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媒体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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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媒体乱象(2)

问题四:报道内容一些地方前后矛盾,可信度大打折扣。在文中,记者介绍黄金镇政府近两年为当地群众办的几件好事时写道:“自筹资金340万元,修建了镇初级中学教学楼,新建了斑竹小学,复建了金银村小学,排除了3个村4所小学的D级危房。”而配在一旁的照片说明却说:“12月30日,黄金镇黄金小学几位小学生正在校内一栋危房边玩耍。”混乱的信息显然将导致读者对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产生怀疑。

如果说上面四个方面还只是属于采写上的细节问题,经过后方编辑改写和加工或记者进一步的采访可以一一解决的话,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却不能不让人警觉。

让我们再读读《忠县黄金镇政府办公楼宛若宫殿 “穷百姓,富财政”现象引人深思》这篇焦点网谈,整个报道好像高举起一块板子,但却轻飘飘落下,文章不少地方给人以为黄金镇政府开脱责任的印象。

再看看原文中那些值得商榷的内容吧:

曾几何时,乡镇领导干部成了记者笔下的“反面人物”。事实上,许多问题虽然出在基层,根子却在上面。

这一次,我们本不愿意再用手中的笔“伤害”基层领导干部。但面对这座宛若宫殿的镇政府办公楼,我们不得不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

……

当然,黄金镇政府近两年也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

毋庸置疑,黄金镇政府确实需要修建新办公楼。……加上旧办公楼年久失修,多处垮塌,早就成为危房,搬迁势在必行。

正因为这样,黄金镇乃至忠县领导都感到委屈。他们认为,镇政府办了那么多好事,为什么社会舆论偏偏揪住新办公楼不放?而且还没有举债,在其他地方,举债修豪华办公楼的情况并不少。王尔诚痛苦地说:“以前镇政府又破又烂,老百姓说基层政权没有能力;现在新办公楼建好了,又说我们奢侈浪费。”

……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板子都打在黄金镇政府身上,修建新办公楼并非镇政府一意孤行,而是经过了15道审批程序,手续齐全。

……许多基层领导干部本来能力强,热情高,但因为办了一件令老百姓反感的事,就失去民心,这种教训已经相当深刻。

新闻报道应当客观真实,这是任何理论工作者和实践者都不可否认的问题。那么,这一事件报道中的客观真实是什么?是简单地把双方的观点摆出来吗?显然不是。对于社会主义新闻媒体来说,坚持党性和人民性是一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原则。简单地陈述矛盾双方的做法在这条新闻里就意味着背弃客观真实的原则,就意味着背弃党的原则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

在这一案例中,即便村民们已经得到了征地补偿,即便黄金镇政府修建新办公楼势在必行,即便黄金镇政府没有举债,即便黄金镇的党委和书记能力强、热情高,即便修建办公楼手续完备,作为基层行政机构,他们有何权力动用纳税人上缴的400万元为自己修建每套办公室“都配有卫生间和休息室”的豪华办公楼?难道这仅仅是“办了一件令老百姓反感的事”?

网友刘海明在光明网上撰文说:“把镇政府的新办公楼弄成‘庙’(当地人语),和其主要领导内心里权势心理严重不无关系。虽然我们不能对此上纲上线,但是,劳民伤财、煞费苦心搞这样的一座建筑物用以办公,其负面影响远远超出了实际用途。如果审计这个‘天安门’经济问题,最好别忘了修建该建筑物的思想意识问题。”

记得一部戏剧片的主角,一位七品芝麻官说过:“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如果我们的官方主流媒体在报道中连这一点浅显的原则都不坚持,它们又怎能保持对舆论的主导能力,怎么能赢得受众和市场的心呢?

无可否认,这只是官方主流媒体每天播发的成百上千条报道中的一条,但是,这条在主打栏目中出现的重头报道尚且如此难以经得起推敲,那么,它们那些大量的日常报道如何能够成为中国新闻业引以为傲的标杆和旗帜?

在受众市场日益成熟的今天,媒介间的竞争核心就是报道质量的竞争。报道质量将最终决定谁能够在未来确立舆论引导者的地位,而不是媒介拥有的行政级别资本。原《南方都市报》一位编辑在接受笔者的访谈时说:“在广州,读者们有了新闻线索第一个找的就是我们,他们看中的是谁最有影响力。”

忠县黄金镇政府办公楼宛若宫殿“穷百姓,富财政”

现象引人深思

新华社重庆分社 策划:刘亢 记者:王金涛 张桂林

曾几何时,乡镇领导干部成了记者笔下的“反面人物”。事实上,许多问题虽然出在基层,根子却在上面。

这一次,我们本不愿意再用手中的笔“伤害”基层领导干部。但面对这座宛若宫殿的镇政府办公楼,我们不得不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

