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晚清的政坛上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有的是对清王室的满腔“忠诚”，正因如此，他后来不惜投靠日本，成为溥仪复辟的中坚力量；他还曾与王国维一起潜心研究国学，在甲古文字、历史、考古方面都取得突出的成就，无愧于“国学大师”的称号；一面是“卖国汉奸”，一面是“国学大师”，矛盾的时代造就了一个矛盾的罗振玉。
仕途失意，投身农学与教育
处于清朝末年的罗振玉本来也想通过读书科举走上仕途，以光耀门楣、报效国家，无奈在经过童试取得秀才的功名后，他便屡试不中，在科举的路上止步不前了。好在随着清末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挽救国家危亡思潮的普遍传播，中国人开始接触并积极地引进西方的教育和科学技术，很快，新式学堂教育就逐渐开始替代中国传统的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学习内容的私塾式教育。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罗振玉得以从科举的樊笼里跳出来，开始思考中国社会落后的深层原因，同时对西方的科技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关键在于教育不振，人才匮乏；在于农业落后，百姓贫穷。于是他立志要从农业和教育两方面入手，自己开辟救亡图存之路。
在封建社会，农为邦之本，文人不仕而农的也是大有人在，罗振玉首先也是投身于农业的发展。1896年，罗振玉在上海和朋友一起创立了农学会，这是一个以宣传农业科学知识、介绍引进西方农业科学技术为主要任务的团体组织，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学术性团体之一。学会成立之后，在罗振玉的带领下，他们购买欧美及日本的农业技术书籍，将之翻译成中文后在社会上进行宣传，以达到为我所用的功效。为了扩大宣传范围，增强宣传效果，1897年5月罗振玉又创办了《农学报》，这也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农学刊物，罗本人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编，梁启超为报纸作了“发刊词”。以《农学报》为主要阵地，他们在翻译介绍西方农业科技知识的基础上，还开始总结我国传统的农业成就，可谓中西并包，一时间影响甚大。后来，这份报纸更是被称作当时农业的“百科全书”，内容也涉及到了中外农林牧副渔等诸多方面，罗振玉本人也在上面发表了近四十篇有关农业技术的专业性文章。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光绪皇帝颁布的“定国是诏”中特意提到了罗振玉在上海创办的“农学会”，这让原本无权无势的罗振玉兴奋异常，更重要的是他的名声逐渐被社会上层所耳闻，这也为他以后转入政界积累了不可估量的政治资本。
罗振玉投身学堂教育实践是从创办东文学堂开始的，而创办东文学堂则是农学会出于培养翻译人才的需要。1898年，罗振玉经与日本人藤田丰八协商后，决定由农学会筹集经费，由藤田负责教学，在上海成立东文学堂，学堂招收各地学生入学。学堂的课程除了日语外，还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普通课，且都是用日语进行授课。而近现代史上另一位有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就在这个学堂学习过。王国维在这里不仅学习了日语，还跟随日文教习老师学习了英语，并且接触到了康德等人的哲学，可以说，进入东文学堂学习使他走向学者道路的重要转折点。
随着农学社、《农学报》和东文学堂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实干家”。1900年秋，罗振玉接到了张之洞请他立即去武昌就任农务局总理的电报。
这个所谓的武昌农务局其实成立也不过三年，下面也有一所农务学堂，分农蚕两科，同样也是聘请的日本人担任教习，但是由于管理不善，学堂面临着关闭的危险。张之洞听闻罗振玉在上海搞农业教育很有一套，遂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了发了上面的那封电报。而罗振玉也立即答应了张之洞的请求，很快就赶往武昌上任了。其实罗振玉心里明白，这是自己转入仕途的良机。
罗振玉到任后，首先从整顿学堂的学风着手，对师生提出约法三章，对于那些不称职的学生和译员则也都严格按照规定予以处置。由于学堂平时的课程中日语课的课时比较少，因此学生的日语水平普遍比较差，甚至两年多下来都不能直接听日籍教员授课，而学堂里的译员所翻译的讲义又有很多不通或不对之处，这就严重影响了教学的效果。对此，罗振玉在请示过张之洞之后，直接辞去了这些不称职的译员，从上海请来王国维和樊炳清担任翻译。这两位都已经在东文学堂接受了系统的日语学习，对于农业课程方面的翻译早已是得心应手，所以很快就和教员默契地配合起来。其实按照罗振玉的想法，翻译都只是暂时的，以后随着日语课时的增多，翻译制度便逐步废除，令学生直接听日籍教习授课。如此这般，这个本来濒临关闭的武昌农务学堂很快就步入了正轨，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这就不得不让张之洞对罗振玉刮目相看了。
