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威廉斯（BettyWilliams，1943－）曾因与梅里德·科里根一起创立和平人社团而获得1976年诺贝尔和平奖，该组织致力于和平解决北爱尔兰问题。现任全球儿童基金会及世界儿童慈善中心主席。同时，她还是华盛顿亚洲民主协会主席、新东南大学客座教授。2006年，她与多人发起了诺贝尔妇女倡议。
我今天站在这里，有一种谦卑的感觉，有一种历史的感觉，有一种荣誉的感觉。
我也代表勇气站在这里，给挑战以命名。对正式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我感到卑微，因为有如此之多的人们参加了这场运动，它才引起了对我们领导作用的这般注意，这样一个奖励才可能有理由做出。M．科里根和我在我们的一生中会感到一些欣慰，的确是我们发出了这个最早的呼吁，这是一个开启了北爱尔兰人民心头巨大和平渴望的呼吁，而且如我们马上就发现了的那样，是全世界人民心头的和平渴望。这还不仅仅是在挪威，而挪威人民对我们事业所表现出的慷慨也是我们现在有能力扩展我们运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仅仅开启和平的渴望永远也不够。所有的能量、所有的决心都表达着一个压倒一切的要求：结束这场毫无益处的使用武力的病态循环。但是这在人民中引发的却只是激动然而又短暂的反响，就像以前发生过的多少次一样……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组织起来，积极地使用这能量和决心的话，它还将不过如此，而且永远不过如此。
所以，在第一个星期，科里根、麦克沃恩和我就创建了"和平人民"的运动，以便对我们业已肯定是潜伏在绝大多数人民心中的这种渴望给以真正的领导，指出方向。甚至那些感觉到--现在或许还继续认为--在公开场合必须反对我们的人，这种渴望也深藏在他们心头。
除了"和平人民"的创建外，这第一个星期当然也因别的事情而值得记住。对于那些最直接参与的人来说，第一个星期中最难忘的记忆就是一个年轻的共和军成员的死亡和被这个死者的汽车所撞死的3个孩子。在1976年8月10日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所发生的悲剧事件之前，人们对于持续暴力的那种毫无头脑的愚蠢早就有了一种深深的沮丧之感，但是这4个年轻人在暴力那可怕一刻的死去，将这种沮丧之感导向了爆炸，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和平运动的可能性。也许，死去的儿童中有一个6个星期的孩子，坐在妈妈推着的一辆婴儿车中，这一点使得这场悲剧格外不能忍受；也许，这属于同一个家庭的3个孩子：婴儿安德鲁、小约翰和8岁的乔安娜·马圭尔，在一个事件中死去，而且他们的母亲安妮--科里根的姐姐--还负了重伤，这种悲痛就格外深重；也许，是这种可怕而又完全没有必要的丧失生命，激怒了人们在那个星期成千上万地站出来抗议。我们也没有忘记那天失去了生命的那个年轻的共和军丹尼·伦农，他那天可能卷入了试图枪击士兵，而他自己被击毙。可能有人会说他是罪有应得，但对我们而言，这又是另一个年轻的生命不必要地丧失。对我们来说，在过去的8年中每一个死亡，每一场战争中的每一个死亡，都代表着生命的不必要的浪费，代表着一位母亲劳苦的被践踏。
我们拥护生命和创造，我们反对战争和毁灭，在那个星期我们的愤怒中，我们喊出了暴力必须停止。
然而，呼喊之余我们也开始做别的与之相关的事情。麦克沃恩写了"和平人民宣言"，它用朴素的语言指出了到达真正和平的道路，随着这个宣言的发表，我们宣布了"和平人民运动"的创立。我们开始计划一系列的集会，这些集会要延续4个月，通过这些集会，我们将动员成千上万的人民，号召他们走《宣言》所指出的道路。
《宣言》里的语言是朴素的，但《宣言》的道路并不容易，如同所有与这个历史性的诺贝尔和平奖相联系的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在这条路上我们不仅必须排斥所有暴力技术的使用，我们还必须寻找建立和平的工作--去做这工作。这是一条奉献、苦干和勇气之路。
在这4个月中，成千上万的人民站了出来。如果不是他们站了出来，我们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所以，我感到很谦卑，由我来接受这个奖励；但是我很自豪，以所有"和平人民"的名义，站在这里接受奖励。
我也有一种历史之感。我感受到了在我之前所有站在这里受奖的人。我们尤其想起了马丁·路德·金，我们珍藏着对他的记忆，他的理想他的声音仍在激励着我们，如同它们对全世界所有参与、所有积极投入为了正义与和平的非暴力斗争的亿万人民的激励那样。
科里根、麦克沃恩和我有此荣誉去年在柏林从国际人权社柏林分部接受了卡尔·冯·奥西埃茨基奖章，所以，我们更有理由想到此人。他，在42年前，身处希特勒德国的监狱之中，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他不能前来这里受奖，但是，这对当时那些在无望中为正义活下来而奋斗的人是多么大的鼓励，对今天为非暴力而奋斗的人，是多么大的鼓励。
当我们想起奥西埃茨基和那些在监狱中憔悴的人，我们也想起那些现在北爱尔兰监狱中的人，那些被传统误导使用暴力的年轻男人和女人。我们寻求在一个非暴力社会中他们的尽早获释。我们想起了像埃斯基维尔这样的人，他在阿根廷未经审判而被囚禁，我们想起了全世界那么多相似的被监禁者，他们惟一的"罪行"就是他们对用非暴力方式在人类大家庭中创造正当联系的坚持不懈的奉献。所以，我们觉得自己是站在由过去传下来的一个历史行列之中，觉得我们自己，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一个充满了机会和危险的重要时刻。
带着这么一种历史感，我们感到了一种特别的荣誉--给妇女的荣誉，在这一时刻或许更显得特殊。战争传统上是男人的活计，尽管我们知道女人常常是暴力的起因。但是，妇女的声音，那个最直接地育出新生命者的声音，当对一场接一场战争的浪费生命提出反对的恳求和哀告时，却总是无人倾听。在争取一个非暴力世界的斗争中，妇女的声音有着特别的作用、特别的心灵的力量。我们并不想用性别主义或任何形式的好战的女权主义来替代宗教教派或意识形态的分野，但我们的确相信，如同麦克沃恩所相信的--他在精神上与我们在一起，妇女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将发挥领导性的作用。
所以，我们的荣誉是所有妇女的荣誉，特别是她们在领导一场为争取正义与和平的社会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的荣誉。在呼唤和平工作所需要的爱上，同情比智力更为重要，本能常常比冷冷的理性具有强大得多的启示力量。我们必须思考，必须苦苦思考，但在我们开始思考之前我们没有同情的话，那么我们多半不过是开始与各种理论纠缠。这整个世界被意识形态、被理论划分着左与右，人们时刻准备为他们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战。然而，整个人类家庭却可以用同情来联合，如同麦克沃恩最近在以色列所说的，"同情自动地承认人权……它不需要一个宪章"。
在那么多不同的文化中，在那么多业已过去的世纪里，妇女的角色被从人们所称的公共事务中排除出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们精力要集中于与家庭相关的事情上，她们更保持着与实际生活的紧密联系，与孕育生命和爱的生活的联系。为了生存，人类历史的一个时刻也许会到来，这种生活将压倒那些导致了战争的自命不凡的冒险而获得荣誉。
但是我们并不希望看到男女这样的分裂，我们只希望看到一种自然的、尊重人的爱的合作。妇女和男人一道就能够将这个世界创造为美好的人民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自己称为"和平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