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纂过程中，《四库全书》的编者为收入全书和未收而存目的书籍共10200余种撰写了提要。每篇提要都开列书名、卷数、采进来历，考证作者名号经历，介绍书籍的性质与内容大要，评论其得失利弊，说明其流播与影响。这些提要由纪昀编排统稿，按《四库全书》的部类次序编辑成书，即所谓《四库全书总目》。由于各书提要均出自渊深学者之手，概括明晰又常有独到见解，再配合以《四库全书》严密精致的分类框架，所收书目又数量宏大，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因而成为我国目录学中最高成就之作，对后世的学术影响巨大。《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最初于乾隆六十年（1795）由内廷刊刻，后来民间依殿本翻刻，得在全国广泛流传。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没有刊印本，编成后仅抄写了七份，各装订成三万六千多册，分别贮于北京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和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抄成后又多次重校、补校。后来由于战乱，文源阁本、文汇阁本和文宗阁本都荡然无存；文澜阁本毁损过半后补抄完整，与文渊阁本，文津阁栈、文溯阁本现在分别珍藏在杭州、台北、北京和甘肃兰州。
天下第一贪官
和珅姓钮祜禄氏，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少时家贫，以官学生充銮仪卫校尉。因其机灵善辩，仪表堂堂，一次偶然机会，得到乾隆帝赏识，遂步步高升，以侍卫擢副都统，迁侍郎，入军机，授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晋封一等忠襄公，赏戴双眼花翎，在乾隆后期任军机大臣达二十四年之久，成为乾隆朝最受宠信的权臣。其子因绅殷德尚公主，其弟和琳曾任四川总督，一门豪贵，势焰熏天，朝中文武争相奔走其门。
和珅本无才学，品行也不端正，惟靠善伺乾隆帝之喜怒以得宠，在其把持朝政的二十多年中，公然卖官鬻爵，招权纳贿，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凡不附已者，辄借机在乾隆帝面前进行陷害，必欲去之而后快。朝廷内外，自督抚至于府县，皆以贿赂和珅为巩固自己地位和升官发财的途径。致使一生聚敛了惊人的财富，成为清代最大的贪污犯。不仅如此，和珅还依恃乾隆帝的宠爱，出入宫廷，凡遇喜爱之物，则径自占为己有；四方进贡之奇珍异宝，往往也是上好者落入和珅之手，次一等的方才献入宫中。
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帝将皇位传给太子颙琰，改元嘉庆，自为太上皇，仍对和珅宠信有加。嘉庆帝虽心中对和珅极为厌恶，但碍于父亲，仍不得不勉强容忍，竭力周旋，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太上皇病逝，和珅失去靠山，嘉庆帝立即指使给事中广泰、王念孙，御史广兴、郑葆鸿等参劾和珅种种专权不法。初八日将和珅革职下狱，户部尚书福长安等也被指为和珅党附而革职拿问。十五日，嘉庆帝颁发诏书，宣布和珅20条大罪，命王公大臣会审，和珅一一招供不讳。十八日，令和珅于狱中自尽。福长安以党附和珅，命其至和珅狱中跪视和珅自尽后，押回本狱，定斩监候，秋后处决；和珅已死，削去公爵，撤出太庙，并毁专祠；丰绅殷德因尚公主，留袭伯爵，余皆斥革；和珅亲信苏凌附、吴省兰、李潢、李光云等皆降革有差；其余为和珅荐举或曾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
嘉庆帝治和珅罪，派人查抄其家产，其家产登记者共109号，已估价者26号，值银202000多万两。当时清廷每年财政收入为4000余万两，而和珅家财仅已估价者即相当清朝全国五年的财政收入。所有抄没的财产，入国库者为数甚微，赏给臣下者亦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皆入于宫禁，故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谚。
清代文字狱
封建社会中，因文字着述被罗织罪名、酿成冤案的，称为文字狱。从明代开始，封建中央集权得到加强，文字狱的发生，也走向高潮。清朝取代明朝后，由于满洲贵族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为了镇压下层人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反抗，清政府制造的文字狱也达到了顶点。粗略计算，从清顺治二年（1645）僧人函可作私史被流徙案到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生员贺国盛上“笃国策”案，共发生有案可查的大小文字狱一百一十余次，因之被杀、被流放者达二百余人之多。这些文字狱，按其性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顺治初年到康熙末年，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的文字狱，主要表现在部分明朝遗民、下层士人对清满洲贵族“以夷凌华”不满，从而在撰述中仍用明朝纪年，甚至诋毁清政权，遭致镇压的几件大案。顺治二年，僧人函可在自撰诗文野史中流露出留恋明朝、攻击清朝的思绪，被人举报，清政权将函可流放东北，禁止刊行其诗作。顺治十八年（1661），浙江发生了清初最大的文字狱案——庄廷《明史》案。