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佑、治平年间，初入仕途的苏轼和北宋许多有志者一样，对朝廷和个人的前途是满怀信心的。尽管当时北宋统治阶级内部“积贫积弱”的痼疾已经出现端倪，但表面上所谓“八方争凑、万国咸通”（《东京梦华录》）的美景盛世仍使得“奋力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的苏轼一登上政治舞台，就以儒家积极用世者的姿态高唱“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积极报国之气，凌然可见。为了实现自己“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上神宗皇帝书》）的宏图大志，苏轼这期间写下了激情澎湃，笔力雄健的《进策》、《思治论》等纵论天下大势的政论文章和诗词，并且详尽而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张。这一时期，（乌台诗案前）苏轼虽然早在幼年就受到过佛道的濡染，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儒家思想。故此，他一踏上仕途就极力地用儒家的忠、恕、仁、义的思想来实施于民。主张“涤濛振刷而卓然有所立”，表现了“尊主泽民”建功立业的人生观。平心而论，这时期（前后约15年时间）苏轼的诗词创作虽已初露锋芒，并有了一定的影响，但他醉心为之的仍是对政治功名的求取，诗词的创作仅是外泄感情的一种方式而已。飘逸、恬淡、出神入化的豪放词风当然淡不上形成与定型。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发生的“乌台诗案”是导致苏轼政治思想和创作风格发生质变的关键。这种变化最大的表现内容就是：儒家思想的让步和佛老禅宗思想主导地位的确立。
以“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为罪名而贬居黄州的苏轼，通常情况下，他都是“闭门却扫，收招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而且在黄州安国寺里“焚香默坐，深自省察”、“旦往而暮还”（《黄州安国寺记》）。平日里打坐、诵经成了他的必修“功课”。他常诵读的经书有《楞严经》、《维摩经》、《华严经》、《法华经》。他还诵读《金刚经》、《园觉经》、《莲花经》等。至于《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中的“公案”和“禅语”他更是烂熟于心。诗词中多次有自己“皈依”佛门的形象写照：“《楞严》在床头，妙偈时仰读。返流归照性，独立遗所瞩。”（《次韵子由浴罢》）“山堂夜岑寂，灯下看《传灯》。不觉灯花落，茶毗一个僧。”（《曹溪夜观〈传灯〉》）对佛门禅宗的磨研与倾心，使得他善于从禅宗思维方法中，找到与艺术构思理乖而趣合的相通之处。他常用佛老思想来做自我安慰：“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书诗至夜半书其后》）苏轼基于对佛老、禅宗的“全方位”接受与倾心，在他的诗、词、文创作中便呈现出了一种“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滹南诗话》）的豪放风格。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予投檄向江西。”这首题为《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使副使二首》的诗，是诗人因“乌台诗案”而被弹劾下狱，出狱后贬居黄州所作。诗中除了对造成此次下狱吃亏原因的自我深沉反思，剩下的就是诗人企图寄身佛老，寻求苦闷解脱思想的流露。另像《迁居临皋亭》、《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慈湖夹阻风》等，其“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说诗啐语》）般诗句中莫不流露着道家的清静，佛家的超脱。这种思想在词、文中的流露最典型的恐怕就是词人写于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至十月的“三咏赤壁”（《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了。在上述三篇（首）表现词人进取与退隐、兼济与独善、功名与旷达……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的行云流水般的语句中，苏轼通过对黄州赤壁江山水月的描写，歌辞唱和，主客对话，展现了自己由追求、失望，以至旷达的心灵历程。
同时，稍微浏览一下苏轼的诗词创作你就会发现，陶渊明的影子始终与他是“形影不离”的。“乌台诗案”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积极进取与奋争，“乌台诗案”后则是“归去来辞”的隐遁与旷达。
再说辛弃疾慷慨、悲壮之豪放。
和苏轼相比，辛弃疾一生所经历的南宋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剑与火的时代，血和泪的时代，恨共仇的时代。自靖康历难到南宋统治集团偏安江南，北方民族的侵凌、国运的艰危、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政局的动荡、百姓的流离，不得不使辛弃疾这位“风节建竖，卓绝一时”（《艺概·词概》）、“肝肠如火，色笑如花”（夏承焘语）的齐鲁汉子揭竿而起，以国家民族前途为己任，高举抗金大旗，放声中原悲歌。而这出悲歌主旋律的豪放音符本身就融合着词人自身以恢复中原失地、建功立业为目标的崇高性情与理想。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永遇乐·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都》）有着不平凡家世的辛弃疾，在很小的时候就常常随其祖父“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心中时刻怀着“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的决心而“抵燕山，谛观形势”（《进美芹十论扎子》）。面对祖国壮美山河的沦陷，年轻的辛弃疾始终没有忘记先父光复大业的遗训。这正如他在《美芹十论》中所说的：“彼视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爱憎自殊，不复顾惜。”“民有不平，讼之于官，则胡人胜而华民饮气以茹屈。田畴相邻，胡人则强而夺之；孽畜相杂，胡人则盗而有之。”这种建立在民族压迫与歧视基础上的切肤之痛正是导致他走上民族反抗道路的关键。
