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雍正过人的心智，他既不像大阿哥允褪、八阿哥允禩那样公然地谋取储位，同时也不像三阿哥允祉那样釜底抽薪拆老大、老八的台。相反，他表面上曾一度向大阿哥、八阿哥集团靠拢，另外，他也知道八阿哥允禩等人企图行刺太子的事，但他也并没向康熙揭发这个阴谋。
在当时诸皇子争位互不相让的气氛中。雍正的这种大度作风，顾念父子手足亲情，再次让康熙感觉到雍正是深明大义、胆量过人、注重手足亲情的皇子。
以忍为上策
雍正主张“凡事以忍为好”，戒急用忍，先制冲动，这是雍正从政后为人处事的一大原则。
在雍正还是皇子时，其父皇康熙告诫他处事要“戒急用忍”，而雍正正是这样去做的。
雍正即位后，并没像历代帝王那样急于将政敌置于死地，而是采取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这是经过认真的分析、判断和策划，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假如雍正急于实行屠戮政策，不仅会引起政局动荡，还有可能激发他的政敌发动政变。
雍正恰恰看清了这一点，他知道在政局还不稳的时候，冒然采取狠辣手段是相当危险的——狗急跳墙，兔急咬人，穷寇莫追，这正是所有能干大事业的人的禁忌之一。
雍正自然不会犯这种浅薄的错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经历多见识广，因此才能有超常的忍耐力，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
从雍正处理允禊、允欐等人的情况看，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的确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周密策划和精心安排的。
他考虑到允禩是这个集团的首领，必须先给予宠信，笼络和控制他以防止发生变乱；允禩在朝野上下支持的人较多，性情又强悍，不囚禁不足以制裁；对允糖、允欐等人的打击，实是以杀鸡给猴看，令其党人产生恐惧心理而有所收敛为目的。对于即位之初，头三脚还未踢开，御座尚未暖热的雍正来说，首先需要的是时间，把必然会来的动荡尽可能地后推，等坐稳了江山再说。
其次，他对政敌只是拘禁，而不妄加杀戮，是因为他不敢杀。雍正意识到，对于之所以敢于同他或明目张胆地对抗，或背地里给他出难题，就是为了触怒他，让他做出过分的处置，这样不仅会使他得到一个“凌逼弟辈”的恶名。
雍正自有心机，他在朝中对大臣们说：“这伙人任意妄行，惟欲朕将他们治罪，以受不美之名，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必至杀人，杀戮显着，则众心离失，以图侥幸成事。”
譬如允欐一开始就不买雍正的帐，当面加以顶撞；允糖也在他面前傲慢无礼，雍正都能忍则忍，并没有立即治罪。上面说的那一些顾虑，使他对政敌的处置不得不慎重，不敢恣意而行。
更有甚者，就连允糖因“图谋不轨”获罪后，雍正在处理允糖的女儿和外孙时，也是思之再三，决定不下。他原想拆散那母子二人，又恐孩子小，容易夭折，怕自己因此“招许多非议”而费尽思量。
由此可见，虽贵为一国之君，有时也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
即便如此，雍正还是招致许多非议。什么处置允糖是“凌逼弟辈”；什么惩治不法之徒是“公报私怨”，等等。
雍正对此简直是百口莫辩。在当时情况下，辩解无用，就算雍正说得天花乱坠，也少有信者。于是他做出了一件高明的举措，即提升上书要求他“亲骨肉”的孙嘉淦为国子监司正，以示鼓励——提升孙嘉淦，雍正这一着数出得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要通过此举向满朝文武表明，他是赞成孙嘉淦意见的，他也在顾念兄弟亲情。说白了，雍正提升孙嘉淦，就等于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说：我原本就是顾念兄弟亲情的，以后能不能亲，让不让亲，亲不亲得，那可不由我说了算，就看这拨人的作为了。他采取老虎挂念珠的策略，外示慈悲，内藏机锋又何尝不是一种忍者的智谋呢？
做大事不可固执己见
雍正认为，成事在人，谋事在天。做大事不能太固执。
雍正当政的第七年，他着手成立了军机处，并以此开始全面而直接地管理国家各种事务。
在这一年，准噶尔蒙古部落的策旺阿拉布坦发生全面叛乱，雍正决定对其发动平叛战争。为了使这场战争能够取得全面胜利，他采取了许多措施，设立军机处就是其中的一项。
