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睁开眼时，明媚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射进屋。手术定在中午进行，这样我还可以再多呆上几小时，放松一下医院的紧张生活。我周围的所有病友都起来了，只有我还躺着。我服了安眠药，觉得萎靡不振，这或许是我夜间的恐惧使我的身体如此虚弱无力。现在阳光出来了，一切担忧都散去了。我躺在床上在想，上次住院是如何度过困难期的。这一夜的恐怖情景无法同我那时遭受的痛苦和折磨相比。眼下我知道，至少……还在等着我。
1967年，佐复员了，他面临国内许多新行业的择业。计算机生产规模在不断扩大，这一领域的专家到处都需要。只是等着我们决定去国家的什么地方工作和定居。最后我们选择了美国西北部沿海地区，佐在那里的一家大的航空航天集团公司工作。我们早就幻想离开气候炎热干燥的德克萨斯州，再说，我的父母目前住在西北地区，我们可以找个不远的地方团聚，还可以经常同他们见面。
我们搬到新地方不久我才发现，我又怀孕了。这一发现并非让我特别高兴。因为我们虽然5个孩子，抚养他们没有问题，可是，我早就和佐商量好决定不再要孩子了。医生也不建议我们生下这个孩子：以前生的几胎使我的身体极度虚弱，所以，新的压力对我们来说很不想保留这个孩子。
在我怀孕第3个月时，我开始出现严重抽搐和流血。医生认为，胎儿的这种发育状况有早产的可能。仍在流血，我没有办法，只好住院。我们断定，机体的排斥现象干扰我的胎儿，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变得更明显，这种症状并没有消失，其中一个医生建议堕胎。他认为，即便我能生下这个孩子，很可能是个畸形儿。我毫无理由怀疑医生诊断的正确性，我和佐商量后断定手术势在必行。
在确定堕胎的前一天，别的医生也对我进行了检查，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同意集体的意见。一个医生走过我的床前停了下脚步说：“莫名其妙！为什么这个胎儿如此牢固地着床在子宫里？”这时，我浑身发凉，突然在医生中响起一个带有命令语气的强硬声音：“不堕胎，孩子应当能够问世。他也想活呀！”
过了一会，佐进了病房，我对他说了医生们的决定，也表达了我的决心，我们必须让这个孩子活下来。
如果我们要这个孩子：我们将有一个残疾儿。这样一种前景同样使我们夫妻俩担忧，可是，我知道，如果现在不同意堕胎，那我们永远也别想过安宁日子。佐考虑了一下同意了我的意见。就在当天晚上，我们正式向院方表态：保胎。可是，医生们不作任何让步。我必须堕胎——没有一个医生建议我别的，没有一个人同意承担这个责任。
次日，我办了出院手续，去找能对我进行观察的医生。最后，我终于结识了一个年轻人，他从空军部队复员不久，只是刚刚开始实习，他看在佐是他部队战友的情分上，同意接受我做他的患者。这个年轻医生认为，肚子里的胎儿有存活下来的机遇，不过他几乎确信，胎儿即便生下来也会变形，他更多地嘱咐要躺卧休息，要严格按照他的医嘱去做。
这下，所有家务都落到佐和孩子们身上，我也决定利用这一空闲时间报名上函授班学习，以便获得中等教育毕业文凭。时间如流水，一周接一周地过去了，几周过去了，分娩期终于临近了。我的担忧与日俱增。应当为宝宝的出世做些准备：我向他们解释过，新生宝宝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有可能是个残疾儿，分娩期间也可能夭折。我和佐互相安慰着，我们无休止地回想着原先医生那令人惊异的意见：“这个胎儿如此牢固地着床在子宫里。”我体内的胎音回应了医生的那句话。
那个时代，作为新生儿的父亲不允许进产院，可是我在想，偏偏遇到这么个孩子，却不能得到丈夫的帮助和支持——这使我十分担忧和害怕。最后，医院终于批准我丈夫参与分娩。说实在的，佐必须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文件上写道：他必须和医生为各自的情况共同负起这种责任，如果丈夫昏厥了或自我感觉不好，医务人员将在第一时间继续关照产妇。
1968年6月19日开始阵缩。这时，我被吓得要死，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控制住全身的颤抖。佐来到医院，他穿上绿外罩，戴上白口罩，我只能看见他那双温柔的蓝灰色眼睛，那双眼睛流露出竭尽全力安抚我使我安静下来的目光，可是，由于佐时断时续和不均匀的呼吸，此时此刻我明白，丈夫的心情比我的心情更激动。佐站在产床旁，用温情的手抚摸着我的脸，阵缩得越厉害，他把我的手攥得就越紧。
……孩子终于问世了！医生把微笑的目光投向我，和我对视了一下目光，我明白了，我们的一切恐惧和担忧并非徒劳。丈夫把新生儿抱在怀里……我们难以控制的热泪流了出来：这个孩子像我们的其他孩子一样，既漂亮又健康。我把孩子紧紧贴在我的身体上，由于他如此渴望生存，最后终于来到这个多彩的世界上，见到壮观的大地！
说心里话，我连一秒钟也不想堕胎，不过，情况很明朗，最后一次怀孕由于对我的身体产生不良影响。几年来，我试图克服生育导致的不良后果，直到最后医生还不建议我动手术。我久久地思考着，和佐商量着，看来，已经没有其他出入，我们只好同意。
到中午时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护理员走进病房大声说：“应当打一支安眠针”。我觉得很可笑，护理员专门叫我起来就是为了让我安眠。我想笑，可是，我全身充满使人精疲力竭的热浪。后来，好像有医生走到我的床前，至少有一个医生，我听到他的说话声：“一切正常吗？”那热浪变得更高、更黑，我越来越深地沉浸在黑暗之中。
当我醒来时已经是晚上。医生站在我床前说：“手术进行顺利，你会感觉得越来越好。”我明白了，我在想：“那好极了！可能不用再担心什么了，一切都结束了。”
我好像又睡着了，因为当我睁开眼睛时发现，我却躺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里，旁边还放着一张空床。这房间给人留下明亮欢快的印象。壁纸是橘黄色和黄色相间的条纹，有两个小夜桌，还有两个洗脸池——这一切色彩艳丽引人注目，很合我的审美情调，而且完全令人心旷神怡和使人精神振奋。在我的病床旁有个大窗户，这是我专门要求的，因为我一小就害怕封闭式空间。夜幕已落，只有门上的那盏小灯照亮房间。我向护理员要水，他说：“我已经一天用冰块让你吮吸。”我对她说的这番话一点不明白。其实，我的丈夫和我们的那些熟人已经来这里看过我，可是，我无论作出多大努力也无法回想起我是否见到过他们。我在那儿不管怎样，我看上去的确无关紧要，无论谁来了都绝对不会让我开心，当时，我正没有知觉地躺在床上。佐一副狼狈相：蓝外罩也被弄歪了，腿也露在外面，应当提前跟佐说不要把朋友们领到这儿来。
晚上9点，护理员送来晚服药。如果不是微痛，正常手术后我会完全感觉不错。我服下药后看电视。我应当打盹了，再看表时已经9点20分了。这时，我的脑袋非常清醒，我突然感到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愿望——给佐打电话。我拨了电话号码，电话拨通了，可是，我却不记得是否和丈夫谈话了，我突然感到身体软弱无力，于是，我又回到床上，关掉电视，把被子拽到颌下，以便更暖和些。我睡着了。我感到全身异常地冷和虚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