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国后，契丹一直是北宋的心腹大患。太平兴国七年（982），十二岁的辽圣宗即位，其母萧太后临朝称制，正是母寡子弱的时候，宋太宗便想趁此时机大举北伐。于是他派出了三路兵马，其中的西路便由潘美、杨业率领，潘美就是《杨家将》故事中的潘仁美。不过潘美可不像故事中说的是个大奸臣，而是宋初时的一位名将，为人平易近人，处事也十分谨慎。当初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唯独没有削夺潘美的兵权。这倒不是赵匡胤对他格外开恩，只是因为他每次赴镇，都把妻儿留在京城，太祖有人质在手，当然不怕他造反了，所以就可以保留兵权了。正因为潘美的谨慎，才使得他虽功高震主，却能长保平安。
这一次，潘美和杨业出兵北伐，他们出雁门，至寰州（今山西朔县东），与契丹兵一场恶战，迫使寰州刺史开城投降。接着，他们又攻下了朔州（今山西朔县）、应州（今山西应县）、云州（今山西大同），捷报频传。然而，不久就传来了宋朝东路军败退的消息，而中路军也已退回境内。西路军一时间成了契丹军集中兵力攻击的对象。而此时，宋太宗令潘美、杨业等护送云、朔、寰、应四州的百姓迁入宋朝境内。还没等他们行动，萧太后就亲率大军夺回了寰州。面对这种形势，杨业建议不要与契丹直接交锋，因为他们的任务只是迁移百姓，同时他详细地讲了如何使余下的三州百姓安然撤入宋朝境内的方法。但监军王侁对此却极力反对，主张直趋寰州与契丹军交战，但杨业认为这是必败之道，王侁一听，竟讥讽地说：“你不是号称杨无敌吗？怎么今天一反常态，不肯出战，是不是有别的打算啊？”杨业原本是北汉降将，王侁这番话分明是说他有二心。情急之下，杨业遂请求出战。临行前，杨业深知此一去凶多吉少，便对潘美倾诉自己对太宗的忠心，立誓要报答太宗的知遇之恩。接着他遥指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县南），对潘美说：“这次出战，肯定是要失败的，你们可以在这里埋伏步兵，等我打到此处时，步兵齐出，说不定还有救。”潘美依计而行，和王侁率领士兵们在陈家谷口列阵以待。
辽军那边一听说是杨业出兵，哪敢轻敌，于是由耶律斜轸亲自迎敌，并把杨业引入了大将萧挞凛的埋伏圈。杨业再勇，毕竟寡不敌众，从天明战到了日落，只杀得人困马乏，血染征袍。忽然，他看到了陈家谷口，心中顿生希望。他知道那里有潘美的伏兵，于是有意放慢速度，诱敌进谷。耶律斜轸正想进谷，猛然醒悟，怀疑谷中有埋伏，但此时士兵们已如潮水般向谷内冲去，萧挞凛只得让耶律斜轸守住谷口，挡住后面的士兵，他自己率兵冲进了谷口。
满怀希望的杨业拍马进了谷，却发现谷内寂静无声，根本没有宋军的影子，心里凉了半截，杨业长叹一声，凄然地说：“真没有想到这些人竟如此不讲信义，我杨业死不足惜，可这些将士难道也要白白地搭上性命吗？”于是他准备出谷后由自己引开敌人，让将士们抄小路去逃生，众人听了，十分伤感，忽然有一人问杨业：“元帅，您家里也有妻儿老小，有什么话要让我们带回去的吗？”杨业说：“我入宋以来，也没立什么功劳，哪能再以家人的事麻烦朝廷！儿孙自有儿孙福，我没什么可担忧的。只是请你们转告朝廷，说我杨业有负圣恩，不能再为朝廷出力了。”这番话令将士们热血奔涌，纷纷要求留下来与杨业同生共死，杨业再三相劝，众人却执意跟随。杨业深知契丹兵瞬息即至，于是他率众出谷，沿小路向南而去。不料行至狼牙村时，被辽军包围。杨业身边的百余名将士力战而死，杨业身负重伤，犹孤身奋战，最终被擒，绝食而死。
由此看来，杨业的死的确与潘美有关，但潘美也并不是存心要陷害杨业，只是因为他们在谷中埋伏了很久，不见杨业来，王侁以为杨业已击退辽兵，便急着去抢功。潘美虽是主帅，却也不敢得罪监军，只得撤出了谷。待听说杨业兵败，再返回去救援时，为时已晚。潘美因此被官降三级，王侁则被发配金州（今陕西安康）。
杨业共有七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儿子杨延玉与杨业一同战死。另外的六个儿子中，人们最熟悉的是杨延昭杨六郎，延昭本名延朗，据《宋史》记载，延昭实际上是杨业的长子，而并非行六。延昭智勇善战，驻守边防二十余年，治军严整，身先士卒，在士兵中颇有声望，契丹人也闻名丧胆。延昭生有三子，其中文广颇有乃父之风，在边境屡立战功。杨业的其他几个儿子也都被朝廷录用为官。
早在南宋时，就有人把杨家将编成了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为这个故事增加了不少虚构的人物，增加了诸多鲜活的生动情节，使杨家将成为了忠义的化身。
澶渊之盟
五代时，石敬瑭为做皇帝，向契丹称儿割地，拱手相送了燕云十六州的土地，使中原失去了屏障，由此埋下了战争的祸端。
早在宋朝建立之前，契丹就已建国，国号辽。宋朝建国以后，每代皇帝都念念不忘要收复燕云十六州，宋太宗就曾两次大举攻辽。而辽朝则因为五代时周世宗曾夺走十六州的瀛州（今河北河间）和莫州（今河北任丘），故而以收复失地为名，不断南下。就这样，数十年来，宋辽战争不断。随着辽朝国力的增强，辽圣宗统和十七年（999）、十九年（1001）、二十年（1002）、二十一年（1003），辽军连续南下，宋军接连失败，令当时在位的宋真宗忧心忡忡。
