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谕纪泽儿：
九月二十六日接尔初九日禀，二十九、初一等日接尔十八、二十一日两禀，具悉一切。二十三如果开船，则此时应抵长沙矣。二十四之喜事，不知由湘阴舟次而往乎?抑自省城发喜轿乎?
尔读李义山诗，于情韵既有所得，则将来于六朝文人诗文，亦必易于契合。
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譬之书家羲、献、欧、虞、褚、李、颜、柳，一点一画，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气亦全无似处。本朝张得天、何义门虽称书家，而未能尽变古人之貌。故必如刘石庵之貌异神异，乃可推为大家。诗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绝群伦，不足以当大家之目。渠既迥绝群伦矣，而后人读之，不能辨识其貌，领取其神，是读者之见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尔以后读古文古诗，惟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今人动指某人学某家，大抵多道听途说，扣槃扪烛之类，不足信也。君子贵于自知，不必随众口附和也。余病已大愈，尚难用心，日内当奏请开缺。近作古文二首，亦尚入理，今冬或可再作数首。
唐镜海先生没时，其世兄求作墓志，余已应允，久未动笔，并将节略失去。尔向唐家或贺世兄处(蔗农先生子，镜海丈婿也)，索取行状节略寄来。罗山文集年谱未带来营，亦向易芝生先生(渠求作碑甚切)索一部付来，以便作碑，一偿夙诺。
纪鸿初六日自黄安起程，日内应可到此。余不悉。
涤生手示
评点：大家名作自有一种面貌神态
曾氏在这里提出一个审美标准，即艺术家要想成为大家的话，则必须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出别于他人的貌与神来。这个标准将那些模仿之技高得足以乱真的人，排斥在大家之外。当然，这个标准并非曾氏所提出，也不奇特怪异，而是被众人所一致认同。曾氏写在家信中，无非是向儿子传授这个知识罢了。但话又要说回来，作为艺术欣赏者，或者艺术领域的涉足者，有没有这个知识，也是有没有艺术素养的一个衡量之点。假若具备了这种鉴赏力，即能在众多的艺术品中看出其中的别于常态之作来，也就具备了相当高的艺术素质，堪称大鉴赏家了。
曾氏在摈弃了诸如张得天、何义门等名满一时的书法家后，独推刘石庵为大家，可见他对此人的尊崇。刘石庵即为近年来被电视剧《宰相刘罗锅》弄得人人皆知的那个刘罗锅子刘墉，他做过乾隆朝的大学士，死后谥文清。他的父亲刘统勋也做过乾隆朝的大学士，死后谥文正。父子宰相，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并不多见。
为什么曾氏如此推崇刘墉呢?我们在前面提到过曾氏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七日记中的一段名言：“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
原来，曾氏在欣赏刘墉的书法时，悟出了一个很大的道理，即将技艺佳境中的两端——雄奇与淡远，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结合起来，才是最佳的境界，而这种结合的最好方式则是把雄奇寓含于淡远之中；说得浅白些，即外表上的显现为淡远，内里的实质为雄奇。更为重要的是，曾氏从艺术中获得的这个认识，又融入了他的人生感悟中。他在咸丰八年复出之后，注意将峻厉的申韩之法寓含于柔弱谦退的黄老之道中，因此而将事业和人生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