1161年，金主完颜亮的入侵是22岁辛弃疾走上抗敌道路的开端。投奔耿京、活捉张安国的壮举一下子就使得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
可惜“蛾眉曾有人妒”（《摸鱼儿》）。对收复失地、拯救斯民从根本上来说，腐败的南宋小朝廷是没有这份决心和准备的，在对待辛弃疾这位“满腹经纶，胸有大略”的男子汉上，表现出了令人难以容忍的“解数”。梁启超先生在《跋四卷本稼轩词》中说：“考稼轩以29岁通判建康府，31岁知滁州，35岁提点江西刑狱，37岁知江陵府，38岁移帅隆兴（江西）仅三月被召内用，旋出为湖北转运副使，40岁移湖南，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四十二三岁之间转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50间（？）以言者落职，久之主管冲佑观，52岁起福建提点行狱，旋知福州兼福建安抚，54岁被召还行在，56岁落职家居，59岁复职奉祠，六十一二岁间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65岁知镇江府，明年乞祠归，67岁差知绍兴府又转江陵府，皆辞免，未几遂卒。”这是命运阴差阳错的安排，还是当朝者无情的奚落？
面对朝廷在地方府将词人这儿戏般的调拨、发落，他仍然表现出了“振衰起敝”的杰出才能和雄才大略。南渡以后的45年中，辛弃疾遭受了一连串的谗毁和接连不断的摈斥与打击，前后计有20多年。即便是远离前线的地方知府，其用世之心与恢复之志，还是始终没有改变；即使只是短时间的被起用，他也莫不奋发振起，以其过人的才略欲有所建树。
英雄辛弃疾又始终对抗着隐士辛弃疾。他的内心世界不是一口不波的古井，而是平静水面下的洄澜。他是在请缨无路、报国无门的境遇中才将自己“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词苑丛谈》），并发之以“大声镗鞳、小声铿，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的英雄壮歌。对自己一次次理想的破灭，他感叹岁月蹉跎，光阴虚掷：“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满江红》）“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水龙吟》）“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自髭须。”（《鹧鸪天》）对朝廷的腐败无能、节节退让，他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木兰花慢》）“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且置请缨封万户，竞须卖剑酬黄犊。”（《满江红》）“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对苟安偷生的民族败类，他咬牙切齿：“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水龙吟》）“野马尘埃，扶摇下视，苍然如许。”（《水龙吟》）“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满江红》）对祖国的统一，他纵情高歌：“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回首日边去，云里认飞车。”（《水调歌头》）“袖里珍奇光五色，它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澄碧。”（《满江红》）直至晚年避居铅山，忆及自己“气吞万里如虎”的年轻形象时，也忍不住唱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檐突骑渡江初。”侠肝义胆，忠愤一腔，发之于词，铁骨铮铮。
关于辛弃疾笔下的一些“闲适词”，我觉得有人把它与苏轼的这类词等量齐观是欠公允的。我们不否认辛弃疾思想性格不断发展变化中所表现出的多重性，但透过“由来至乐，总属闲人。且饮瓢泉，弄秋水，看停云”（《行香子》）、“而今老矣，识破机关，算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行香子》）、“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西江月》）这些“消极词”的表相，我们看见的仍然是词人壮志难酬的自我超脱形象，听见的仍然是“断鸿声里，江南游子”块磊难平的喟然长啸。
风格透露着作家的精神境界、作家的灵魂。
通过对苏辛二人所处时代背景及个人生活经历的粗略考察，就会发现苏辛二人豪放词风格的形成自有其内在的深层因素。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生活遭遇不同，个人的理想追求不同，自然造成个人诗词豪放特征的不同。换言之，苏轼的豪放，是其在政治舞台上跌下后，几贬蛮荒，前途、理想破灭，倾心禅佛老庄，寄情湖光山色的结果。故其豪放音质飘逸、淡泊，旷达超俗。而辛弃疾的豪放，则是国家破碎、生灵涂炭、外敌入侵，个人理想破灭情况下，词人烈火一样感情的直接外泄。故其豪放音质雄浑、慷慨，如雷贯耳。
198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