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乃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考证出了革命党人所提倡的“民主共和”中“共和”的真正涵义的。他不过是想挽救正在按照计划进行的君主立宪制，为了这一政体，他下了多少努力，恐怕只有处在他那个时代，和他同样心思的人才能了解和理解。
大闹灵棚事件后，他在北京得知了一件事。时任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并不是如孙中山那样真正的革命、共和，而是重用清朝旧臣，善待帝、后。他欣喜不已。他又看到了理想，这种理想在当年义和团运动中得到了实现。可这一次，他错了。
为了复辟，他把希望放在了袁世凯的身上。他托人把当年考证出来的《共和正解》带给袁世凯，并一相情愿地说道：“项城（袁世凯）之心实未尝忘大清也。大清帝后备极尊严，其不忘故君实为众所共见。”因为希望，所以他认为：“幼主还在冲龄，不能亲理万机，（所以袁世凯）不能奉还大政，不得不以待时机也。”
他太热切盼望袁世凯能再次实现他的愿望了，就在袁世凯还没有收到《共和正解》时，他又写了一部《正继共和正解》，在文中，他说自己三年以来偷偷观察袁世凯的所为，感到袁世凯对皇上异常敬戴。他再次托人将此文送给袁世凯，还给袁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对袁世凯提出了一个政治意见，那就是，让袁世凯以摄政王的身份摄政10年，10年后，将政权交还给已长大的宣统。这个政治意见如果不是夺人所好，就可以看作是痴人说梦。1914年5月，袁世凯解散国会。劳乃宣觉得理想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他又给当时任袁世凯政府的国务卿徐世昌写信，他说，自己的主张如果能被袁世凯接受，上有益于帝室，中有益于袁世凯，下有益于万千百姓。
徐世昌把他的话告诉了袁世凯，袁世凯也读了他的两篇文章，就想重用他。可有人反对对说：“此人在青岛一直大喊大叫复辟，太为着眼，如果您重用他，别人会认为你真想复辟呢。这不是引火上身吗！”
袁世凯一听很有道理，就致电劳乃宣，请他出任参政院参政。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位子，劳乃宣得到电文后，险些没气晕。但他又不敢得罪袁世凯，就写了一封辞职信。可袁世凯来真的了，他的辞职信还没有到北京，袁世凯又派专人拿着亲笔信和六百块大洋来到青岛，请他出山。劳乃宣丢不起那人，以“老眼昏花”为名婉拒了袁世凯的“好意”。
从此，劳乃宣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的理想破灭了。但这并没有消磨掉他复辟的斗志，在青岛的大部分时光里，这一复辟理想始终在他心中缠绕。
青岛岁月
暂将劳乃宣的官吏身份抛掉，我们回到他的学者身份上来。劳乃宣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儒家学者，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在立身处世中所形成的人生观都具备了中国儒家对门徒的要求。
初到青岛时，他就建议尉礼贤建一座藏书楼，以保存文化典籍。这还要归功于辛亥革命后的动乱，劳乃宣才有了这样的想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人与德国人在青岛展开对峙，最后日本人占领了青岛。一些逊清遗老对日本人的来意不很清楚，都纷纷逃出青岛，劳乃宣本想先回曲阜，谒圣庙，拜孔林，然后去泰山隐居。可后来他又打消了这一念头。毕竟，他年岁已大，隐居虽然说出去好听，但个中滋味只有当事人才真正体会得到。他在青岛活得有滋有味，饱尝繁华，一旦让他去忍受清贫和山风，不但身体受不住，心里也不舒服。于是，他到了济南。不久，又去上海，上海的逊清遗老们对这位学部副大臣并没有表示出热烈的欢迎，劳乃宣很压抑，在这年8月份，他经尉礼贤的邀请，再次回到青岛。
被日本人占领了的青岛，和以前并没有两样。日本人对他们这些逊清遗老有着说不出来的情感，但大抵是好意。这当然和那个大时代背景有关，日本本是中国的近邻，从中国的唐朝开始，两国历史的发展就有着密切的关系。辛亥革命时，日本有一大批像山田兄弟、宫崎兄弟、菊池、萱野那样热心支持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人士，他们曾为异国的革命奔走始终不懈；民国时，日本也出现了一批在帝制复辟活动中上窜下跳的人，他们为复辟帝制而鼓噪。早在1912年，宫房次郎就以“朝日新闻社”访员的名义，来华活动。宫房氏热心于同前清遗老来往，很快建立了密切关系。日本占领青岛后，此人就和劳乃宣说过，“笃志孔孟之学，将访求遗老，传述于故国以维纲常也”；而另一方面，他们则积极鼓励前清遗老们“匡复旧朝”。
劳乃宣回到青岛后，依旧过着舒适的生活，并同逊清遗老吕海寰、陆润庠、赵尔巽、张人骏、周馥、王垿、刘廷琛之父刘云樵等人结成“十老会”，以文会友。并与在青的日本人鬼头玉汝等八人结成“八仙”，结为诗社互相唱和。
“八仙”经常凑在一起，吟诗作对，一年中秋，“八仙”于其中一仙所建的楼房内相会。劳乃宣望月感伤，作一诗云：“重楼新百尺，郎月射华筵。嘉宾忘近远，群仰主人贤。酒罢登高台，皓魄当空圆。胜境数八区，一览万象全。海色如镜平，灏气涵大千。”
众人听他吟完，鼓掌叫好。
这样的风雅之事，劳乃宣常常为之。他不但是个学者，还是个诗人。有一次，意大利自制新式飞机远道来中国，到青岛在汇泉上空表演特技，劳乃宣看后兴奋地写道：“万众广场齐拍手，果然天上降飞仙。”
当然，作为诗人的劳乃宣只是个客串。当他没有机会实现他前清官吏的身份时，他就是一个的的确确的学者。
