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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一章里，我们将带你去了解兴趣说，兴趣说是南宋严羽倡导的美学思想，它是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观点。兴趣指审美主体为审美对象所激发的情兴意味。用在诗论史上严羽首先以“兴趣”论诗。
“兴”指诗兴，即作家在和外物接触中所引起的情思和创作冲动，即《文心雕龙·物色》篇所说的“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之“兴”。“趣”则指诗歌的韵味，与钟嵘《诗品》所说的“滋味”、司空图所说的“味外之旨”相通。“兴趣”则是诗歌创作要有感而发：即事名篇，兴会神到，诉诸艺术直觉，不假名理思考，表现上则要求自然天成，不事雕镂。把兴趣作为创作问题首先提出的，是严羽的《沧浪诗话》，其中诗辨把兴趣作为诗之法有五之一提出。这是针对宋诗中以抽象说理为诗、以堆砌典故为诗而发，无疑在当时具有积极的补偏救失的意义。但兴趣说不能作为诗歌创作的普遍原则。
严羽结合唐、宋两代的诗歌创作的经验教训，指出诗歌意境的创造要自然、浑成、含蓄，要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特征。要做到如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达到“莹彻玲珑，不可凑泊”的境界。他强调诗歌创作不要拘泥于对具体事物形状的描写，不要专门追求诗歌表现的技巧，更不应在诗中作抽象无味的议论和典故堆砌。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能给人以丰富的美感享受的艺术境界。严羽的“兴趣说”对后世影响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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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说”的提出者严羽是怎样的人？
严羽南宋诗论家、诗人。字丹丘，一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生卒年不详，据其诗可推知他主要生活于理宗在位期间，至度宗即位时仍在世。他与同宗严仁、严参齐名，号“三严”；又与严肃、严参等8人，均有诗名，号“九严”。
严羽生活在南宋末年，一生未曾出仕，大半隐居在家乡。但在元军入侵、国势垂危之际，仍很关心时事，爱国思想在诗中时有流露，对朝政弊端也颇多不满之词，如《北伐行》、《四方行》、《有感六首》等。所以戴复古说他“飘零忧国杜陵老，感遇伤时陈子昂”（引自朱雯《严羽传》）。他的七言歌行仿效李白，五律除学李外，还学杜甫、韦应物。但主要倾向仍为王（维）、孟（浩然）冲淡空灵一路。他最重要的成就在于诗歌理论，著有《沧浪诗话》。创作成就远逊于理论贡献，历来诗论家多指出这两方面的差距。《四库全书总目》说他的创作“志在天宝以前，而格实不能超大历之上”，“止能摹王孟之余响，不能追李杜之巨观也”。
其诗集名《沧浪先生吟卷》（或名《沧浪吟》、《沧浪集》），2卷，共收入古、近体诗146首。有《邵武徐氏丛书·樵川二家诗》本。《沧浪诗话》则附于诗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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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说中最有影响的是哪位？
最有影响的诗话，是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的《沧浪诗话》，它也是最早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诗歌论著，其成书可能在绍定元年（1228年）以前。全一卷，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五部分，卷末附有《与吴景仙论诗书》一文，它多为后世说诗者所称道。其中‘诗辨’提出了论诗的宗旨，乃全书总纲所在；‘诗体’主论诗体风格的演进；‘诗法’主论诗的作法和技巧要求；‘诗评’举例评述汉魏以来的诗歌；‘诗证’对某些诗的作者和异文等的考辨。‘诗辨’最为重要，‘诗评’、‘诗法’和‘诗证’亦多有可取之处。严羽主张诗有别材、别趣之说，强调‘兴趣’和‘妙悟’，反对‘尚理而病于意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因此，他提倡以汉、魏、晋特别是盛唐诗歌为师，批评宋代苏轼、黄庭坚以及江湖派诗人等‘以文学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弊病。但同时他又进一步发展了司空图的‘神韵说’，无视文艺创作源于现实生活的事实，引导诗人盲目仿古复古，致使后世一些诗歌创作和诗论离开了客观实际而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沧浪诗话》的影响很大：一方面，它推动了后世特别是明代诗歌的发展，明胡应麟认为明诗能‘上追汉唐’，就是靠严羽的提倡；另方面，它又造成了以后特别是明代‘七子’和竟陵派以及清初王士祯的诗论脱离现实的不良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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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严羽的一首小词
满江红
日近觚棱，秋渐满、蓬莱双阙。
正钱塘江上，潮头如雪。
把酒送君天上去，琼琚玉佩鹓鸿列。
丈夫儿、富贵等浮云，看名节。
天下事，吾能说；今老矣，空凝绝。
对西风慷慨，唾壶歌缺。
不洒世间儿女泪，难堪亲友中年别。
问相思、他日镜中看，萧萧发。
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观点。实质是对有感而发、兴会神到的要求。“兴趣”一语在宋以前的诗文中虽然出现过，但作为创作问题首先提出的，是严羽的《沧浪诗话》。在《沧浪诗话·诗辨》中，严羽把“兴趣”作为“诗之法有五”之一提出；又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兴”指“诗兴”，即作家在和外物接触中所引起的情思和创作冲动，即《文心雕龙·物色》篇所说的“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之“兴”。“趣”则指诗歌的韵味，与钟嵘《诗品》所说的“滋味”、司空图所说的“味外之旨”（《与李生论诗书》）相通。“兴趣”则是诗歌创作要有感而发：即事名篇，兴会神到，诉诸艺术直觉，不假名理思考，表现上则要求自然天成，不事雕镂。这是针对宋诗中以抽象说理为诗、以堆垛典故为诗而发，无疑具有积极的补偏救失的意义。对一部分抒情短制来说，这样的要求也完全是合理的。诗自然应该有感而发，不能无病呻吟，但一时兴会神到，不假名理思考的诗，固然可以成为名篇，也未必篇篇都是佳构，同样，思出沈郁，有为而作之诗，也未必都不是好诗。针对诗歌创作的无病呻吟，堆垛陈腐，提倡兴趣，是无可非议的。却不能作为诗歌创作的普遍原则。直抒胸臆、叙事流畅、议论慷慨之作，在李白、杜甫以至唐诗中，都不乏这样的名篇。所以“盛唐诗人惟在兴趣”之说，其概括具有片面性。这一原则后来为“神韵派”的王士所继承，用以反对明代七子的拟古主义，同样有积极的意义，但他片面强调兴会神到，“兴而作”，以至“色相俱空”（《带经堂诗话·分甘余话》）等，更加发展了“兴趣说”的片面性，成为排斥艺术思想性的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