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曾国藩家书(精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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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致沅弟(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

沅甫九弟左右:

十三日安五等归,接手书,具悉一切。抚、建各府克复,惟吉安较迟,弟意自不能无介介。然四方围逼,成功亦当在六、七两月耳。澄侯弟往永丰一带吊各家之丧,均要余作挽联。余挽贺映南之夫人云:柳絮因风,阃内先芬堪继武(姓谢);麻衣如雪,阶前后嗣总能文。挽胡信贤之母云:元女太姬,祖德溯二千余载;周姜京室,帝梦同九十三龄(胡母九十三岁)。近来精力日减,惟此事尚颇如常。澄弟谓此亦可卜其未遽衰也。

袁漱六之戚郑南乔自松江来,还往年借项二百五十两,具述漱六近状,官声极好,宪眷极渥,学问与书法并大进,江南人仰望甚至,以慰以愧。

杨家滩周俊大兄号少濂,与余同读同考,多年相好。频年先祖、先考妣之丧均来致情。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一功名,求荐至吉营。余以功牌可得,途费可赠,保举则不可必。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有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若无机会,亦不勉强。以全余多年相好。

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气,一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君之托,盖亦情之不得已者。孙、韩、王三人或保文职亦可,渠辈眼高,久已厌薄千、把也。仙屏在营,弟须优保之,借此以汲引人才。余未能超保次青,使之沉沦下位,至今以为大愧大憾之事。仙屏无论在京在外,皆当有所表见。成章鉴是上等好武官,亦宜优保。

弟之公牍信启,俱大长进。吴子序现在何处?查明见复,并详问其近况。

余身体尚好,惟出汗甚多,三年前虽酷暑而不出汗,今胸口汗珠累累,而肺气日弱,常用惕然。甲三体亦弱甚,医者劝服补剂,余未敢率尔也。弟近日身体健否?

兄国藩手草

再者,人生适意之时,不可多得。弟现在上下交誉,军民咸服,颇称适意,不可错过时会,当尽心竭力,做成一个局面。圣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彻始彻终,性功事功,俱可包括。余生平于敬字无工夫,是以五十而无所成。至于恕字,在京时亦曾讲求及之。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弟于恕字颇有工夫,天质胜于阿兄一筹。至于敬字则亦未尝用力,宜从此日致其功,于《论语》之九思、《玉藻》之九容,勉强行之。临之以庄,则下自加敬。习惯自然,久久遂成德器,庶不至徒做一场话说,四十五十而无闻也。兄再行。

评点:人生适意之时不可多得

上次为保举事给老九递了一张条子,这次又递来了一张条子。此人既为曾氏同学,年岁似应相仿,亦是近五十的人了。当年同出一师,而今依旧无尺寸功名,为一功牌、为保举一从九县丞而求老同学,其状也够惨,其情也够悯了。“多年相好”的曾氏,能不为之动容吗?能拒绝他的请求吗?从人情来说,曾氏此条子开得可以理解,但从制度来说,这岂不又是自坏章程?倘若在一年前,曾氏是不会这样做的,这一年来,他自省许多。信上说:“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

“揣摩风会”四字,最堪玩味!一个人要脱离风会,特立独行,其实是很难很难的。举世皆难,在中国更是几乎不可思议,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使然。上面所说的这个例子,属于所谓的“窗帘风”。要想根除此种不良之风气,谈何容易!每一个人在其成长奋斗的过程中,都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其中家人的帮助无疑最大。尤其对于贫寒家庭的人来说,一个人的十年寒窗,甚至是全家人节衣缩食的共同换取,那么当他获得了一官半职的时候,对于曾经帮助过他的人,特别是他的家人的请求援助,他能置之不理吗?自己的良心上说不过去且不提,社会上的舆情也不容许,“六亲不认”“忘恩负义”“寡情薄义”等等会像潮水般汹涌而至,足以将一个人淹没掉。故而,当年有不少新科进士并不望考中翰林,而是希望分发到州县去做百里侯。翰林清贵,许多人都向往,为什么他们不想?原来,翰林散馆之后,通常都是留在翰林院。翰林院是一个档次相当高的机构,人员也极有限,不够资格的人是不可能进去的。散馆之后也会有极少数人分配在六部做低级京官,这种小京官不过办事员而已,并没有什么权力。故无论在翰苑,还是在六部,有一个共同点便是都不可能安置私人。做县令则大不一样。百里之内,县令便是土皇帝,一切都是他说了算,什么档次的私人他都可以安排:文化程度高的,可以做师爷书吏;一字不识的,也可以安排做更夫做伙夫做马夫,混碗饭吃是绰绰有余的。曾氏当年离家赴京前夕,其舅父说:“外甥做外官,阿舅来作烧火夫也。”说的正是这个现象。曾氏未做外官,故其舅父想做烧火夫都做不成,连妹夫千里迢迢亲到京师,想通过内兄之力谋点事做,也办不到。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几年后居然在贫病之中去世了!