浙江富户庄廷购到明末文士朱国桢所撰《明史》稿本，窃为己作，并补写了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其中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政权为政朔，又有指斥清朝词句。被人告发，酿成大狱。已死的庄廷被剖棺戮尸，其弟庄廷铖等72人被杀，株连下狱的族人邻里达上千人。被害人中还包括江南名士查继佐、潘柽章、陆圻等多人。此案至康熙二年（1663）才结案。康熙四年（1665）江南人邹流骑因刊刻其师吴伟业着《鹿樵纪闻》被下狱，焚书。同年山东即墨文士黄培诗集中有怀恋旧明、攻击清朝诗句，黄被处死，2130余人下狱，江南名士顾炎武也被株连。康熙五十年（1711）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当时另一桩大狱。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在明史馆修明史时，把明朝遗老记述收入己作《南山集》，根据安徽桐城文士方孝标《滇黔纪闻》议论南明史事，认为顺治朝不属正统。被御史赵申乔告发，戴名世处斩，江南名士方苞、王源等大族三百余人或下狱，或流放东北为奴。
雍正朝为文字狱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康熙多位皇子之间发生夺位之事，雍正帝继位后便以文字狱形式剪除敌对势力，许多文字狱表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雍正三年（1725）权重一时的大将军年羹尧引起雍正帝猜忌，抓住他奏折中“夕惕朝乾”四字写错，定下数十条大罪将其处死抄家。年氏朋党官员五十余人受株连革职。其中年羹尧门下幕僚汪景祺在所作《西征随笔》中为功臣受贬鸣不平，并有影射攻击雍正帝、诽谤满族的词句。汪景祺被处斩，亲族流放东北为奴。次年，年羹尧的另一幕僚钱名世因曾写诗吹捧年氏，雍正帝将其圈禁，特制“名教罪人”匾额加以羞辱。同年，内阁学士查嗣庭在任江西主考官时，雍正帝以其出试题荒谬，有“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是把雍正“正”字拆成“一止”；又有依附权臣隆科多，对康熙时《南山集》文字狱不满等罪状，将查氏处死，家人流放。雍正六年（1728）发生了雍正朝最大的文字狱曾静、张熙投书案。湖南文人曾静令其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称他是岳飞后人，劝其起兵反清，并列举雍正有弑父篡位，杀兄屠弟的罪行。岳立即向朝廷举报，将曾、张拘捕。在审理中，查出曾静的思想是读了清初学者吕留良着作后产生的，宫中记述来自被镇压的雍正诸弟胤禛、胤禟手下太监。于是雍正把吕留良的子孙及胤禛、胤禟余党尽行下狱。并发布多次谕旨，批驳对他的攻击，汇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广为刊刻发布。已死的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开棺戮尸，其余儿子、弟子多人处死，族人大批流放为奴。曾静、张熙作为自新之人释放，但乾隆时又被处死。
清代文字狱的高潮是在第三阶段，即乾隆朝。这一时期清统治进入相对稳定阶段，民族矛盾、内部矛盾相对缓和，而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清朝廷一方面实行文化专制的高压手段，另一方面利用修书来羁縻上层知识分子。文字狱表现的特点是案例繁多，大案却少；无辜受害者多，有意攻击者少。乾隆十六年（1751）的一件震动全国的文字狱——伪孙嘉淦奏稿案可算作一个例子。乾隆四年（1739），京师曾有传闻，指斥朝中权要张廷玉、鄂尔泰等。至乾隆十六年云南忽然发现一份流传于商人中的工部尚书孙嘉淦奏折底稿，稿中指责乾隆帝犯有“五不解、十大过”，如征金川恣意用兵，南巡费用无度等。乾隆帝下令在全国追查，发现传抄者极广，遍及十几个省内，上至提督，下至贩夫走卒，近至京师官学，远至土司边寨。追查中被株连下狱者达数千人，仍不知首作者下落。两年多以后，只得指控江西千总卢鲁生、刘时达父子为罪魁，处死结案。乾隆二十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是一件影响较大的案件。乾隆前期，雍正帝老臣鄂尔泰、张廷玉两人势力极大，党附颇多，互相攻击排挤，乾隆帝抓住鄂门下弟子胡中藻诗中一些字句捕风捉影，对两派都进行了打击。乾隆四十年以后，随着《四库全书》的修撰，全国掀起了一场查抄禁书浪潮，发生的文字狱多与此有关。在着书立说中，除徐述夔《一柱楼诗稿》有较明显的反清意向外，其余多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冤案。
乾隆朝以后，由于川陕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给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使其无暇顾及文化方面的控制，文字狱急剧减少，惩治也渐渐宽松。如嘉庆四年（1799）江苏监生周砎上条陈指责朝政，达几十款之多，嘉庆帝并未如乾隆例子以严惩，仅令送回原籍管束了事。
清朝文字狱是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
鸦片战争
