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自己而言，我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和谐的精神，"宽宏与和谐"，将此作为我政治生活的准则之一。有一个我自己喜爱的说法："我站在这里，你站在那里，但是我们是好朋友。"人与人不同是极为自然的，然而，所有的人都要以宽容接受这些不同，并寻找他们能够通过相互理解而共同和平生活的道路。这个，的确就是在政治现实中指导我的道义原则。我高兴地说，这得到了日本和其他地方许多有着良好意愿的人们的支持。
这种精神，如果应用到外部关系的领域，不管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政策的分歧，都能够发展出维持和平与友好关系的政策。
由这种精神所激励，我首先而且最为强调睦邻外交在亚洲的发展。面对不同的国家和涉及的不同问题，有的时候将这种政策付诸实践并非易事。然而，我从未采取过一种意味着我们用敌视态度看待一个外国的政策，我总是用最大的诚挚来指导自己，总是准备好进行对话。
带着头脑中这样的观点，在任职首相后不久，我与大韩民国就关系正常化进行了最真挚的谈判。这些谈判遇到了不少困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和韩国人民双方的民族感情，由于日本过去对韩国的统治这个历史事实，以及朝鲜半岛分裂归入两个阵营所致。
然而，平等、互利和现实主义地寻求与近邻建立友谊的指导精神，首次证明了它的功效。1966年1月，日本和大韩民国之间的《基本关系条约》和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协议生效，这样就解决了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
现在来看一看60年代的东南亚。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迈着相对稳健的步子，尽管有着越南战争这个严峻问题，幸运的是它没有蔓延出印度支那半岛。
这个进步是不同的国家在其领导人智慧的领导之下，从未停止的创造精神和努力的结果。我相信日本也得以对这个进步作出了某些贡献。日本曾站在那些1966年参与建立亚洲发展银行的国家的前列，在召集第一次东南亚经济发展部长会议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参与了亚洲和太平洋会议。日本采取了各种努力来促进区域合作的发展和相互之间的团结。东南亚的领导人对我们国家在这一非军事地区的经济和技术方面所起的作用评价很高。我相信，我们必须更为积极地继续这种合作，以获得扎实的成果。此外，"青年海外合作队"的活动在我任期内也大为增加。这个组织的成员投身于手牵手地与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人民共同辛勤劳动，以改善那里的生活水平，这不仅在东南亚，而且遍布各个发展中国家。
我愿意相信，由于与亚洲领导人为加深相互理解而有过若干次心对心交谈的机会，我得以为培育世界我们这个部分的友好睦邻关系作出贡献。
由于一种有趣的巧合，我的生命开始于1901年，正是第一次诺贝尔和平奖授奖的那年。74年来，诺贝尔和平奖目睹了追求世界和平中光明和黑暗的阶段。在我的一生中，我也分享了同样的经验。所以，我觉得或许能允许我冒昧地就我们当代文明面临的那些主题中的一个发表一些看法。
这个主题不是别的，正是利用热核能量的问题。热核能量的一个方面是其巨大的、潜在的毁灭性力量。由于这个原因，这种能量显然可以对人类造成可怕的威胁，这依赖于使用它的方式。它另一个不可抹杀的方面则是潜在的无限的能量，它可以为明天的文明开辟新的前景。
今天，人类在诸如人口、食物、自然资源、能源和环境等领域面临困难的挑战。
这些都是严峻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寻求解决办法时作出错误的选择，它们可以摧毁这个世界上的和平。发达工业国家与那些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和那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增大。除非这个困难由新的能源资源的促进所克服，尤其是由对核能的和平利用--它能够保证向全世界提供稳定的能源，否则我们就将走入一条死胡同。
但是，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核废料的处理和安全，而人们的印象是这方面研究的发展已陷入僵局。这样一种僵局不过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阶段，直到技术上的革新达到一个重大的突破时为止。我相信只要我们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坚持不动摇的信心，将世界上那些最聪明的头脑的努力结合起来，人类一定能够建立一种新的、未来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文明。核聚变方面的研究和发展--这被认为是核能源最干净的来源--当接近实际应用的阶段时，面临严峻的问题，除非建立一个研究和合作的国际体系和机构，否则是不能解决的。
几年以前，我奠定了无核三原则，这为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信念作了具体的表述。如同我以前说过的，这是因为整个民族反对利用热核能量作为杀害他们人类同胞的手段。
然而，我完全赞同对核能量的和平利用。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今天在这里表达关于和平利用这种能源的三个观点。
