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温、沅、季四位老弟左右：
二十五日着胡二等送家信，报收复武汉之喜。二十七日具折奏捷。初一日，制台杨慰农（霈）到鄂相会，是日又奏二十四夜焚襄河贼舟之捷。初七日奏三路进兵之折。其日酉刻，杨载福、彭玉麟等率水师六十余船前往下游剿贼。初九日，前次谢恩折奉朱批回鄂。初十日彭四、刘四等来营，进攻武汉三路进剿之折奉朱批到鄂。十一日，武汉克复之折奉朱批、廷寄、谕旨等件。兄署湖北巡抚，并赏戴花翎。兄意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若一经受职，则二年来之苦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于地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是以决计具折辞谢，想诸弟亦必以为然也。
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其名震一时，自不待言。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兄惟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若仗圣主之威福，能速将江面肃清，荡平此贼，兄决意奏请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暂或一年，亦足稍慰区区之心，但未知圣意果能俯从否?
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
罗罗山于十二日拔营，智亭于十三日拔营，余十五六亦拔营东下也。余不一一。乞禀告父亲大人、叔父大人万福金安。
兄国藩手草
猞猁马褂亦宜付来，皮边冬帽亦可付来。泽儿写信太短，以后宜长些。
评点：只做了七天署理湖北巡抚
八月二十七日，湘军水陆两军联合作战，一并收复武昌、汉阳两城。作为省垣，武昌的地位远不是其他省城所可以比拟的。它素来有九省通衢之称，向为华中重镇，其军事地位更是重要。一年多前，正是因为太平军打下了武昌，才使得他们得地利之便，顺流东下，势如破竹。现在武昌、汉阳两城居然同日而下，对于整个战局来说，无疑是一个有着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对于曾氏本人和湘军来说，更是一个形象和命运彻底改变的转机。一时间，各种赞扬纷至沓来，湘军一洗过去备受歧视的委屈，又加之有岳州之胜作为铺垫，“善战”之名鹊起，各省对它另眼相看，朝廷也开始将重望寄托在它的身上了。这次的赏赐大为超过上次：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赏戴花翎。
相对于京师的官职而言，曾氏的品级并未提高，从侍郎到巡抚，当时的官话叫做改调，用现在的术语叫做平调，但这里有一个权力大小的问题。巡抚乃一方诸侯，在他所管辖的省内，手握民政实权，呼风唤雨，比起京师六部的侍郎来，要神气得多，何况此刻曾氏身为湘军统领，最重要的是军需粮饷的保障。湘军因不是朝廷的经制之师，没有固定的经费开支，一切靠省内各方的支持，筹饷如同化缘，曾氏常有叫花子般的苦恼，官绅亦常有被敲勒之怨恨。曾氏的诸多不舒心，湘军与绿营的诸多冲突，多半出于此。现在做了署理湖北巡抚，这些问题便都好办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鄂抚一职对曾氏都是重要而及时的。但是曾氏不便立马接受，他还有顾虑。这顾虑缘于礼制。
曾氏现在是丧服在身的人。办团带勇乃出于捍卫桑梓，保一境平安，这属于事急从权，自古以来就有的，叫做“墨绖从戎”，官绅各界都可理解。但若正式做朝廷命官，说闲话的人就会多了。有的的确是出于严守礼制，有的则是出于嫉妒，有的是因为有仇隙，但他们都会打着维护礼教的旗帜，令违背者处于完全被动的境地。但如果一辞再辞依然不获允准，不得已而接受的话，则各界指责之声便可大大减少，日后办事所遇到的阻力便会大为消减。于是，曾氏在九月十三日给朝廷的谢恩折中表示自己“私心万难自安”的心情，请求免掉署理湖北巡抚的职务。
其实，他根本不必多此一举。就在九月十二日，也就是他接到上谕的那一天，咸丰帝便改变了主意，又火速草拟了另一道圣旨：“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不久，十三日的谢恩折奉到朱批返回。朱批为这样几句话：“览。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
前道圣旨是九月五日下发的，距九月十二日仅仅七天。这就意味着咸丰帝只给了曾氏七天的署理湖北巡抚。倘若这道免职的命令是在看到曾氏的请辞书后，尚可以说得过去，曾氏也能保全面子，事实上不是如此。想想看，一百四十七年前的曾氏在武昌鄂抚衙门拜领到这道钦旨时，心里是怎样的一个滋味!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接下来的“严行申饬”，竟然将他的一番“孝亲苦心”毫不留情面地予以揭穿，直斥为“好名”，并上升到“违旨”的高度。对于一个刚刚建立殊功的大臣，即便知道他是在玩弄假意推辞的把戏，也不宜这样上纲上线地撕破脸皮予以训斥。笔者读史至此，深感为人之奴的卑贱，并为这种主奴之间的人格不平等而悲叹!再大的官，在皇帝的眼里，你也是他的奴才，你再拼死拼活为他卖命都是应该的，你若稍有疏忽，他就可以翻脸不认人。
读者会问，咸丰皇帝为什么在短短的七天之间便突然改变了主意，这背后有什么内幕吗?正史自然对这种事讳莫如深，野史却不讲客气地抖了出来。
原来，曾氏署理湖北巡抚的消息传出后，大学士祁隽藻悄悄地向咸丰帝进言：曾国藩现为在籍侍郎，在籍侍郎不过一布衣而已。布衣登台一呼应者云集，可不是好事。这几句话使得咸丰帝猛然醒悟过来：曾国藩是一个有着相当号召力和组织力的人，他此时可以招募数万勇丁，帮助朝廷打太平军；打败太平军后，他也可以掉转矛头，直指朝廷，进而黄袍加身，自己做起皇帝来。这一点，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会悟得到的。除此之外，清王朝的皇帝还会有另一种警觉，那就是民族之防。自从顺治皇帝入关进京做起整个中国的主宰者以来，满洲皇室便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代代相传，并且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加以防患，比如在全国各军事重镇安置将军、都统，这些将军、都统都是清一色的满洲人和与之有血缘相连的蒙古人。这些军事重镇中还设有满营，满营中的官兵也全是满蒙两族的。他们除镇守地方外，还兼有监视本地区绿营的重任。
曾氏是汉人，湘军是朝廷编制之外的汉人武装团体，加之《讨粤匪檄》出来以后，又有人指责曾氏是“卫道”而不是“勤王”。所有这些，对年轻的满洲皇帝来说，都是应该高度警惕的事。祁隽藻这几句话颇有些“点破英雄”的味道，于是顾不得圣谕的尊严，立即改变主意，并且小题大做，加以严饬，无非是给点颜色给曾氏看看：你只能规规矩矩勤王保朝廷，不许有半点出格犯规的行为；倘若不逊，自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来制裁你!
这件事无疑深深刺激了曾氏，所以在日后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恐惧感，并时时都有抽身上岸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