18世纪末，英国开始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同时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道光十八年（1838），鸦片输入量已达四万余箱。烟毒在中国泛滥，民气不振，官府腐败，军队失去斗志，白银大量外流。这年十二月，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次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商议对策，一面整顿海防，缉拿烟贩；一面通知外国烟贩在三天内将所存烟全部交出，并要求他们出具甘结，保证以后永不携带鸦片来华。否则一经查出，货即没收，人即正法。林则徐还严正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迫于形势，英、美烟贩被迫陆续交出所存鸦片两万余箱，共计二百三十七万多斤。六月三日至二十五日，林则徐将缴获的全部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八月，虎门销烟的消息传到伦敦后，英国政府上下哗然，十月，正式作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次年二月，正式任命乔治·懿律为东方远征军总司令，兼谈判全权代表，查理·义律为副代表。是年六月，英军战船十八艘抵达广东海面，并在美、法两国支持下，挑起战端，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军首先进犯广州海口，这时林则徐已任两广总督，他制定了以守为战的积极防御战略，认真备战。他相信民心可用，于是招募但户、渔民五六千人编为水勇，并告示民众：英军兵船一进内河，人人可持刀痛杀。英军见广州防备森严，不便进攻，就北犯厦门。这时已调任为闽浙总督邓廷桢督师迎战，击退英军。于是英军又继续北上，攻陷定海，八月，到达天津大沽口，向清政府递交了英外交大臣巴麦写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及向清政府提出赔款、割地等要求，并声称如不答应，则“必相战不息”，以武力威胁清政府。这时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两江总督伊里布等为首的驰禁派，借机向道光皇帝进谗言。道光皇帝看到英军来势凶猛，于是发生动摇，指责林则徐禁烟措施失当，并派琦善到天津海口与英军谈判。在谈判过程中，琦善一再妥协，并散布英军船坚炮利，难以取胜的谣言，并说即便今年能把英军击退，明年它们依旧还会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与此同时还向英人表示，一定替英国惩办林则徐、邓廷桢，只要英军退回广东，一切问题都可在广州谈判解决。在琦善的允诺下，英军同意退回南方交涉。九月，道光皇帝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到广州继续与英军议和。不久，又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之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十一月二十九日，琦善到达广州，首先查办了“林则徐禁烟案”，并自动撤防，解散水勇，摆出与英人议和的态势。道光二十一年（1811）一月七日，英军乘琦善解除战备之时，派军舰突然袭击沙角、大角炮台。清军不敌，副将陈连升及其子举鹏、守台张清龄均战死，沙角、大角两座炮台相继陷落。此时，广东巡抚怡良、将军阿精阿、副都统英隆等人都主张立即增兵反击，均遭琦善拒绝。一月二十五日，琦善乘船亲自前往狮子洋面与义律会晤于莲花山，全部接受了义律提出的《穿鼻草约》，允割香港，赔烟价六十万元，开放广州等。
消息传到北京后，道光皇帝对《穿鼻草约》所提条件不予批准，感到有损尊严，因此又倾向主战。当得知沙角、大角炮台被占的消息后，于一月底决定对英宣战，并派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到广东主持战事。英军闻讯后，在奕山还未到达广州时，就派兵进攻虎门炮台，守将提督关天培率兵坚守，终因寡不敌众，与将士数百人全部殉国，虎门炮台陷落。三月，英军继续发动进攻，占领了离广州城三十里的二沙尾炮台，后又攻陷珠海等炮台，此时广州城完全陷于英军的威胁之中。四月，奕山率大军一万七千人齐集广州，于五月二十一日怀着侥幸心理派军队夜袭英舰，初获小胜。第二天，英军开始反扑，经过五天激战，城外炮台尽失。二十七日，奕山竖白旗向英军乞和，并签订了《广州和约》，答应缴赎城费六千万元，一周内交付，清军退出广州城六十英里。道光皇帝听到消息后，借口“准令通商”，批准了《广州和约》。五月底，广州城郊三元里等地民众数万，奋起抗英，迫使英军退回军舰。
这年四月，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的《穿鼻草约》，认为所得利益太少，不予批准，并决定召回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扩大对华战争。临行前，英国首相训令璞鼎查，让他到中国后，再占舟山，恫吓清政府。英外交大臣给璞鼎查的训令中指示，只有清政府无条件地接受英国提出的全部要求，签订一个有广泛特权的条约，才能停止军事行动。八月，璞鼎查抵达中国。这时，清政府对英国调兵遣将扩大战争毫无准备，沿海各省还在继续裁兵撤勇。八月初，两江总督裕谦获知英军准备再度进犯浙江的消息后，奏请朝廷暂缓撤退江、浙两省调防官兵，可是道光皇帝却批驳说：“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致糜饷劳师”。这样当战争爆发后，清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八月二十六日英军首先攻陷厦门。后又进攻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领五千守军奋战六昼夜，最后全部牺牲，定海再次失陷。接着，英军进攻镇海，裕谦率军队浴血奋战，终因力战不支，镇海城陷，裕谦投水自尽。不久之后，宁波也失陷，英军在进犯浙江的同时，先后两次进攻台湾，遭到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英军被歼俘数百人，只好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