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导游
桐城诗派的诗学理论新见叠出，内容丰富。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含今枞阳县境）乎！”
姚鼐与创始人方、刘大櫆并成为“桐城三祖”。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僦是豪放，“阴柔”就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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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诗歌理论中其中有一条是熔铸唐宋，由摹拟以成真诣，那什么是熔铸唐宋，由摹拟以成真诣呢？
“熔铸唐宋”并不是将唐宋平分秋色。桐城诗派汲古的主要祈向是学唐，尤其是盛唐，桐城诗派学唐并未象前人那样沦于一偏，或就唐学唐，如明七子；或表面未尝薄唐，而骨子里却是扬宋，如翁方纲。结果都犯了偏枯的毛病。桐城诗派的意见是将学唐分成两个层面，循序渐进，以形取神。第一步是学唐人之形，也就是学唐人的规矩方圆。但唐诗浑成圆融，一片天机，摸不到门径，即使其规矩方圆亦谈何容易学！这就用得着“明七子”了。“明七子”邃古功深，虽难免有优孟衣冠之诮，但显豁地保存了唐人的矩矱。借径“明七子”学唐，不失为一条舂容大雅的终南捷径。所以桐城诗家群起为七子翻案。但“明七子”食古未化，规矩既得，便应上升到第二个层面，借学宋来由表及里地抉取唐人之神。学宋所取法的主要对象是黄山谷。桐城诗派之所以格外重视黄山谷，除前已论及的借黄诗以医俗外，更重要的是借鉴山谷遗貌取神、善于学唐的方法。山谷本人崇奉的是“领略古法生新奇”，“随人作计终后计，自成一家始逼真”。山谷学唐的成功，使他成为桐城诗派“熔铸唐宋”最需借鉴的人物。但山谷也有用意浅近的弱点，桐城诗派又主张在学黄的同时，当辅之以学欧阳修、王安石，且学宋只是阶梯，紧接着当借宋诗的长处和宋人学唐的方法，走下学上达一路。“欧王两家，亦尚能开人法律章法。山谷则止可学其句法奇创，全不由人。凡一切庸常境句，洗脱净尽，此可为法；至其用意则浅近，无深远富润之境，久之令人才思短缩，不可多读，不可久学。取其长处，便移入韩，由韩再入太白、坡公，再杜公也。”（见《昭昧詹言》卷十一）“七律宜先从……山谷入门，字字著力，但又恐费力有痕迹，故又当以杜公从肺腑中流出、自然浑成者为则。”（见《昭昧詹言》卷十四）这就登堂入室，“字字著力”，从肌理到格调完整地掌握了唐人的神韵。从而辩证地处理好了学唐学宋的关系。可见，桐城诗派“熔铸唐宋”并不是机械平面地剽剥，而是曲线式地由唐到宋，又由宋回归于唐。第一个层面侧重掌握的是唐人的格律声色，第二个层面侧重掌握的是唐人的神理气味。取精用宏，由摹拟以成真诣，由此酿成了桐城一家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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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诗派中有条理论是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是什么意思？
桐城诗派的另一重要理论是主张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拓展以文为诗的风气。桐城诗家大多是古文家，他们论文皆重“义法”，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是他们的看家本领。
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指的是作诗时要合理取材，妙用结构，以古文之穿插跌宕，用入诗中，以造成层次的丰富与内容的充实。对此，方东树作了解释：“凡学诗之法：一曰创意艰苦，避凡俗浅近习熟迂腐常谈凡人意中所有。二曰造言，其忌避亦同创意，及常人笔下皆同者，必别造一番言语，却又非以艰深文浅露，大约皆刻意求与古人远。三曰造字，必避旧熟，亦不可僻。用典又避熟典，须换生。又虚字不可随手轻用，须老而古法。四曰隶事避陈言，须如韩公翻新用。五曰文法，以断为贵。逆摄突起，峥嵘飞动倒挽，不许一笔平顺挨接。入不言，出不辞，离合虚实，参差伸缩。六曰章法，章法有见于起处，有见于中间，有见于末收。或以二句顿上起下，或以二句横截。”（见《昭昧詹言》卷一）桐城诗派中人多从古文家的眼光来赏鉴批评古诗，角度独特，往往发前人所未发。
第一，桐城诗派以古文之法为诗是一个文学技巧，借助散文的写作方法来锻炼作诗的技巧。第二，桐城诗派以古文为诗，也确实拓大了诗境，增强了诗作的艺术表现力。由此可以看出，桐城诗派的”以古文义法通之于诗“不失为一种宏通的理论和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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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姚鼐。姚鼐（1731—1815年），字姬传，是清代诗人。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表现出非凡的天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刘开、李宗传、方绩、姚莹；上元梅宗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