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劲光接下去说:“仅从兵员数量、装备质量上看,明显‘敌强我弱’。单靠留守部队的少数兵力,这么长的防线,确有困难。但是和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日战争形势联系起来看,黄河对岸,无论是晋西北、晋西、晋东南,都有我八路军主力和友邻部队在不断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进攻计划,牵制敌人侵犯河防的行动。所以我们坚守河防,不是孤立的。更何况我们还有地理上的优势:黄河虽然蜿蜒千里,但水深流急,渡口很少。东岸多土山,西岸多悬崖峭壁,无法架桥,要渡河只能漕渡。这样的地形条件,利于守而不利于攻。还有一条,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援,这是孤军深入的日本侵略军所不能比的。”讲到这里,萧劲光稍作停顿说,“综合这些条件,我们的‘弱’就不是单纯的‘弱’,敌人的‘强’也不是真正的‘强’。只要我河防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加上部署、指挥得当,河防就会固若金汤。我们一定能胜利担当起保卫河防的任务。”
看得出,毛泽东对萧劲光的汇报是满意的。萧劲光一讲完,毛泽东便径直说道:“现在就要起草一份电报,把兵力部署告诉贺龙他们。”
翌日,留守兵团便向黄河对岸第一二○师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等,发去毛泽东口授并亲自修改过的电报:
(甲)为保障我们河东部队能在晋省支持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及于必要时能迅速安全的西渡,且增加敌人河渡之障碍,故河防之巩固为目前紧迫任务。
(乙)已将整个河防线(由神府马镇到宜川临真河)划分三段,各段设河防司令部指挥之。1、从临真河以北到清涧之河口,设两延河防司令部,何长工任司令员,以警备五团为河防部队;2、从河口到葭县归五县(陕西省绥德、清涧等5个县)警备区指挥,以七一八团及警备三团为河防部队;3、从葭县到马镇设神府区河防司令部,以神府保安营任河防部队。
(丙)为保障河东部队在必要时实施西渡,拟选择以下地段之渡河要点。1、从三交到绥米各渡口;2、两延间之马头及平渡两渡口;3神府河防区内选择二大渡口。
(丁)每一渡河地段,备置船二十只以上,大船每只可容一百人,并征集必要的水手、舵手。为隐蔽我之企图,这些船只应隐蔽河之西岸,并派兵看管,防敌毁坏及保护其他各渡口之船只。除在必要的渡口上留下一二只渡船外,其余一律或集中他处或泊西岸,并准备必要时破坏之。
(戊)凡对我军不需要之渡口,应依照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破坏。并在沿河某些要点上,特别在我渡河地段上,利用天然险要、或构筑相当程度工事,其具体布置由河防司令部负责侦察、计划,并告我们。
(已)两延、五县河防区已着手布置。关于神府区,请贺、萧直接派人,或令王兆相派得力干部为河防区司令员,前往侦察布置一切与指挥担任该段河防之保安部队,并请转达神府特委知照。
日军侵入山西后,由于驻晋八路军各部和友军部队的牵制,相当一段时间里未敢渡河西进。1938年2月后,日军陆续进占了黄河东岸的一些据点。经过一段烧杀,日军自觉脚跟站稳,便开始向黄河西岸伸出魔爪。
3月13日,侵占山西的日军先是派出10架飞机在河西岸留守部队阵地上空轮番侦察、轰炸。接着,用20余门大炮一齐开火,向对岸猛烈轰击。与此同时,2000多名日军集结在黄河东岸,待命突击渡河。留守兵团警备六团官兵在团长王兆相的指挥下,沉着应战。敌机轰炸、炮火轰击时,部队隐蔽不动。三个小时过去,日军见对岸无反应,以为轰炸攻击奏效,遂蜂拥冲下河岸,试图在大炮的掩护下登船渡河。警六团官兵们见时机已到,遂集中全部机枪同时开火。突然间,密集的子弹像飞蝗一样落入敌群。日军毫无戒备,被打得懵头转向,乱作一团。警六团事先准备好的一部兵力,乘敌慌乱之际迅疾过河,袭击敌人侧背。敌人连遭重创,无力支持,向兴县方向仓皇逃去。此次战斗,毙伤敌人140余人,缴获步枪10支及军用物资一批。警六团只伤亡6人。
同年5月初,日军1.5万人倾巢出动,附炮30门,气势汹汹地沿离(石)军(渡)公路大步西进,企图占领军渡,在宋家川附近渡过黄河,侵入陕甘宁边区。10日晚,其先头部队已抵近王老婆山,后续部队还源源不断推进。驻守宋家川一带的警备八团,经过周密侦察,事先已准确掌握了敌人的行动意图。团长文年生抢先率领一支部队渡过黄河,借暮霭掩护,隐蔽待机。日军刚抵达黄河边,立足未稳,天已黑尽。文团长便指挥部队趁暗夜向刚刚进到王老婆山的日军大队发起突袭。日军猝不及防,慌忙应战。双方激战数小时,毙伤日军200余人,缴获步枪、机枪20多支,营长郭永清还亲自抓了一个日军俘虏。由于在此遭受重创,同时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和地方抗日游击队也在敌侧后连连发动袭击,展开游击战,日军只得掉转头撤兵向东退去。