对于这个舅舅和妹妹来说,做官发迹了的曾氏对他们无丝毫帮助,心中的埋怨是可想而知的。做州官县令可以安置私人,倘若自己拉队伍树旗杆,则更可以大量收容四邻乡亲。俗话说当兵吃粮,当兵的目的乃在于吃粮。对于十之八九的兵丁来说,投军原本就没有什么政治目的,有饱饭吃,才是他们的第一推动力;若是能立功受赏、发财升官,则是命大。当年湖湘大地之所以有诸多热心且有力量的人筹办团练,又有那么多人踊跃投奔,其原因多半在这里。曾氏却要特立独行。他对军营要求严格,当官的要有血性和能力,普通勇丁也要是朴实农夫,不符合条件的,即便是亲戚也不接收。在保举上,他也照章办事,不徇私情,不开后门。别人既不能从他那里得到分外的好处,当然也便不格外感激他,故而“人心不附”。

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过分”,决心予以补救,但他已不在军营,遂要求九弟来帮自己弥补。

点评到这里,笔者也经不住感叹起来:在中国,真正要做一个一尘不染的清官,可能吗?

此信后补的这一段“再者”,实在是一段极好的文字。其精意在于抓住有利时机,尽最大力量把事情做好做到位,做得心无遗憾。曾氏年近天命,经历丰富,又极好思索,他所说的“人生适意之时不可多得”,的确是一句阅历之言。这句当年说给九弟听的肺腑之声,今天仍值得我们十分重视,切不可轻视淡漠。

我们细细想一想,一个人即便活到八十岁的高寿,真正干事业的年华也不多。二十五岁以前读书求学位,六十岁以后退休怡养天年,做事的时间只有三十五年;三十五年中前些年还得有一个选择、磨合、熟练的过程,少则五年多则十年,剩下不过二十余年了。这二十余年里会遇到多少困难、失败、折腾、坎坷,真正适意的时候,必定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全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就真是太有限了,许多人一辈子也可能遭遇不到。常言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这个时候,好比开顺风船,好比行康庄道,好比逢及时雨,好比饮自来泉,如同四面八方、天地人间都在帮衬着你,支持着你。平时三分力才能做一分事,如今是一分力做三分事。若抓紧这个机遇,则可以做出平时难以做成的事,尤其难得的是,还可以借此打开一个局面,今后即便各种有利因素有所减弱,仍可以凭借着已打开的局面维持较好的状况。

曾氏告诫九弟,自我方面的把握在于尽心竭力,尽心竭力当着重在“敬”“恕”二字上下功夫。

什么是敬?古人解释曰:慎也,不敢慢也。指的是接人待物的态度:谨慎,认真,重视,不苟且等等。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为自己的修身立下五个方面的规矩,其一为“居敬”。《居敬箴》中有这样几句话:“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庄重,则可卫生葆性,松弛则办事不成;慢待别人,别人也将慢待你。

晚年,他又对儿子详释“敬”字的内容:“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甚至认为,人的“聪明睿智,皆由此出”。曾氏一生诚奉“敬”字:谨慎持重整肃端庄。他希望弟弟也能借此修身。

“恕”即宽恕,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处置态度。它的表现形式是宽厚、宽容。它的原则是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它的理论内核是“仁”。儒家学说将它视为美德。曾氏认为自己性格褊急,不能容物,于孔门恕道有所亏欠。信里的话与其说是勉励弟弟以恕待人,不如说是在检讨自己往日于此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