就在真宗一筹莫展之际，他正确的用人策略使形势出现了转机。北宋景德元年（1004）七月，宰相李沆亡故，宰相位空缺，真宗选中了毕士安。按照宋制，宰相一般由三个人担任，至少也要由两个人担任。于是，真宗就让毕士安再推荐一个人，毕士安便向真宗推荐了年轻有为、慷慨忠义的寇准。他对真宗说：“如今边境多事，需要的就是这种不计个人得失、敢想敢干的人。”其实真宗早就想用寇准，但又觉得他太年轻，所以想让毕士安这样年高有德之人扶持一把，如今毕士安一番话正合真宗的心意，于是毕士安和寇准被同时任命为宰相。
寇准十九岁中进士，早在宋太宗在位时就得到重用，可惜他嫉恶如仇过于刚直的性格终不为太宗所容，被贬为知州。这一次真宗重新起用他，可以说是找到了扭转宋军败势的良方。
当寇准听说北部边境常有小股辽国士兵出没，便断定辽军要大举进攻，于是他告诉真宗要加紧练兵。果然不出寇准所料，闰九月十三日，辽圣宗、萧太后率大军倾国出动，气势汹汹开进宋朝边境，直抵黄河岸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威胁宋朝都城开封。急报飞来，朝廷上下一片恐慌，真宗也是惊慌失措，唯有寇准镇定自若，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寇准的镇定可不是装出来的，因为他很清楚，各要塞已有重兵把守，而辽军多年兴兵，国力已弱，此时又孤军深入，必败无疑。而参知政事王钦若则不同意他的观点，反驳说：“去年四月，辽军南下，我们的部署和现在相同，怎么就打败了呢？何况上次来的只是辽的大将，而这次辽圣宗、萧太后亲自率军，这怎么能取胜呢？”寇准不想与他争辩，只说了一句：“我自有我的主意。”真宗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寇准的妙计，当晚就把寇准召了来询问对策。寇准说：“以往我军失败，都是因为士气不足，此次，臣请陛下御驾亲征，将士们必然士气大增，还愁不胜吗？”这条妙计可是真宗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没有当即答应寇准，而是又召见了毕士安，问他寇准的想法是否可行。毕士安当然是举双手赞成，这促使真宗下定决心亲至澶州。
这时，辽军与宋军已经开战了，寇准一方面调兵遣将部署兵力，另一方面为真宗御驾亲征积极作着准备。辽军不断攻城，宋军坚守城池，几次交锋，辽军没占到一点儿便宜，反而接连损兵折将。萧太后见到战事不顺十分烦恼。这时，有一人借机劝说萧太后与宋朝罢兵结好。萧太后身边怎么会有人劝她与宋朝结好呢？这人可不是辽人，而是宋朝的降将，名叫王继忠，他曾是高阳关副都部署，在一次与辽作战时，被辽将活捉。萧太后觉得他是个人才，便厚待于他，他也就成了萧太后的亲信。但王继忠毕竟是宋人，看到家乡父老惨遭屠杀，于心怎忍，于是便提出了议和的想法。此时的萧太后年事已高，连日鞍马劳顿，已令她心力交瘁，何况又难操胜券，还不如罢兵议和呢。所以，王继忠一提出议和，可谓正中下怀，萧太后即刻令他修书一封转呈真宗。
真宗收到信后，先是怀疑对方议和是真是假，而后又提出要辽朝先派使者来求和，以避免他们提出割地的条件。而辽朝那边则提出要宋朝先派使者，双方各执己见，谈判还没开始就告吹了。
在此后的一个月内，宋军捷报频传，萧太后再次提出议和。而此时的真宗却在宋军连胜之时决定由宋朝先派使者，拱手把主动权让给了辽朝。
这时，真宗也已起程，向澶州进发。一路上，真宗胆战心惊，越临近澶州，离辽军也就越近，真宗开始后悔此行，再加上一些主张南下金陵避难的人的挑唆，真宗动摇了，心生返程的念头。但寇准等人力主继续向北进发，尽快赶到澶州。真宗无奈，只得前行。这一天，真宗在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的胁迫下，终于登上了澶州北城门楼，天子的黄龙旗在城门上迎风飘扬，城下的将士们群情振奋，山呼万岁。辽军见了这阵势，士气大减，而且在此之前，辽军的一员猛将萧挞凛被宋军射死，更使其锐气大挫。此时真宗似乎应乘胜退敌，但他还是希望议和以求暂安。
真宗派出的使者曹利用几经周折终于到了辽军营寨，但双方各执一词，谈判无果。辽又派使者见真宗，真宗对于辽提出的归还二州的要求当然不答应。已经是宋朝的土地了，怎么可以再割让给辽朝？不过，对于给辽金帛，他倒是很慷慨，只要每年不超百万就行。但寇准却不这么想，本来他是主张一分也不给，一定要一举击败辽朝，以绝后患，但真宗却想尽快停战，哪怕是只换得数十年安宁，也心满意足。寇准虽然无法说服真宗，但他还是警告曹利用，岁币不许超过三十万。正是有了寇准这句话，曹利用到了辽营后，据理力争，毫不退让，先是坚决拒绝归还土地的要求，而后又紧守三十万大关，最终与辽达成了每年向辽纳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共计三十万两的协议。同时辽圣宗又提出与宋朝结为兄弟之国的建议，从此罢战息兵。随即，宋辽据此订立了盟约，这就是“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使宋辽之争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但岁币却如同一副枷锁，使宋朝一步步走向了被动，以至贻害无穷。但在澶渊之盟订立后的数十年间，宋辽边境安宁，百姓安居乐业，特别是中原与北部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民族融合。
王安石变法