1939年1月,在河防南段也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战斗。1938年底,进占永和、大宁、吉县一带的日军2000余人,附炮30余门,兵分两路向留守兵团守备的马头关、圪针滩渡口的对岸进逼。1939年元旦清晨,两路日军同时占领了两渡口东岸的阵地,并以大炮、机枪隔河向两渡口近区猛烈射击。继而又派出十多架飞机对留守兵团部队驻地实施轰炸、扫射。河防守备部队毫不所惧,沉着地按照预案隐蔽待机。日军隔河炮击过了,飞机轰炸、扫射过了,以为障碍已除,可以渡河了。日军步兵集结河岸,准备登船渡河。突然,河防守备部队枪炮一起开火,向河岸集结的日军步兵射击。敌人见机慌忙撤下步兵,开炮向对岸还击,并发射毒瓦斯弹数十发。双方枪炮时紧时缓,战斗进行了一整天。日军准备的船只大部被毁,已无法实施抢渡。与此同时,河东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支队等部积极配合作战,不断向敌增援部队发动袭击。日军无奈,于4日晚开始撤退。河防部队乘胜渡过黄河,向敌发起追击。追至大宁以西地区与日军交火,再次歼敌一部。1月7日,河东八路军部队胜利收复大宁、吉县,河防部队安然撤回河西。此次战斗,毙敌近百人,并缴获了部分枪支、马匹。河防部队伤亡官兵八人。另有十余人中了毒气。
这次战斗后,留守兵团召开作战会议,专题研究保卫河防的问题。萧劲光亲自主持会议并总结讲话:……我看主要的经验有两条:一是在敌人没有到达我火力地带以前,要善于隐蔽,避开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待敌人进入我火力网,就最大限度地发扬自己的火力,大量杀伤敌人,或消灭敌人于集中岸边登船时,或击敌于航渡中或击敌于登陆之前。《孙子兵法》中说“令半渡而击之利”,意思是说让敌人走到河中间,进退不得时再打他。我们不妨借用这句话,把这一条叫做“半渡而击”;第二条,则可以叫“主动出击”,或者叫“以攻为守”。就是说,我们的防御不是消极的、单纯的防御,而是要选择时机,于战斗前或于敌人溃逃的时候,在对面有我主力部队配合或形势允许的情况下,渡河到东岸去主动袭击敌人,以配合正面的防御部队,粉碎敌人的进攻。这一条要奏效,及时准确地获得情报是关键,没有边区自卫军派人侦察、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在多方面密切配合是不行的。
留守兵团这次作战会后不久,日军又一次发动了对黄河河防的大规模进攻。其进犯的主要方位是柳林、军渡一带。军渡是河东岸的一个重要港口,在河防战线的中部。在此之前日军进占这个渡口,大都是坦克开道、飞机掩护,沿着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前推进。由于连遭失败,敌人这次改变了战术。6月4日至5日,驻晋西离石市日军1个旅团约1.5万人,再次向柳林进犯。表面上,与往常无异,其实这只是其“中路军”,钳制部队。主力部队已分成两路,在与中路军各相距15里到20里左右的山地中迂回前进。当时国民党战区指挥官阎锡山的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在柳林地区驻防。他们根据以往的经验,仍然只注意公路正面的防御,忽视了对两翼的侦察警戒,结果使日军企图得逞。阎军一部被敌人包围,柳林、军渡、孟门、碛口相继失守。当天晚上,敌人就进至河边,调动一切装备,飞机、大炮、轻重机关枪,对河西阵地进行狂轰滥炸、猛烈射击。直打得西岸河防阵地和附近山头硝烟弥漫、黄土变色。留守兵团河防部队由于有了以往的经验,沉着应战。加上有到前线检查战备工作的萧劲光的亲自坐镇指挥,官兵更加胸有成竹。萧劲光一边指挥部队凭借天险和坚固的工事打击敌人,阻止其过河,一边紧急从边区内地调兵前来增援。双方对峙了两天,日军见渡河无望,便开始撤退。这时河防部队援军已以日行百里的速度及时赶到。萧劲光遂令增援部队过河追击。这支增援部队与河东部队密切配合,打得日军丢盔卸甲、狼狈逃窜。不仅胜利地解了阎军之围,且收复了大批失地。
1939年秋,由于河防紧张,党中央将以王震为旅长的三五九旅(属第一二○师)调回陕北,驻防绥德地区,河防守备力量大大加强。由是,我军不仅阻止了日军渡河,而且在日军“扫荡”晋西北时,主动出击,积极配合河东部队作战,打击敌人。
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军西渡黄河、拔除八路军指挥大本营陕甘宁边区的企图,一天也没有放弃。特别是最初两年,进犯河防十分频繁。留守兵团成立后,在驻晋八路军主力部队的配合下,萧劲光指挥河防部队对日作战七十余次。千里河防固若金汤,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一步。
四、反磨擦,“有理、有利、有节”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至此,华中、华南陆海交通咽喉、战略要地和大片国土,也沦入敌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和日本帝国主义战争力量的不足,日军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2月31日,长期保留写日记习惯的蒋介石在1938年的最后一天,简略回顾了一年多来的抗战形势后,忧心忡忡地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几天后他在另一篇日记中,讲得更明了:“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蒋介石秘密下达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一系列防共反共指令,扩大了在陕甘宁边区周边的驻兵,并蓄意纵容、支持边区周围的国民党顽固派首脑,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四面包围,中间破坏”的方针。主要的做法,就是在边区四周搞军事进攻,在边区内,通过派驻所谓的县长等官吏,或直接派遣奸细、特务,袭击党政机关部队,破坏边区安宁。对延安当时的政治形势,毛泽东曾在一份电文中作了精当的概括:“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
