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季两弟左右：
二十一酉刻接十九早信。官相既已出城，则希庵由下巴河南渡以救省城，甚是矣。希庵既已南渡，狗逆必回救安庆，风驰雨骤，经过黄梅、宿松均不停留，直由石牌以下集贤关，此意计中事也。凡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惟有一静字可以胜之。不出队，不喊呐，枪炮不能命中者不许乱放一声，稳住一二日，则大局已定。然后函告春霆渡江救援，并可约多军三面夹击。吾之不肯令鲍军预先北渡者，一则南岸处处危急，赖鲍军以少定人心；二则霆军长处甚多，而短处正坐少一静字。若狗贼初回集贤关，其情切于救城中之母妻眷属，拼命死战，鲍军当之，胜负尚未可知。若鲍公未至，狗贼有轻视弟等之心，而弟等持以谨静专一之气，虽危险数日，而后来得收多、鲍夹击之效，却有六七分把握。吾兄弟无功无能，俱统领万众，主持劫运，生死之早迟，冥冥者早已安排妥帖，断非人谋计较所能及。只要两弟静守数日，则数省之安危胥赖之矣。至嘱至要。
陈余庵闻二十一日可到景镇。左公日内可进剿乐平一带。祁门日来平安。凯章守休宁亦平安。惟宋滋九侍讲带安勇扎于前敌，被赋突来抄杀小挫，宋公受三伤。抚、建此二日无信。顺候近好。
抄二十一日复左信一件，可寄胡帅一阅。
再，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濠墙能守，则武昌虽失，必复为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濠墙不能守，则武昌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弟等一军关系天地剥复之机，无以武汉有疏而遽为震摇，须待狗逆回扑，坚守之后，再定主意。
评点：持以谨静专一之气应付危局
先来说说这封家书的背景。
咸丰三年正月，太平军靠着水师的力量，从武昌顺流东下，势如破竹，不过四十来天，便进入江宁。长江既可以让洪秀全顺利成事，长江同样也可以让清军轻易取胜，故而双方都将长江视为生命线。而长江的扼控点则在几个重要的码头，如武昌、黄州、田家镇、武穴、九江、安庆、池州、芜湖、江宁。其中尤以武昌、九江、安庆、江宁四个码头最为重要。当武昌、九江已为清军所占后，攻打安庆，便成为攻克江宁前所要进行的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同样的，太平军也深知安庆是保护天京的最重要的屏障。于是安庆成了两军激战的第一战场。
守安庆的是太平军名将叶芸来、刘玱林，攻打安庆的便是有“曾铁桶”(意谓能把城围得像铁桶样滴水不漏)之称的老九及其弟曾季洪。
曾老九率领吉字营于咸丰十年四月屯兵安庆城外集贤关，两军对峙，互有胜负。
天国领导集团想方设法欲解救安庆之危局。咸丰十年十月，陈玉成移师安庆，不利后退出。十一年正月，湖北巡抚胡林翼移营安徽太湖，目的是为了声援安庆。于是，陈玉成、李秀成决定以围魏救赵之计来救安庆。
二人分别从北岸和南岸同时向武昌进发，湖北的形势顿时变得严峻起来。信中所说的“官相(笔者注：即湖广总督官文)既已出城，则希庵由下巴河南渡以救省城”，正是指的当时湖北形势。
陈、李的这个军事意图，曾氏及湘军的另一主帅胡林翼都看得很清楚，从而作出即便丢掉武昌也要确保围安庆之军不撤的决定，并以此来坚定老九围城的信心。结果因南岸李秀成的误期，围武昌以救安庆的军事计划没有实现。不得已，陈玉成再回兵增援安庆。
在通常人的观念中，修炼心性、主静主诚的理学与攻城略地、不厌欺诈的军事完全是对立的、互不相干的两个领域，这中间如何沟通?理学除造就高谈阔论的学人外，它还能培养出可办实事的人才吗?
我们都知道，早年曾氏在京师做词臣时，曾拜倭仁、唐鉴为师，皈依理学，认认真真地修身养性，其主要功课为志、敬、静、谨、恒五字。笔者也曾在心里嘀咕过：“敬”“静”“谨”这些东西，在平居时或许可以做到，乱时能做到吗?或者说，平居时所修炼来的这些功夫，乱时能发挥出它的作用吗?
读这封信，我们看到理学功夫在打仗时的运用了。曾氏批评鲍超霆军的短处在少一“静”字。又要九弟以“谨静专一之气”来面对危局。看似迂腐的学问，居然在血火刀兵的现实中产生作用，不能不令人惊奇。
本来，理学的最终目的是要造就人的完美人格。有了这个完美人格，世上什么事不能办好，何止带兵打仗!只是许许多多的理学夫子既没有把理学的精髓吃透，又没有实实在在地表里一致地加以修炼，故而流入空谈、流入虚伪、流入叶公一类。这是学者的悲哀，并非学问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