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滕荣作（1901-1975），1948年加入日本自民党，次年起当选众议员，历任内阁官房长官、邮政相及电气通信相、建设相及北海道开发厅长官、藏相、通产相等职。1964年当选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并组阁，1964年-1967年、1967年-1970年、1970年-1972年连任三届日本首相。任内制定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向美国交涉收回冲绳，签订《日韩条约》。
阁下们，女士们，先生们：有如此不同寻常的荣誉来接受诺贝尔和平奖--一个有着丰富的传统，也有着世界性声誉的奖项，面对如此杰出的来宾，这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事情。
我相信，这难得的荣誉并非仅仅授予我一个人，日本人民也与我分享。我坚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这些年中，日本人民为维护和发展世界和平作了辛勤的工作，为人类的进步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所以，也以日本人民的名义，我尊敬地向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表达深深的谢意，他们决定将这个奖授予我们。带着作为一个日本人的伟大自豪，带着作为一个人的内在人性，我接受此奖。旧金山和平协议生效以来的22年中，我担任了这段时间三分之一的日本首相，对我来说，今天似乎是个适宜的机会来回顾日本人民对和平的选择，回顾他们为使这个决定具有实质性内容所做出的努力。
如果说获取和平是所有政治家的最终追求，那么，与此同时，它也是每一个个人日常生活中非常平常而又联系很紧密的东西。用相类似的话来说，它是允许每个人和他的家庭毋须害怕去追求他们人生目的的条件。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每个人才能够将他自己奉献于他孩子的教育，奉献于在人类历史上，在艺术、文化、宗教和其他社会性抱负的完成上留下他个人创造性、建设性的印记，而不会丧失对人类未来的希望。和平对于所有的个人、民族和国家来说都是重要的，也就是说，对整个人类是重要的。
从17世纪开始以来，在两个半世纪中，尽管世界其他部分的生活常常被混乱所破坏，但日本却设法在一种隔离状态中平静地生活着，既不威胁别人，也不被别人所威胁。只是在19世纪中期，日本面对着欧洲强国在亚洲的不断出现，放弃了它的孤立政策，向外部世界打开了大门，随着明治维新，开始走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
随后，日本人民经历了不同的盛衰兴败，卷入了国际纠纷，最终，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自己的国土上体验到了现代战争的恐怖。日本是世界上惟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破坏的国家。这种体验在我们人民的心头留下了难忘的印记，使得他们炽热地决心放弃所有战争。
由于充分意识到1945年被打败的痛苦教训，并且决心决不背誓地追求持久和平，我们的人民修订了旧的宪法。新宪法建立在一方面保障人权，一方面放弃战争的原则之上。日本宪法第9条这样规定：
"真诚地渴望建立在正义和秩序之上的国际和平，日本人民将永远放弃战争和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将此作为国家一项最高权力。"
这样一个放弃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与《凯洛格一布里昂条约》的精神相吻合的宣言，是由其他民族而不是日本人制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像日本这样一个大国要保证不偏离这个方向，并决心在未来坚持这个态度，就只有靠民族的一致。
战败后混乱时期结束以后的30年来，日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重建了这个国家的生活，重新得到了它的独立主权，并由于60年代科技的进步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有了生机勃勃的发展。在这期间，我们人民作出了明确的重要抉择。
这些抉择的第一个就是自发的民族一致舆论的形成：不用核武器来武装。人们经常指出，随着经济水准的提高和科技方面的巨大进步，日本已经具备生产核武器的能力。然而，尽管日本有着潜力，或者更精确地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人民自己主动地做出了坚定的抉择：不用核武器来武装。这也是日本政府坚定的政策。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明确地重申这一点，并恳请我的杰出的听众们将这个事实牢记在脑中。
对于领导任何政府的任何政治家来说，他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考虑具有最高的重要性，这是极自然的。
从担任政府的领导责任以后，我总是意识到联合国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采取了一项遵循建立在联合国宪章之上的集体安全方式的政策，以此来维持处在国际形势中的我的国家的安全。根据我的国家所处的环境，这就意味着维持1960年生效的日美共同安全和合作条约。这个条约并不针对任何国家，相反，寻求建立一种基础条件，作为维持和平的前提。这就是这个条约的含义。
然而，处在20世纪后期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核时代。在1968年岁首我在国会发表的基本国策讲话中，我指出，所有国家今天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在核时代生存的问题。
