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前清的两江总督，民国后悠闲的逊清遗老。无论是支持袁世凯的人还是复辟的人都想拉拢他，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一概不理。他以前朝大员的身份在民国过起了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当孙中山来青岛时，他却大怒，声称：“大清江山都坏在此人手中，他如来，让他站着来到，躺着出去。”由此可见他的政治态度，大概是因为他看到了大清复辟的希望渺茫，所以，才抱定了“两耳不闻世间事”的“闲定”。
封疆大吏政绩斐然
对于清朝的官员，尤其是清朝晚期的官员，大多贬损者多，褒奖者少。但即便是褒者也大多评价不一。可有这样一位官员，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是古人或是今人，都很少说到他的缺点。但凡提到他无不击节赞赏。他就是继林则徐、于成龙、张之洞、李鸿章等清末重臣之后担任过两广总督、被张爱玲称之为“三大爷”的清末一品大员张人骏。
张人骏，字千里，取“人中骏马，驰骋千里”之意，号安圃、健庵、湛存。1846年1月29日出生于河北丰润欢喜庄乡大齐坨村的丰润张家。丰润张家在当时声名显赫，远近闻名。在清朝末期到民国初期的百十年里，先后出现了张人骏的祖父，进士出身，曾任江苏丹阳县知县的张印坦、父亲，曾任江苏华亭县知县的张钧、哥哥，曾任内阁中书舍人的张寿曾、叔祖父，进士出身，曾任安徽按察使的张印塘、堂叔，进士出身，曾任都察院右副督御使的张佩纶、族兄弟，曾任北洋交通总长的张志潭、曾任天津市财政局长的张志澂、曾任烟台警察厅厅长的张嘏臣。以及侄女，近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等许多达官、名人。其中尤以张人骏品级最高，是其中更为杰出的佼佼者。
张人骏幼年颖悟，又出自官宦之家，收到了书香门弟的熏陶，因而自小读书刻苦，学业有成，1864年，十九岁的张人骏就考中了同治甲子科举人。1868年，二十三岁考中同治戊辰科进士二甲第三十四名，相当于现代高考的全国第三十七名。如此的青年才俊，可谓傲视翰林。他以骄人的才华、凝重的为人、谨言慎行的作风、操履端洁的品行，使得其历官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深得每位皇帝的崇信和喜爱。因而官运平顺，曾先后担任翰林院编修庶吉士，四川乡试副主考，吏科给事中，广西按察使，广东、山东布政使，山东、河南、广东、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南洋劝业会会长，成为满清王朝的一代重臣。
张人骏作为三朝元老、股肱之臣，其政声斐然、彪炳青史。然而史料中记载最多的，乃是他在二十世纪初年担任地方行政首脑的十几年。1903年，身为河南巡抚的张人骏主持修建了著名的卢汉铁路黄河大桥；1907年担任两广总督后，主持修建了广州自来水工程和大沙头至九龙、深圳的铁路.1908年，支持侨商在香洲开埠并亲临香洲参加开幕典礼。1909年，为便于中外人士庐山览胜，与江西巡抚冯汝合商，同拨库银五万两，修筑了全长二十五华里的九江至莲花洞公路，成为江西省第一条公路。同年，张人骏又在南京玄武湖修复湖神庙、湖公亭、大仙楼、观音阁、赏荷厅。并重新对外开放。张人骏还在神策门和太平门之间开辟一道新门，并筑新堤直通环洲，从此游玄武湖就不必乘船。因张人骏是丰润人，所以新门取名为“丰润门”.后来在1931年，人们又把丰润门改为玄武门，并沿用至今。1906年6月，经张人骏批准，江南财政局向上海西门子洋行订购了三台一百千瓦的发电机，在南京西华门外的旗下街建造了一家电灯厂，所发之电不仅能用以供给江宁将军府与两江总督府两个衙门的晚间照明，而且凡官绅学士商各界，如需装电灯者，“每盏独光电灯安装费为大洋五元；每盏电灯每月电费为大洋一元二角；供电时间，无论冬夏迟早，每晚八个小时”。从此结束了南京的油灯洋蜡历史，迈出了南京电力史上的第一步。1910年10月，上海出现了金融危机，张人骏迅速抵沪与中外官商研究办法，从外商借款二百万两，从大清银行解银一百多万两，使危机得到了及时的化解。可见张人骏其才干卓越，是位清朝少有的能臣良将。他任封疆大吏期间，政绩斐然，造福于民，为晚清民族功业的发展出了一份力。
张人骏不仅政绩卓越，是位难得的实干家，而且也是清朝大政方针的重要智囊。最彰显其才华的当属参与清末的刑事法律改革一事。
