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谕纪泽儿：
余此次出门，略载日记，即将日记封每次家信中。闻林文忠家书，即系如此办法。尔在省，仅至丁、左两家，佘不轻出，足慰远怀。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至于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自此以外，如立则见参于前也，在典则见其倚于衡也；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人望而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尔心境明白，于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则宜勉强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谨。
科场在即，亦宜保养身体。余在外平安，不多及。
涤生手谕(舟次樵舍，下去江西省城八十里)
再，此次日记，已封入澄侯叔函中寄至家矣。余自十二至湖口，十九夜五更开船晋江西省，二十一申刻即至章门。余不多及。又示。
评点：读书之法与做人之道
曾氏在此信中提出读书的四字诀，即看、读、写、作。
看，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阅览。读，即高声朗诵。曾氏认为，读史书、子书，宜用“看”。因为“看”可速度快些，可做到在短时间内多接触些必须阅览的书，即所谓博览群籍，泛舟书海。对于经典之作，对于诗文词赋，则宜用“读”，要高声朗诵，慢吟长叹。这样，方可在抑扬顿挫的朗读声中，领略其雄伟之气势，深远之韵味，并进而熟记于胸，随口可背。为了说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一连打了三个比喻。一比之为赚钱，“看”如同在外做生意获大利；“读”如同在家慎守财产，不让它随便花费了。二比之为打仗。“看”好比一鼓作气，攻城略地；“读”好比守住所得的战利品。三比之为获取知识。“看”如同子夏所说的每天知晓自己所不曾知道的，因而努力求知；“读”也如同子夏所说的，每日温习功课，不让所学的忘记了。一句话，“看”好比快速地大量地猎获，“读”好比谨慎地稳固地保守。
写，即写字。曾氏自认写字写得慢，不能适应某些场合，故而要求儿子能练就一手又快又好的字。曾氏有个特点，即自己所短处，若别人恰有此长的话，他便特别看重此人；不像有些人，恰恰相反，要抑人之长来显示自己所短的并不是短。
举个例子来说吧。曾氏幕府中有个名叫罗伯宜的秀才，此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字写得又快又好，每天可誊抄一万二千个楷书，晚上还有兴致跟别人下围棋。曾氏很赏识他，也发给他三十两银子的月薪，跟那些拟书牍奏稿的幕僚一样的待遇。
相反的也有个例子。左宗棠出身举人而非进士，他后来做了总督，接见属官，先看履历，凡进士出身的一律排后，先接见举人出身的，并多次对着下属发表他的举人优于进士的高论。他的理论是：进士在未中之前一心读应试文，没有真学问；中后即去做官，再也没有时间去获取真学问了。举人则不然，中举后他有很宽松的环境去求取真才实学，而后来之所以能做官，也不是仗功名而是仗本事。故举人出身的官强过进士出身的官。世人都不能接受他这个“妙”论，知道他无非是借此护自己出身不过硬的短罢了。
作，即作诗文，各种类型的诗文都要练习做，不可因做不好而止步。说到这里，曾氏给儿子讲了两个极为重要的人生阅历。
一是“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一个人在少年时要有志向有抱负，志向和抱负都不妨取大取远些，甚至狂妄点都不要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之作为到底会有多大，前程到底会有多远，谁都不可能预料，它将会受到日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此时宜作高远宏伟的设想，从而促使自己为达到此目标而付出更大的努力。古话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这就是说，制约的因素将有可能对预先的设计打折扣。那么“取法乎上上”呢，也许有可能“得其上”。苟如此，岂不甚好?所以少年时代不妨做一个狂者；有进取心的狂者，远胜无大志的规矩孩子。人们常说“上帝原谅年轻人的过错”。就是说，年轻人缺乏经验，犯错误可以原谅。社会既然对年轻人有这种宽容，为何不充分利用这种宽容来为自我价值的实现作一番拼搏?纵然失败了，还可以再干；纵然可笑，也让别人笑去。“丑”对年轻人不可怕。“初生牛犊不怕虎”，许多有识的年轻人就是凭此种不怕丑的精神做出了超越常规的业绩，令长者感到后生可畏。社会的宽容是有限度的，人到了中年后，便会逐渐感觉到四周的苛刻，也便不想在此种氛围中再“丢人现眼”了。从另一面来看，此人也便从此锁定在这个层面上，难于有大的超越了。
二是“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曾氏的意思是诗文创作须在三十岁之前奠定基础，打好大的框架，如果这一步在三十岁之前没有走好，日后要想有超过常人的成就很难。这话很有道理。曾氏号称诗文高手，他所创立的湘乡文派，在近代文学史上自有其不可否定的地位。来到京师不久，他就以诗文引起京师文坛的注意，而他的诗文创作的业绩，也在为他结交朋友提高知名度方面帮了大忙。他曾说过：“吾作诗最短于七律，他体皆有心得，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者。”当时，著名学者邵蕙西劝他编明文选本。这些都说明曾氏的诗文已有了相当的地位，那时，他也不过三十出头。衡之古来诗文大家，除开一个“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外，再没有第二人是在三十岁以后再努力而成大名的，更多的倒是少年早慧，十多岁二十来岁便文名远播，如贾谊、王勃、李贺等等。
作诗文与作学术研究有不同。诗文尤其是诗，更多地偏向于艺术方面。作为艺术，它需要天分，需要感觉，具体地说需要语感。天分要靠早期开发，语感要靠小时培养。所有这些，都立足于一个“早”字，而且也可以在早期便出成果。
至于学术研究，积累功夫更显得重要，还要深思熟虑，探微抉隐，故而不到一定时候难以见成效。
这就是为什么诗文方面的少年天才层出不穷，而像王弼那样的学术上的天才少年古今罕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