首先，我们需要制定国际性的安全标准。我相信和平利用核能源方面的研究和发展应该在共同的、世界范围的规则下进行，这将把环境问题考虑在内。对此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建立国际性的统一的安全标准。我希望尽早看到由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在制定这类标准方面的进展，它在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能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其次，必须缔结一个有关交换和分配核燃料的国际协议。由于世界性能源短缺的趋势，存在着这样的危险：未来某一天获取核燃料的不加控制的竞争将会发展。不用说，这样一种发展将是对和平的威胁，有害于人类的良好意愿。所以，我相信现在就必须采取富有成效的步骤，为未来奠定健康的前景。
根据以上所言，最为迫切的是看到一种体系的建立，为核燃料的交换与分配缔结一个协议，核燃料将被置于一个国际机构的控制之下，它将保证那些需要核燃料的国家得到稳定的供应。不管怎样，和平利用原子能发展转折的一个迫切命题就是一个国际协定，它至少能为核燃料需求问题作出共同的调节。
最后，是关于在核聚变的研究和发展上国际合作的问题。能够有效利用热核能量的系统的快速发展，看来超过了单独一个国家的能力，不管这个国家的资源有多么伟大。我设想，如果我们能够把世界上那些最伟大的头脑集中到一起，将核聚变用于实际利用所需的时间就会明显缩短，而就现在的预料来看，这样一种突破可能需要另一个20年至30年。
日本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已达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我不怀疑，如果创立这么一个国际研究机构，我们中间那些年轻聪慧的头脑将会高兴地自愿参与它的工作。
我愿意宣布我的可称之为"和平利用核能三原则"的三点看法，正在逼近的矿物燃料能源危机的警告，到现在为止，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尽管有着这些警告，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尚只有有限的进展。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是头脑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确，民族主义作为自由和组成国际社会的每个国家平等的象征发挥了作用，就政治性而言，在这个世界上，民族主义的历史性作用尚未发挥出来。
然而，很清楚的是，从扩展人类未来的观点来看，头脑狭隘的、目光短浅的民族主义的确有碍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发展。它肯定不能促进它的发展。所有民族应该以积极的努力联合起来，将和平变为现实，巩固和平的基础，以保障所有人类的进步和更好的生活。
在这一时刻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我感到非常荣幸，它是和平奖委员会杰出成员们决定的结果。我深受感动，因为这意味着我过去岁月中持续地致力于和平得到了国际承认。然而，当回首日本历史，我禁不住想到在我之前我的国家中那些为和平工作的人们，他们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我，他们可能比我更有资格来接受这个和平奖。
我不仅在狭义上想到对和平作出的贡献，我还相信我们的人民，凭借着他们的能力和努力，是天生能够对人类文明作出伟大贡献的。
如果诺贝尔奖1000年以前就设立了，文学奖的第一个领奖者或许会是一位日本妇女。同样，如果日本加入国际社会的生活早几个世纪，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的日本获奖者也可能不少了。现在，诺贝尔奖的日本受奖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尚只有5位。对我来说，这种情况发人深思。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日本的历史和文明走的是非常独特的道路。这是一个事实：由于我们长时期与其他国家隔离，我们受制于社会的滞后。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本来是能够在与我们的潜力相配的规模上积极地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我想我们应该对这种不幸的未能充分发挥影响，或者说未能充分地与世界其他民族交流，进行深刻的反省。特别是在近世，在我们吸收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匆忙中，在让外国了解我们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方面，我以为我们是有些不足的。
日本基本上是一个难于理解的民族，因为我们文化的基础与西方、与亚洲其他国家是如此的不同。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试着使自己更好地被理解。我不得不承认，曾有一个时候当需要国际理解时，我们自己促进这种理解的努力是不够的。
当我想起我们国家的那些天才和伟人未能获得国际承认时，我更加感受到被授予这个珍贵的奖励的幸运。与此同时，我深深感到致力于增进更好的国际理解的必要。
我打算使这个奖励具有文化意义，因此我计划将我得到的奖金用来加深我们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其遗嘱中设立和平奖的意图无疑是在各国之间促进和平联系。我愿意强调，就我自己追随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足迹而言，我将继续献身于进一步增加我的人民对国际社会的幸福作出贡献的能力，献身于赢得世界对这种努力的理解。
谢谢诸位。
葛兴隆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