1907年10月，清廷修订法律馆上奏了《大清刑律草案》，其中《草案》中设立了决斗罪。朝廷希望征求各级官吏的意见。这部草案是晚清在法律近代化背景下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律，也是清末礼法的一部分。清廷十分重视。当时众臣都采取明哲保身，谨言慎行的策略，大多作壁上观，而张人骏则大胆上书说“查中国闽粤江楚等省，只有聚众斗械而无两人决斗之事。既属欧洲盛行，自难保中国之民不无仿效，着为定律，未尝不可。然械斗乃现时所有，似未便不言械斗而专言决斗，仍宜明定械斗专条以警悍俗”。他还针对《草案》中规定的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以二十岁为起点明显太高的问题，张人骏提出“十六岁即为成人，再予减等过于宽纵，词条应删除”。但可笑复可悲的是，当时的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草案》中竟然还提出，在刑法上外国君主皇族与中国帝室同等看待的条例。张人骏上书直言“今以外国君主大统领同于乘舆，外国皇族同于帝室，若有危害不敬，科罪惟均。非特中国臣民心理有所不安，即稽诸列代典章，似亦无此律法。夫尊君所以劝忠敬上，所以正乱，似未可内外无别视为同等。此律务当酌改或竟删除为宜”。同时，他坚决反对将杀伤外国代表按杀伤自己长辈亲属之例处断。指出“今以外国代表等于父祖，若有杀伤即照此律处断。非独骇国民之视听，抑恐贻笑与外人。纵非谓其罪质相同，与以某律论者有别，而查其文义，实无殊科，恐不足以餍人心而昭法守”。这些意见不仅反映出张人骏独到的见解和才华，而且也彰显了他的民族气节。当时这些意见大都被满清政府采纳，甚至对当今法律的制定都有一定的影响。只有决斗罪一条，修正案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钦定大清刑律》仍然保留了决斗罪而无械斗罪。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草案》中所规定的决斗罪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出现过，而械斗、打群架倒是屡见不鲜。由此可见张人骏不盲目媚外、求真务实的精神和态度，以及卓越、杰出的政治远见非一般人可比。
两江总督主持清末南洋劝业会
张人骏是位才智出众的晚清名臣，他更是近代工商业的先驱。清朝后期，由于清政府政治腐败，导致国力衰微、日暮途穷。而在西方工业革命正在蓬勃兴起。学多清廷中的有志之士深刻感受和领略到了世界工业文明的发达和进步，很多留学海外的人更是见识了西方文明的巨大威力，因而无不为清朝闭关锁国，日渐颓势的面貌而扼腕长叹，从而掀起了一批实业救国的呼声。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成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当时洋务派的主要代表在中央是以奕、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官员，在地方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员。清廷为推动洋务运动的发展的确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却是远远不够的。
1909年，清廷下谕批准在江宁举办中国第一次南洋劝业会。最初南洋劝业会的发起人并不是张人骏而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底，清廷一度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考察政治”。在欧美期间，端方除考察各国政治外，还注意留心各国的博览会。可谓大开眼界，一时间思如泉涌。在归国途中，端方又特别仔细考察了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及渔业赛会，对博览会的作用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和认识。端方回国后，于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也就是1906年7月实授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莅任后，即开始酝酿在江宁举办博览会，以实际行动谋实业之发达。很快端方的这一设想就得到了江浙上层绅商的响应与支持。他们都深刻的认识到这一会展能大大促进商业的发展。于是，端方即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即1908年12月7日会同江苏巡抚联衔奏请于江宁举办第一次南洋劝业会，“专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为主意”。端方在奏折中申述了举办南洋劝业之理由：“臣前年奉使欧美，察其农工商业之盛，无不由比赛激动而来，自莅两江任后，竞竞焉以仿行赛会为急务。”