1901年，罗振玉更是亲自赴日考察教育，回国之后则先后担任两粤教育顾问和江苏教育顾问，并且在苏州创办了江苏师范学堂，在学堂的办学过程中罗振玉提出要注重对学生实施德智体全面教育，这个观念在今天都还没有过时。而这个江苏师范学堂就是现在苏州中学的前身。
如果说没有晚清政治的风云变幻，如果说他没有被卷进政治的风潮中，也许在后世的眼里，罗振玉会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和教育家，是一个对民族教育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只是，历史经不起假设。
以遗老追随逊帝溥仪
就在罗振玉全身心投入到民族的教育事业中的时候，他所忠心效忠的大清王朝也在动荡不安中逐渐走向了末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的末代皇帝溥仪，在登极仅3年后就被推翻，被迫退位，取而代之的是革命党人成立的中华民国。
清朝灭亡的时候，罗振玉其实也不过是学部（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的一名参事，他的好友王国维也只是学部图书馆里的一名工作人员，按理来说，大清的存亡对他们的生活都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两个人都受儒家正统的影响很深，他们都从内心里忠于清朝，忠于皇帝。因此，在辛亥革命后，不忍看着大清覆亡的他们相携东渡，去了日本。
在日本期间，罗振玉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但他时刻注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时刻注意着紫禁城里的小朝廷。
尽管被迫退位，但当时的国民政府还是给清王室很多优待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还允许溥仪住在紫禁城，因此紫禁城里俨然还是一个有皇帝、有大臣、有宫女、有太监的小朝廷。而住在这里的人也都不甘心大清国就此灭亡，他们都在等待时机复辟，溥仪就曾经发过誓：“有我溥仪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为此他不惜投靠日本，开展所谓的“满蒙独立运动”。
在大清国的“复辟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要数1917年前后发生的张勋复辟了。当张勋率领着他那三千“辫子军”进入北京城，将已经退位了的溥仪又重新扶上皇帝宝座的时候，那些清朝的遗老们一度以为大清真的又“活”过来了。当时远在日本的罗振玉和已经回到上海的王国维在听说此消息后都是兴奋异常，他们的心中又看到了大清的希望。
在这段时间两个人来往的书信当中，除了学术之外，谈得最多的就是时局，他们关注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关注盛宣怀、康有为、徐世昌，关注各省的纷乱、日俄协约的缔结，关注银行风潮、外汇比价。但是他们最为关心的还是那个小朝廷，还是他们心中的那个皇帝。
只可惜他们心中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很快就随着张勋复辟的失败而熄灭了。之后便又是一段沉寂。在这段沉寂里，罗振玉终于决定要自己行动了。
1919年春，罗振玉自日本回国，先到上海，后来又辗转至天津，组织了一个东方学会，参加者多为清朝遗老，他们聚在一起，仍然是要等待清王朝的复辟。然而就在回国后不久，他就被升允和陈宝琛推荐给了溥仪。
升允曾经是清朝的陕甘总督，清亡后也成了一个铁杆的遗老，他和罗振玉是在日本认识的，当时两个人在一起经常交流复辟清朝的见解，两个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都认为可以依靠外国的势力实现复辟。而溥仪对罗振玉也是早有耳闻了，他的学识、到日本的经历，以及对清王室的矢志不渝，早已经博得了溥仪的赏识，因此一经升允和陈宝琛推荐，罗振玉很快就被重用，并特准其遇事可随时上陈“皇帝”。
罗振玉任的是“南书房行走”，初到溥仪身边，他主要做了五项工作：
第一是清点宫中器物。就在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入宫后不久，溥仪便开始清点宫中的财物，而罗王的主要工作就是清点字画古玩等文物。在清点的时候，将每一个清点过的字画上面都盖上一个“宣统御览之宝”的印章，同时登记上帐。关于这项工作，后人对罗振玉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又以贬居多，就连溥仪本人对这件事也颇有些微词。原来，趁着在宫中清点文物的便利，那些遗老们都以此为生财之道，纷纷将宫中的物品偷运出去卖掉。罗振玉自然也不例外，据记载他曾经以1.3万元购得内阁大库中的档案，在挑拣了精华部分后，将其余的以1.6万元转卖给李盛铎，而李则又以1.8万元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而溥仪也曾明确说过罗振玉靠偷卖宫中文物得到不少好处。正因如此，尽管他对溥仪一直是忠心耿耿，但溥仪此后却一直无法信赖他。应该说，对名利的追求已经使他在小节有亏了。
