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809～1895），英国自由党领袖，曾四次出任英国首相。在19世纪下半叶，他和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针锋相对，上演了一场又一场波澜壮阔的政治大戏。格莱斯顿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偶像，始终被学者排名为最伟大的英国首相之一。他坚持阅读古典著作，著有《荷马和荷马时代研究》等。
先生们：
我再次请你们与我一起看看海外的情况。同时，由于我想做到完全公正，我将告诉你们我所认为的正确的外交政策。
一点就是：通过公正的立法和国内的经济使我们帝国的力量强大起来。由此就产生了国力的两个基本的要素，即作为物质要素的财富和作为精神要素的团结和知足。同时，我们还需保存帝国的实力，保存实力以便在更重要、更值得的海外场合使用。这些就是我所主张的外交政策的第一条原则：在国内有个好的政府。
我的外交政策的第二条原则是：外交政策的目的应该是使世界上的国家，特别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享有和平的好处，以便我们在想起所拥有的基督徒这个神圣名称时问心无愧。
我的第三条原则是：如果我们想使自己成为和平的倡导者，但又认为自己比其他国家更有权就和平问题发表意见，并且把这种观点传播给别国人民，或者否认其他国家的权利，那么，很有可能我们就会破坏我们的全部信条的价值。在我看来，第三条正确的原则应该是：努力形成并尽可能长久地保持现在所说的欧洲合作，使欧洲主要国家保持联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通过保持所有国家的联合，你们即可抵消、束缚、抑制它们各自的自私目的。在这里，我不想奉承英国或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他们有自私的目的，不幸的是，我们也有正如我们近年来已经可悲地表现出来的那样。但是他们的共同行动，却会压倒自私的目的；共同行动意味着共同的目标，而能够把欧洲各国联合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目标，是与他们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紧密相连的。先生们，这就是我的外交政策的第三条原则。
我的第四条原则是：你们应当回避那些没有必要、纠缠不休的义务。你们也许会因这些义务而自夸，你们也许会因它们而自大，你们也许会说你们正在为国家赢得尊敬。你们也许会说，英国人现在可以在别国面前高高地抬起头了。你们也许会说：英国人现在已不处于那个只考虑英镑、先令和便士的自由党内阁的控制之下了。但是先生们，这一切又能说明什么呢？它说明了：你们正在增加你们的义务而没有增长你们的国力；而如果你们只增加义务不增长国力，那就是在减少、削弱你们的国力，你们实际上使帝国衰弱了而不是变强了，你们使它今后承担义务的能力变弱了，你们使它传给后代的遗产显得不珍贵了。
我的第五条原则是：承认所有国家的平等权利。也许，你们给予某一国家的同情会多于对另一国家的，不，在某种情况下，你们必然是对某一国家的同情多于对另一国家的。通常你们必然最同情那些在语言上、血统上、宗教上与你们关系最近的、或在当时情况下看上去最值得同情的国家。但是，从权利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平等的，你们也无权建立一个体系，借以将其中某一国家置于道德怀疑或监视之下，或使之成为你们经常辱骂的对象。如果你们那样做，特别是如果你们自以为是地宣称自己比他们所有国家都优秀，那么我要说，你们若乐意就谈论你们的爱国主义去吧，但你却是你们国家的一个判断失误的人，而且正在破坏别人对你们国家的尊重与敬爱。因此，实际上你给了你们国家最严重的伤害。现在，先生们，我已告诉了你们五条外交政策的原则了。让我告诉你们第六条吧！
第六条原则是：在我看来，外交政策是受我前面所提到过的那些条件制约的，而英国的外交政策应当永远注入对自由的热爱，应该有一种对自由的赞同态度，一种给自由以发展机会的要求。当然，这并不是建立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之上，而是建立在几代人在这个幸福的岛屿的海岸线之内长期积累的经验之上。那就是：你们依靠自由，可以奠定忠诚与秩序的最坚实的基础；奠定个人品性发展的最坚实的基础；做好使全国普遍幸福的最佳准备。在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上，坎宁的名字将始终受到尊重，罗素的名字将始终受到尊重，帕默斯顿的名字将始终被那些回想起比利时王国的建立，以及分裂的意大利各省统一的人们的尊重。在我看来，英国外交大臣生活和工作于其中的环境，不应对无秩序状态表示支持，相反，应该对秩序具有最深的感情。
我对女王陛下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一项指责，那就是：当他们使这个国家完全疏远了--让我们不要隐瞒事实--与那有着8000多万臣民的俄罗斯帝国的感情时。当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要完全疏远与那个国家的感情时，他们已经增长了俄国的实力。他们是以两处方式增长俄国实力的。他们扩张了俄国的领土。在欧洲各国间的柏林会议之前，索尔兹伯里勋爵会见了舒瓦洛夫勋爵，答应如果他不能在柏林的公开会议上以他的论证使俄国信服，他就将支持把多瑙河北岸、现构成自由的罗马尼亚国家的地区归还给俄国的专制政权。为什么会这样？自由党政府曾经采取过什么行动？自由党政府真的是除了英镑、先令和便士之外什么也顾不上了吗？自由党政府迫使俄罗斯退出了多瑙河。在克里米亚战争前，俄国是个势力范围波及多瑙河的国家，但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罗斯失去了她在多瑙河的位置。而一直在煽动你们对俄国的怒火的保守党政府却在事先承诺在作出决定时把那个国家归还俄罗斯，从而增长了沙俄的国力。
在亚美尼亚，保守党政府又进一步地增长了俄国的国力。但是，若不是因为一种十分特殊的情况，我并不想评述那件事的。你们知道，战争以后，亚美尼亚有一个省划给了俄国。关于这点，我并没有多少反对的情绪。对于把多瑙河北岸的地区给沙俄，并把某一国处于自由状态的人口拉回到专制统治的状态之下，我是从一开始就以各种方式竭力反对的；但是，关于把亚美尼亚的一部分人口从土耳其政府的统治之下转移到俄国政府手中，我必须承认，对此我的反应平静得多了。我自己并不担心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丝毫也不担心。我想，这种担心是无益的。而且，我不想鼓励俄国在亚洲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侵略趋势。但是我承认把亚美尼亚的一部分从土耳其转到俄国的控制之下，这种情况也许是有利的。
关于俄国，我观察到她有两种立场。俄国在中亚的立场，我相信，世界上公正的观点同样也认为，主要是一种不以她本身意愿为转移、不得已的立场。她被迫在中亚向南扩张她的边界，她扩张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类似于通常驱使我们在印度扩张边界的原因。只不过，她的原因显然比我们的更为迫切、更不可避免，而我们则采用了一种更为重要的方式。先生们，我把这点大部分归功于先前政府的声望以及对克拉伦登勋爵和格兰维尔勋爵的尊重。在我们执政时，曾与俄国订立一个条约，在条约中，俄国答应不在阿富汗施加任何影响与干涉，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阿富汗应该继续保持自由独立。在我们那届政府执政期间，两个国家都严格、忠实地履行了条约。但是，先生们，俄国还有它的另一种立场--对土耳其的立场。在这里，我要抱怨政府增长了俄国的国力。
郑晓晓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