端方上奏后，即于江宁设立南洋劝业会事务所，委候补道陈琪为坐办，商科举人向瑞琨为帮办，常川驻会办事。下设庶务、文牍、调查建筑等科，每科设正副科长一人，科员数人，共四十余人。“均系遴选留学东西洋高等商科及在内地学堂毕业生或曾赴各国参与博览会务具有经验之官绅”。又于上海成立董事会，具体负责筹款、征集各省赛品等业务。所选董事13人，大多为江浙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宣统元年二月十五日即1909年3月6日，端方又咨请各省督抚筹设各省出品协会，赞助南洋劝业会盛举。两江则通令筹设各府、州、厅物产会。
宣统元年五月，端方改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遗缺由两广总督张人骏接替。7月13日，清廷方才正式下谕同意开办南洋劝业会。从此，筹备工作加速进行。由新任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人骏担任会长。劝业会原定经费50万元，张人骏追加至70万元，官商各认一半。在清廷督促下，各省也相继成立了出品协会、协赞会、物产会，负责收集各省之参展物品。宣统二年正月初四也就是1910年2月13日南洋劝业会会场落成竣工。3月8日，清廷旨派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为审查总长，候补四品京堂蒯光典为提调。至此，筹备工作大体就绪。据考证南洋劝业会场位于江宁城北三牌楼一带，占地一千亩，内有两江所建馆、外省自建馆及各专业馆共32个。此外，尚有众多辅助建筑：会务机关有会议厅、事务所、发行所、审查室等；娱乐设施有牌楼、奏乐亭、纪念塔、喷水池等；贩卖设施有劝工场、会馆、商店等；交通设施有邮局、电话局、轻便铁路等。总计耗资150余万银元。建筑大多系仿照欧美风格，“俨然有欧洲特立之新市场风焉。”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展览馆门首及其檐边脊顶均装饰有电灯，马路两旁及展览馆周围花丛树林中装饰五色电灯。入夜之时，灯火辉煌，炫耀夺目。每当清风徐来，龙旗飘扬，夕阳斜照，草木争妍，十分壮观。
在张人骏的领导下，4月间，中国首次举办的大型博览会——南洋劝业会隆重开幕，当时各国领事、各省官员、海内外客商等云集江宁，这次大型博览会“名虽冠以南洋，实则推行全国”。除蒙古、西藏、新疆外，全国二十二个行省全都提供了展品。“其规模介于地方博览与全国博览会之间”。参展商品多达一百万件以上，可谓是琳琅满目，令人叹为观止。时人称南洋劝业会“为我中国五千年未有之盛举”。可以说南洋劝业会是清朝末年施行新政之后的一次产业大检阅，极大地开创了中国人自办博览会的历史先河，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举。直到如今，一些曾经获得过南洋劝业会奖励的商品，仍在作为成为历史悠久的名牌产品被人们广而告之。
可以说这次南洋劝业会是对清末“新政”成绩的一次总检阅。在审查总长杨士琦的主持下，对参展物品认真“审查性质，分别等第，给以奖章，以示奖励”。最后评选出一等奖66件，二等奖214件，三等奖428件，四等奖1218件，五等奖3345件，合计获奖赛品5271件。这些获奖产品大多是我国传统产品。在获一等奖的66种产品中，以农产品中之丝、茶、工艺品之染织类居多，矿产、陶瓷、教育品、美术品次之，机械、武备、棉纱、面粉、水产、畜牧各占一二，但遗憾的是机械工业品不仅寥寥无几，而且与外国同类产品相去甚远，充分显示出清末机械工业的落后。
尽管这次会展如此隆重，但是与会者对参展物品之缺少创造发明多少感到有点失望。1910年11月7至8日出版的《申报》上登载有《对于南洋劝业会之评论》一文，文中指出：“此次南洋劝业会陈列之物品，虽形形色色，无虑数千万种，然多系我国固有之物，绝少发明仿造之品。且华丽装饰之品多，朴素应用之物少。就其最易动目者言之，如刺绣、雕刻、书画等虽为擅胜会场之物，惜皆无关实用。至于日常需用之物，则寥寥不多见焉。故此次南洋劝业会之物品，多美术而少实用，仅能耗财而不能生利，自表面观之，无异开一赛珍会，聚宝会，各以华丽贵重之物罗列其间，为争炫斗妍计也。且就其陈列之物品一望而知我国尚未脱昔日闭关之习，故亦未受世界大通之益也。”
不过，总体相对而言，直隶、湖北、江苏几省展品质量较高，多少有一些机械工业产品。尤其直隶馆略胜一筹，给参观者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不难理解，直隶是新政的发源地，袁世凯又刻意提倡，因此该省展品略胜他省亦不是稀罕事。相反，内地各省则依然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近代工业极为发展有限。这从南洋劝业会展品中充分地显示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