在青岛期间，他与尉礼贤两人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都做出了贡献。尉礼贤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汉学家，劳乃宣功不可没。
中国有古语云，外行才能找到盲点。尉礼贤大概就是这句话的实践者，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居然能把中国古代典籍了解的很透彻，很深刻，并用另一种全新的角度与方法阐释了中国古代典籍。这些典籍包括《论语》、《孟子》、《大学》、《易经》、《吕氏春秋》、《礼记》，尉礼贤将它们翻译成英文，使得中国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而尉礼贤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得益于劳乃宣最多。
等于说，劳乃宣在青岛的那段岁月，除了吟诗赏花之外，还有一最大的贡献，那就是把中国文化介绍到世界上了。
劳乃宣不但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高手，还是一位数学家，也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中国语言、文字改革方面曾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早在杭州讲学时，他就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国家强大的是因为教育发达，中国落后是因教育欠缺，文盲太多，国家要强盛，先要发展教育。而发展教育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因为中国的文字太多，而且繁复难认，按照规律，人类社会由古至今由简单而越来越复杂，但文字却恰恰相反，是由复杂而越来越简单。所以，他力主简化汉字，1907年，他制定了一个《汉字简谱》进呈朝廷。清政府也很重视，特意召见了他。但由于清末政局的多变，此事并未实施。
在青岛时，有一次，他与尉礼贤谈论东西发展，最后二人谈到了法律问题。劳乃宣很无奈地说，中国文字难学，不识字者多，没有几人能读通法律律法。
劳乃宣说的对，中国的文字似乎永远都是为那些有钱又有闲的人设计的。中国人写上一个字，外国人已经写成了一个句子。文字原本是传递信息的一个工具，可惜，这工具设计的太复杂，以至于许多人想要传递信息时，还要花上许多时间来研究这个工具的使用方法。这大概就是中国古代文盲太多的最根本原因。
早在劳乃宣当县太爷时，他就对西方的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在这时期，他著有《小草筹算分法》，编有《浅释筹算蒙课》，以把此书当作辖境内私塾的教科书。
居青岛期间，他与日本人和德国人都讨论过数学问题，并得出中国人的逻辑能力欠缺，完全是因为数学基础不扎实的结论。
对劳乃宣来讲，青岛岁月是最美好的岁月，也是最无助的岁月。他虽然有那么多朋友，但内心深处，他依旧希望清王朝能借尸还魂。
这种希望并非是幻想，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一些政客的野心和当时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时局动荡不安，这就给了趁火打劫的人一些机会。
而1917年，劳乃宣终于等来了这一机会。
法部尚书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
在这里，不得不说一说袁世凯，这样一个聪明人为什么会在那种皇帝早已经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情势下还玩“称帝”的把戏。当时，袁世凯已俨然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了，已经拥有了整个江山，他为什么还要想当皇帝呢？
袁世凯失败后，曾接受一美国记者的采访。他说：“在中国谁不想当皇帝呢？过去的人想当皇帝，现在的人想当皇帝，未来的人还会想当皇帝的。你还年青，可以观察中国的未来，不信就等着看吧。你刚才看到我哭了，我不是哭做错了决定，而是哭这事干砸了。中国有着出产皇帝的肥沃的土壤。天天以揣摩上意，见风使舵谋生的寄生虫满地都是。‘十三太保’里边有个声称最具理想色彩的杨度，称帝一事还没谱呢，不是也已经把自己想成新朝宰相赶着在巴黎定做大礼服吗？我只要使个眼色，杨度就网罗名流组织‘国体研究学术团体’，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建立帝制。再看看那20省区军事首长，个个都通电‘速正大位’。看看冯国璋那段词儿了：您老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中国有的是这等人才啊。”
由此可知，袁世凯称“洪宪皇帝”不仅仅是他自视甚高，还有众人的违心吹捧。