严峻、复杂的政治形势,赋予留守兵团一项重要任务,即“不断进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的斗争”。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文电中把这种斗争名之为“反磨擦”。
这实在是一种古今中外少有的、特殊形式的军事斗争。顽固派手段卑鄙拙劣,闻所未闻。磨擦事件频率之高、数量之大,不可想象。为了民族抗战的大局,中共中央制定了明确具体的方针政策: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又要注重团结,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要坚决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政策,使其收敛,又要尽量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内,使统一战线不致破裂;斗争中既要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又要把握分寸,“有理、有利、有节”。这实在是一场难唱、但又是不能不唱的戏。在这场文武兼备,唱、念、做、打俱全的活剧中,有“合法”身份的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自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当时,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南、西、北三个方向驻有步兵、骑兵部队达21个军,计40多万人。另外还有3个保安旅和17个保安队。在诸多部队中,兵力最多、也最顽固的是驻守在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关中及其毗邻的鄜(县)甘(泉)一带的胡宗南所部。
胡宗南,时为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因其有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的经历,蒋介石一直把他视为亲信,胡也以此自命。加上时任陕西省主席的蒋鼎文也是蒋介石的嫡系,他们勾结在一起,你吹我打,这一带磨擦事件便格外突出。蒋介石《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出笼,胡宗南就指挥部队攻占了边区内的旬邑县城,制造了残杀八路军伤病员的事件。
此前,八路军的一个残废军人疗养院设在距合阳不远的黄河边。1939年初,对岸日军据点迫近黄河,河防吃紧,残废院奉命西移至关中地区栒邑县(今旬邑县)城南的土桥镇。栒邑县国民党县长张中堂和彬州国民党专员张明经闻讯后,调集保安队两三千人围攻伤病员,迫使残废院不得不退出土桥,移到旬邑县城。事件发生后,萧劲光当即电告蒋介石。蒋回电“已电陕省府制止矣”,搪塞而过。时过不久,残废院一工作人员出城采购,又被该县保安队无辜枪杀。伤病员愤慨已极,派出代表前往国民党县府请愿交涉,张中堂竟然指挥保安队开枪射击,残废院代表九人被当场打死。随后张中堂又指挥大队人马向留守兵团派驻县城的独立营发起进攻。众寡悬殊,独立营被迫撤出县城。顽军占领了栒邑,且杀害了残废院在转移中掉队的17名重残伤病员。
顽军的挑衅、特别是他们加害在抗日战场上幸存下来的伤残人员的行径,激起留守部队官兵无比愤慨。独立营官兵纷纷要求增兵还击。其他部队官兵也打请战报告,强烈要求前往增援。顽固派夺地杀人,当然有理由还击。但从全局看,组织还击不足取。一则留守兵团就近可调用的兵力有限,大举增兵不可能。真打起来,损失可能更大。更重要的是,顽固派一再挑衅,目的就是要制造更大的磨擦事件。萧劲光一面派人做官兵的说服教育工作,一面给蒋鼎文(蒋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发电报,谴责张明经、张中堂等人杀人略地的罪行,要求当局迅疾前往查处。电文中,萧劲光严正地指出:“查敝军残废员兵,以抗敌余生息养后方,前以移驻土桥,备受迫害,今又大遭屠杀。消息传来,痛心曷极!惟念国家处此危急之际,袍泽之间,纵有差错,总宜容忍。”毛泽东审改了电文,并指示电报一并发给蒋介石和程潜(程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天水行辕主任)。接着,萧劲光又就这一事件向全国发了通电,要求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自知理亏的蒋介石、蒋鼎文等人,虽然不会派人调查处理,但也不得不回电应酬、敷衍。在这件事上,留守兵团虽然受了些损失,但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顽固派破坏团结、残杀抗日伤病员的罪行昭然天下,边区内外一片唾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