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1913-2006）美国第37位、第38任总统。福特上任之后面对几乎不能克服的任务，如通货膨胀、恢复经济、解决能量短缺等问题，并且努力保证世界和平，政府干预花费作为解决美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法和趋势。1972年、1975年、1981年福特曾3次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他，双方重申遵守《上海公报》。著作有《和解的日子》。
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它在亚洲有极为切身的利害关系，并负有在缓和紧张局势、防止敌对行动和维护和平方面起带头作用的责任。世界的稳定和我们自身的安全有赖于我们对亚洲所作出的保证。
在1941年，即34年前的今天，我们在军事上是没有准备的，我们在太平洋的贸易是极为有限的，我们对菲律宾行使着管辖权，我们专心注意着西欧。
我们的天性是孤立主义的，我们已经跨过那个时代。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同亚洲巨大的商业关系正在发展。我们带头让菲律宾获得独立。现在我们在对太平洋托管领地作出新的联系和安排。
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中心已经向西转移。我们在太平洋的利益和所关切的问题增加了。过去，我们具有一个孤立主义国家的行动自由。现在则已负有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当我这次访问亚洲三个重要国家（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后回来时，我更加认识到我们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利益了。
世界大国对安全方面关切的问题在亚洲交织在一起。美国、苏联、中国和日本均为太平洋国家。西欧同亚洲在历史上和经济上均有着密切联系。太平洋的平衡对美国和太平洋其他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
新太平洋主义的第一个前提是，美国的实力是太平洋一切稳定均势的基础，我们的眼光不应只限于关心安全。但是如果没有安全，就不可能有和平，也不可能有进步。维护我们在亚洲的朋友和盟国的主权与独立仍然是美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认识到，光靠军事力量是不足以保证安全的。人心归顺和社会正义是抵抗颠覆或侵略的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尽管如此，我们对我们自己，以及对那些依靠我们继续支持以保持其独立的人们，都有义务在整个太平洋维护一种灵活和均衡的实力地位。
新太平洋主义的第二个基本前提是，同日本的伙伴关系是我们战略的一大支柱。没有任何关系比这种伙伴关系更受到我的注意了。在美国历来为同遥远的文化和人民保持联系而作出的努力中，没有比这一伙伴关系更成功的了。日美关系使每个美国人和每个日本人都感到骄傲，我们的双边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最近的互访是基本的政治伙伴关系的象征。我们已开始同日本和其他先进的工业民主国家拟订一些协调经济政策的较好的办法。我们在本月还将同日本、我们的欧洲朋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一起开始确定南北方经济关系的一种较为有效和公平的格局。
新太平洋主义的第三个前提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这加强了我们同这个占人类近1／4人口的伟大国家的新的联系。这是美国对外政策最近取得的又一巨大成就，它结束了两国近25年的敌对状态。我去中国访问是为了加强将近4年前开始的对话。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副总理--就广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有利于加强我们对彼此的观点和政策的了解。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由于我们两国的社会、哲学和在世界上的处境不同，所以我们对各自的国家利益的看法也有分歧。
但是，我们确实找到了共同点。我们一再声明，我们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有着共同的关切和一致的意见。我们一致认为，亚洲各国应在一个相互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人民不受外国侵略的威胁、不干涉别国内政，以及根据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上自由地发展。我们一致反对在亚洲及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的任何形式的霸权。
我重申了美国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心。双方都认为我们的讨论是有意义的、有益的、具有建设性的。我们的关系正在成为国际政治形势中的一个永久的特点。它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而且也有利于这个地区，以及全世界的各国人民。
新太平洋主义的第四个原则是，我们继续与东南亚的稳定和安全有着利害关系。
新太平洋主义的第五个原则是，我们相信亚洲的和平取决于解决悬而未决的政治冲突。
新太平洋主义的第六点是，亚洲的和平需要一个反映这一地区各国人民愿望的经济合作结构。
郑姗姗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