北宋仁宗时期，“三冗”现象已十分严重，即冗官、冗兵、冗费，官僚集团日益庞大，军队数量急剧增加，致使朝廷财政负担加重，而为了弥补亏空，政府又将财政危机转嫁给了百姓，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庆历三年（1043），仁宗任用范仲淹等人推行“新政”，以整顿吏治为重点，但仅一年多就在保守势力的诋毁下夭折了。不过，此后部分地区的改革依然在不断地尝试着，众多的改革主张层出不穷，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也在逐渐成熟。
王安石自幼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在他少年时就已小有名气。二十二岁时他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他初为官是淮南判官，按照惯例，他在外做满一年官后，就可回京城考馆职，接下来就可以留在京城步步高升了。但王安石却不那么想，他觉得做几年地方官员，可以更好地了解民情，更多地积累从政经验，于是他放弃了考馆职的机会，被改任鄞县知县。
在王安石做知县期间，他开始把他的变法思想付诸实践。在青黄不接时，他把仓库的积谷贷给百姓，等到收获了以后连本带息一起偿还。这样一来，不仅使仓库中的存粮得以不断更新，而且也使百姓逃脱了高利贷的盘剥，于国于民都十分有利。王安石做地方官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的措施，所以很受百姓的爱戴。同时他的淡泊名利的心态也很得一些高官的赞赏，文彦博、欧阳修等都曾多次向皇帝推荐他，但王安石都婉言拒绝了，依然做他的地方官。王安石的这一举动反倒使他的声望越来越高。王安石无意于升迁，而朝廷却不断地给他加官，嘉佑五年（1060），王安石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是一个掌管国家钱谷的官，这个官职令王安石踌躇满志，决心不负众望大干一场，于是他向仁宗上了一道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大意就是要依靠皇帝来实行由上而下的变法改制，只有富国强兵，才能扭转目前的“积贫积弱”的局面。可以说，万言书集中反映了王安石的变法思想，然而遗憾的是，这份万言书并没有引起仁宗的重视。不过，王安石的主张却得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的赏识。他就是后来的神宗赵顼。当时，赵顼还没有即位，他经常听到周围的人谈论王安石，尽管未见其人，却早已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了然于胸。
仁宗时，王安石抱负无法施展，以母丧为由离职而去。英宗即位后，再招王安石复职，被王安石拒绝。英宗病逝后，二十岁的赵顼即位，立刻起用他为江宁知府，几月后又升为翰林学士。神宗迫不及待地召见了王安石，与他一起议论治国之道，王安石再度提出了变法主张。
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工作，在此后的几年间，有关理财、整军及对科举、学校制度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同时对科举考试的内容作了修改，并对学校的教材、管理等作了新规定。
新法推行了十几年，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军事实力也有所加强，应该说实现了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初衷。特别是许多新法的颁行抑制了高官的某些特权和豪强的兼并，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但也正因为如此，变法触及了高官、豪强的根本利益，因此从变法之初，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势力就在不断地阻挠新法的推行，特别是对王安石的攻击更是如潮水般涌来。
神宗是新法的积极倡导者与支持者，因此他力排众议，坚决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许多反对新法的人都被赶出了朝廷。但是，既然是新法，就总会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新法在执行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缺陷终于让保守势力抓到了把柄。他们获悉青苗法在河北地区执行时强迫百姓借贷，于是便想从此打开缺口，击倒新法。但这一次新旧势力的对垒，最终还是在神宗的维护下，保住了新法。旧派人物罢官的罢官，辞职的辞职，司马光也被贬出了京城，旧派势力大减，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接下来，神宗下诏对奉行新法不力的官员或贬或撤，保证了新法的顺利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