这样的皇帝做起来肯定没有好下场，当各地反对声四起，并用武力逼迫他时，他只好下台。1916年6月6日，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去世，《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评价他道：“虽然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袁世凯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李鸿章的最佳传人，一直负责推动整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少数可以左右李鸿章之后的大变局、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人物。他‘素质全面’，具有‘异常才智’且‘野心勃勃’，善于利用政治时机并有能力把自己推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吸取了中日战争和义和团式反西方的教训，主张尽量寻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谅解，以便推动改革。”
1917年春天，劳乃宣一个人跑到了京城，通过溥仪的师傅陈宝琛请求溥仪拜见他。这一次，他兴奋非常，带来了德国人的一封信，信中劝说溥仪复辟，并且说如果溥仪与德国皇室联姻，他代表德国皇室支持复辟，而且复辟一定成功。溥仪对劳乃宣没有理睬。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谈到：“那位给梁鼎芬在梁格庄配戏的劳乃宣，在青岛写出了正续《共和解》，公然宣传应该还政于清，并写信给徐世昌，请他劝说袁世凯。这时徐世昌既是清室太傅同时又是民国政府的国务卿，他把劳的文章给袁看了。袁叫人带信给劳乃宣，请他到北京做参议。”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溥仪与劳乃宣是有矛盾的。至于矛盾在什么地方，大概要从劳乃宣成为逊清遗老后的行为上可以得知个大概。
劳乃宣虽然高叫复辟，要袁世凯把江山交还给溥仪，但他真正要实现的是君主立宪制，等于说，他现在希望的只是溥仪为了这个制度的健全而去当那个“君主”，并非是真想溥仪恢复帝制时代。
另外，溥仪对当时的形势也有所分析，劳乃宣鼓励他与德国皇室联姻，若是在几年前还有考虑的余地，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与日本一交锋就战败的事实的确让溥仪提不起兴趣来。在这方面，德国皇室也实在有些不自量力了。
劳乃宣这个主意当然是与尉礼贤两个人商量出来的，劳乃宣回到青岛后，把溥仪的表现一说，尉礼贤也就不说什么了。他对这位逊清遗少了解的并不多，而看到劳乃宣垂头丧气的样子，这位德国人知道，中国人想要再回到大清朝，可能比登天还难。
这次进京，劳乃宣又在大清朝那里讨了个没趣。他觉得在青岛呆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就回到山东曲阜。可不久，他就被人想起来了。
袁世凯退位以后，军阀开始混战，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张勋带领辫子军进了北京，复辟成功。
早在1912年，张勋就在德国人的支持下想要复辟，但当时袁世凯的力量太强，张勋并没有得逞。当张勋复辟成功后，就想到了劳乃宣，任命他为法部尚书。
时年，劳乃宣已经75岁，并体弱多病，婉拒了张勋的邀请。还有一种说法，劳乃宣不知道张勋到底是在恢复帝制还是主张君主立宪，所以没敢到京就职。
张勋的复辟活动可谓“来去匆匆”，复辟失败后，劳乃宣虽然没有参与这场闹剧，但其名字还是被张勋写在了法部尚书的下面。于是，他被北洋政府通缉，劳乃宣就从曲阜潜往青岛，找到尉礼贤，被通缉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1919年，劳乃宣回到祖籍山东省阳信县，在同族劳之常（时任民国交通部次长）资助下，纂修了《阳信县志》。
最后又回到青岛，担任了青岛礼贤甲种商业学校（前身称礼贤书院）监督，在最后的三年里，他的生活还算惬意，平时游山玩水，偶尔写写诗。但他的内心还是孤寂的，1921年，中国局势已成定局，已经很少有人提到“复辟”这个词语了，劳乃宣也走完了他最后一步，7月21日，病逝于青岛。
劳乃宣一生大概要算是悲剧，他对义和团的态度不被清政府认可，他对溥仪的建议也没有被接受，他对清王朝一直忠心可嘉，可却得到了溥仪的冷嘲热讽。
这大概就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由于其绝大多数成员出身的阶级、所受的教育、所处的时代，既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熏陶，又受鸦片战争后迅速传到中国的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辜鸿铭以及王国维、罗振玉等人的政治态度和学术观点无不打上其阶级和时代的烙印。劳乃宣亦如此。从他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和青年以后的仕途，都表明他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忠君而又保守，全力维护封建道德和封建秩序。另一方面，对境外政治和文化又有某些了解，表现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表现在文化上，主张汉字改革，通过汉字改革来实现教育的普及。从这方面看，他又不是那种一切向后看、祖宗之法全不可变的腐儒。传统制约着人，时代影响了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复杂变幻的时代造就了劳乃宣这样一类中国近代的、复杂型的知识分子。我们只有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点上去看这个人物，才能了解他所以如此立身行事的深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