当年六月，雍正发布上谕，称：“两路军机，朕筹算久矣。其军需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
那么军机处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当时诸王公大臣并不知晓，因为雍正当时说得明白，即交与怡、张、蒋密为办理。由此看来，雍正在筹建或办理某些重大事件前，多采取密而不宣的策略，只在心中暗自筹划，此后才交给个别亲信大臣来办理。这正是雍正为人谨慎，未雨绸缪的最佳体现。
军机处，全称“办理军机事处”，是由雍正一手设立的政府中枢机构。
关于军机处设立的准确时间、名称的沿革，古往今来公私着述众说纷纭。
但雍正创建军机处的动机却有必要阐明一下。照传统的说法，一是前文中提到的西北用兵的需要，二是出于雍正为稳固其皇权所作的考虑。
对雍正来说，军机处的设立一开始即不是临时性的，而是本着长远统治的需要，当时看来为稳固其皇权比西北用兵一事就更为重要。因为当时雍正虽已将诸兄弟打倒了，但散布于中国上下的势力却仍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也就是他们与传统的官僚机构仍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内阁、六部及议政诸王大臣中仍可能有同情者或同路人。雍正本人对此当然非常清楚，但他本人毕竟不能把所有官僚机构统统推倒重来。假如他那样办，既违背群情，又与祖制相悖，物极必反，同样不利于稳定。因此。在经过反复思量后，雍正便只好另起炉灶，重新创建一个可以囊括一切机要权柄，又能服从他指挥的由亲信人员组成的新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军机处。
事实上，军机处的创设，也的确起到了囊括一切机要权柄的作用。先从军机处的职位设定讲起：军机处仅设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两种职官，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雅称“枢臣”。枢臣意即控制国家中枢神经的大臣的意思。因此，枢臣要由雍正亲自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地选拔。
或由军机章京开仟，或从满清王室中选任。从历史上看，军机大臣的名额并没有特殊的限定，多寡悉从皇帝随心所欲。刚刚创建军机处时，雍正只任命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三人为军机大臣。后来出于现实的需要，人数又有所增加，最多时达十一人，表明了雍正亲信的增加。
这些军机大臣之间并无隶属关系，雍正只以品质高、资历深的为领班，他们却互不受对方的统属，各自独立办理雍正交给他们的机要事务，即各自只对皇帝一人负责。
此后雍正又规定：军机大臣全称“军机大臣上行走”，对初人军机处的，前边还要加上“学习”二字，即“军机大臣学习行走”，所谓的“学习”，就是试用的意思，事后证明干不了这差事的就请卷铺盖走人——这也就是说，军机处是个高效率的办事机构，这里不养懒人，不养闲人，更不养平庸之辈。当然，雍正还有另外一个原则，那就是“唯用亲信，不问出身”。
军机处章京，俗称“小军机”，雅称“军机处司员”。雍正在初创军机处时则将他们称做“军机处协办”，意即办理国家军机要务的协理员。
雍正时军机章京名额无定，雍正只规定了军机章京的选拔标准，即：
“人品端方，年富力强，字画端楷”，并要求具备“办事慎密”的条件。
正因为军机处同时是一个保密性很高的机构。为了防止军机处内的人员泄漏机密。雍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连里边洒扫庭院、勤杂进水的人员都考虑到了。因此规定此类人只能从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儿童中选取若干人以资使用。再就是军机处的办公地点，为了提高办事效率，同时也为了便于雍正亲自指挥，军机处办公地点初设在乾清门外偏西处，后移至与雍正的南书房毗邻，再后来又移至宗西侧。这些地方都离雍正的寝宫不远，主要就是为了联系方便起见，后来雍正常住圆明园，因此圆明园内也特设了一个军机处值班房。
由此可以想见，雍正几乎把军机处看成了自己的一件随身物件，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也就是说，军机处领值班大臣随时跟随皇上行动。由此，就更可知军机处在雍正心目中的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