第二是随时向溥仪上陈自己的复辟大计。其实罗振玉所谓的复辟大计，其重点和核心就是寻求日本方面的依靠，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实现复辟。
第三是与日本人积极联系，寻求依靠。在最初，溥仪的那些股肱们只与日本公使馆打交道，后来他们逐渐发现了日本军队的价值，而与日本军队建立关系的重任就是由罗振玉和郑孝胥负责的。1924年冯玉祥要逼宫，当冯军接管内城守卫的时候，罗振玉曾冒着生命危险去天津向日本军队求救。他到了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日本的司令官让他去找段祺瑞，而这时段祺瑞也接到了北京竹本大住转来的郑孝胥的求援电报。于是，迫于日本方面压力，段祺瑞发出了一封反对冯玉祥“逼宫”的通电。罗振玉看到那个电稿，知道段祺瑞会出山相助，心里自然踏实许多，但并不能完全放心，于是他又要求日本司令部出面“保护”。日本司令部则答复说北京的竹本大住会有办法。原来，根据日本司令部的指示，竹本大住已经安排了骑兵在溥仪的住所附近巡逻，如果国民军对其有什么异样举动，日本军队将会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如此这般，溥仪如同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悬着的心又掉了下来。而这次罗振玉则多少也挽回点他在溥仪心目中的形象了。
第四是帮溥仪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比如在1924年11月他和柯劭忞商购振褡胡同盛昱之屋，以作为溥仪的临时“行在”。另外溥仪还经常让他代拟诏书，如溥仪赐给军阀张作霖的诏书，就是由罗振玉代拟的，在这封诏书上溥仪向张说明了自己的行动意图：“予数年以来，困守宫中，囿于闻见，乘此时会，拟为出洋之行，惟筹备尚须时日。”并且准备“先往盛京，恭谒陵寝。事竣之日，再谋游学海外，以补不足。”按理说，溥仪的行动应该是属于机密，能让罗振玉拟这样机密的诏书，也说明了罗在小朝廷中的地位的提高。
与郑孝胥之间的“主子”争夺战
郑孝胥和罗振玉基本是同一时候来到溥仪身边的，也是基本同时成为了溥仪身边两个重要的“宠臣”，所以，这两个“宠臣”之间自然要发生争夺主子的明争暗斗。而溥仪也是在这两个“宠臣”之间来回摇摆，以达到他所希望的“平衡”。
在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他身边的股肱们分为两派，一派主张重新向国民政府争取优待条件、搬回紫禁城，这主要是以溥仪的父亲为首的一帮王公大臣们；而另一派则主张“出洋”，即出逃到海外，在海外组织力量，这一派以郑孝胥和庄士敦为代表。后来国民政府的门禁稍微放松后，罗振玉也是主张溥仪立即逃到海外。而想要逃到海外，就必须先要在国民军的严密监视下让溥仪从北府（溥仪搬出紫禁城后住的地方）逃到东交民巷。就在这帮人积极筹划的时候，郑孝胥带来了冯玉祥的军队要进一步向溥仪下手的坏消息，消息传来溥仪被吓得心惊胆战，就在这时罗振玉也从日本方面带来了消息，说日本人得到情报，冯玉祥和“过激分子”已经占领了颐和园，这一两天就要对溥仪有不利行动，因此他建议溥仪立即到东交民巷躲避。
按照计划，本来是由庄士敦带领溥仪躲到东交民巷的一家德国医院里的，但在行事过程中不小心走漏了风声，溥仪的父亲知道了此事。为了防备醇亲王带人来阻止出逃计划，庄士敦临时决定去和英国使馆交涉，想让溥仪暂避在那里。没想到庄一去便没有音信，危急之中，郑孝胥来到了惊魂不定的溥仪面前。于是，在郑孝胥的努力周旋下，溥仪得以安全地进入日本使馆。
郑孝胥对这次帮助“皇上”安全出逃是颇为得意的，事后他甚至还赋诗一首表达心中的愉悦。而他的对手罗振玉却压根就没赶上，其实如果罗振玉利用和竹本大住的关系，是完全有能力将溥仪安排进日本使馆的。两个人首次交锋郑孝胥略占上风，从此两个人之间争夺主子的斗争越发表面化了。
用溥仪自己的话说，在日本使馆中他的两个“宠臣”以自己为目标的争夺战“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而这次是以郑孝胥的失败和罗振玉的胜利而收场的。
原来，郑孝胥向溥仪拍过胸脯，说凭着他和段祺瑞的关系，一定可以把清王室的优待条件恢复过来。而且段的亲信幕僚曾毓隽、梁鸿志都是他的同乡，王揖唐等人跟他半师半友，有这些人从旁出力，更不在话下。但是段祺瑞许下的空口诺言却是迟迟不能兑现，这让溥仪颇为不满，而郑孝胥自然也就十分尴尬。而溥仪身边也就有了对郑孝胥的“微词”，首先对其表示不满的是升允，他在溥仪面前直接说郑孝胥“清谈误国”、“妄谈诳上”、“心怀叵测”、“一手遮天”等等。经过这些负面的宣传，溥仪很快就对郑孝胥冷淡了下来，而对罗振玉又增了几分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