在对日本作为一个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应采取的进程进行深思熟虑之后，我建立了三项非核原则，作为日本政府的政策。这项政策宣布，我们将不生产核武器，我们将不拥有核武器，我们将不把核武器引入我们的国家。这后来又被我们国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所重申。我毫不怀疑，这项政策将被未来的每届政府所遵循。
同样也是在我的任期内，遵循与人民所表明的意愿相吻合的政策，日本政府赞同核不扩散条约的缔结并签署了它。根据我们的宪法，在批准程序完成之前需要国会的同意，我希望看到这些程序尽少延误地完成。
热核能量作为战争手段具有可怕的毁灭力量。事实上，核武器的扩散极可能危及人类的生存。核裁军现已成为头等迫切的事情。所以，美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是令人高兴的。
然而，这种进展只代表了现有核武器水平上的冻结。我们的人民最诚挚地希望世界有一天将看到所有的核武器都被废止。如果能容许我用较为现实、较为温和的话来说，以美苏为首的核国家至少应该停止它们在核武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竞赛，并诚恳地探索有效的、现实的手段来逐步减少核武器，以及对核武器的国际控制。
在此，我希望向那5个现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指出，它们对保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日本人民最为诚挚地希望这些国家作出建设性的努力，以在核武器控制和核裁军上取得某些划时代的进展作为自己的目的。
我愿意提到我任期内取得的第二项进展是日本获得了冲绳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的归还。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原可能会更糟，因为这个秩序自身的确包含着不稳定的种子，那些分裂的国家提供了这种局势的最鲜明的例子。而且，这个世界上分裂的国家主要是在亚洲，这个事实表明全球性的紧张是如何集中在这个大陆。
根据1951年在旧金山签署的日本和平协定，冲绳和小笠原--我们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被置于美国的管辖之下，而日本保留其主权。战败的事实要求我们国家同意这种安排。
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世界逐渐走向了稳定和繁荣，我们国家也重新获得了充分的经济和外交能力来对国际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随着这些发展，我上面提到的那种安排应该修改的渴望在我们的民族意识中逐渐形成。
对于100万日本人民来说，在战争结束20多年后仍处在外国统治之下显然是不正常的情况。在我们人民中间，希望看到冲绳回归日本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民族舆论。
当时冲绳在冷战的格局中成为亚洲一个关键性的战略位置。然而，在作为首相任职后不久，我即宣布我相信"在冲绳回归日本之前，日本将不会彻底从它的战后阶段走出"，因为我获得了这样一种信念：如果将冲绳置留于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中，由于这片群岛非常重要的位置，将会增加亚洲的紧张局势；并认识到冲绳的回归有助于西太平洋地区稳定的和平。
我相信，在日本和美国这样都有着民主制度和高度生活水准的国家之间，尽管有着相当的利益分歧，但将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完全可能避免对抗。关于归还冲绳的谈判的确被证明是一种挑战，幸运的是，多亏了起草者们的智慧和远见，旧金山和平协定第三款为我们留下了获得重新调整的道路。
根据日美关系中稳妥可靠的、共同分享的友谊和信仰的基础，带着减缓亚洲地区紧张局势的意图，带着促进稳定的世界和平的最高目标，我从美国找到了一种和平的、依据当时特定形势的冲绳回归。
不能说这些谈判是容易的，但是，美国作为一个友好国家，愿意倾听日本人的要求。最终，通过外交谈判，一个承认领土回归的伟大成就终于达到了。即使在世界历史上，这样的成就也是很少看到的。
作为这个政治解决的结果，环绕日本的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得到了巩固。更进一步的是，美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这对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一个关键因素放置在了一个更为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一个能够作为逐渐缓和与中国紧张关系的基础的形势也已形成。
我相信，冲绳的回归是和平更改原先状态的一个闪亮范例，它也对缓和亚洲的紧张局势、对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作出了贡献。而对于日本，冲绳的回归则是有利于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外交关系的领域内，我总是寻求与所有国家维持友好关系，而且是进一步改善它们。生活于6世纪末到7世纪的圣德太子是古代日本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也是当时佛教引进日本时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日本第一部由圣德太子制定的宪法用这样的宣告开头："和谐是值得尊重的基本原则。"这种精神是民族的、普遍的理想，它持续于日本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