能给人很深的印象和启迪。如果说孔子、孟子、墨子等所倡导的思想，只是抽象的概括，对人起到的是一种警示作用，那么杜甫则是对这些精神进行了艺术的表现和发掘，赋予了这些精神以灵魂，使之能够深入知识分子的心灵。杜甫正是以他史诗式的诗歌来实现的对后世知识分子的教化作用，从而完成对民族精神的塑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