黄金镇里的“宫殿”

冬天的三峡库区,依然满目青翠。从重庆市忠县县城到万州区,出城12公里左右,路边一座气势不凡的建筑跃入眼帘。

这座颇具中国古典特色的楼群依山而建,登顶如同攀山。中间是6层宽宽的青石阶梯,每层有一个平台,第一层有21级台阶,第二层至第六层各有18级台阶,两旁梅花形霓虹灯分立,绿树相映。沿阶梯自下而上走到顶端,是一座形如“天安门”的大会堂,红墙金顶,正面有一个大拱形门,两边各有一个小拱形门。大会堂上下分为两层,下层是多功能大厅和电教室,上层是容纳170个座椅和桌子的会议室。站在大会堂二层的“观礼台”上俯瞰左右,青石台阶两边各有3栋二层楼对称排列,一律红柱白墙绿瓦,屋顶上是别致的小花坛。大会堂所在的平面是一座小广场,左右两边各有一个花园,并配有树桩形座椅。

在一座座低矮破旧的民房之间,这座“宫殿”更显壮观。然而,如果不是“宫殿”门阙上挂着牌子,谁都不相信它就是忠县黄金镇政府的办公楼。大会堂上层飞檐下国徽高悬,正前方不锈钢旗杆上的国旗高高飘扬,旗杆前“团结,勤政,廉洁,高效”8个字赫然在目。我们走访发现,黄金镇党委、政府的各个机构分布在60套家具全新的办公室内,每套房都配有卫生间和休息室。

这座办公楼群刚启用1个多月。附近一位村民指着自己用茅草铺顶的屋子说:“我们的房子还不如他们修的厕所好呢。”

农民:征地补偿费被冻结了

这座高高在上的建筑,占用了黄金村农民5.95亩耕地。采访中,黄金镇领导再三强调,镇政府没有拖欠农民的征地补偿费。

黄金镇党委书记王尔诚说,这座新办公楼早于2000年立项,镇政府于2001年7月对就统征了所占土地,每亩补偿标准为9000元,共计53550元,涉及的农户都领取了这笔费用。随后,我们在镇财政所的账本上看到了农民的领款单。

然而,农民的说法却不一致。镇政府新楼群的后面就是黄金村,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条通往后山的小路,沿着陡峭的山坡爬上去,再走过一条泥泞不堪的小道,来到农民吴玉平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天安门”的背影,与村民破旧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

64岁的吴玉平说,新办公楼占地主要是稻田,可是镇政府占了地却不修路。以前从山下到这里有一条乡村公路,是地质队1984年勘探石油时修的,大车可以开上来。现在新办公楼刚好把路掐断了,步行都不方便,开车上来要多绕3/5的路程。以前镇上答应再给大家修条路,到现在也没有修。农民没有别的,就这么一点土地,都征走了。以前自己种粮,吃不完还可以卖,现在吃都不够。

我们走访了几户农民,他们普遍反映两个问题:一是征地补偿费被冻结了,一亩地9000元的征地费被押在了镇财政所,用来抵扣农业税、医疗合作费等各种税费。二是征地补偿标准低,镇政府修新场镇,每亩征地费是9000元,再转手卖给建房的人,每平方米是250元到280元,一亩地可以卖十几万元,建大楼怎能建不起?当了20年生产队队长的罗光六说:“按照忠县国土局28号文件,被征用的地属于三类地,征地补偿标准是每亩1.3万元,为啥子给我们9000元?以前,镇政府说征地户有32个农转非名额,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安排。”

对于这两个问题,王尔诚回答,征地补偿发生在2001年,他2003年3月才来黄金镇当党委书记,对以前的事情不了解。

“穷百姓,富财政”

忠县和黄金镇有关领导一再强调,镇政府没有举债建设新办公楼。在忠县,黄金镇是除县城忠州镇外财政收入最好的乡镇,近年来每年财政收入均在600万元以上,仅2003年财政收入就达650万元,节余251万元。新办公楼总投资为487.238万元,目前已支付320万元,其中重庆市下拨专项资金50万元,忠县财政补助20万元,镇政府自筹250万元。其余167.238万元,镇政府将根据其与施工企业签订的合同约定时限按期支付,且全部资金已按计划安排到位。

王尔诚解释说,在许多基层县乡财政是吃饭财政的情况下,黄金镇之所以财政收入有节余,是因为镇上有一家税收大户忠县卫星水泥厂。卫星水泥厂原为镇办集体企业,2003年10月29日开始改制,现已完成改制。企业改制后,1450万元资产由个人买断,镇政府用700多万元安置职工,204万元用以支付工程款。目前水泥厂还欠镇政府395万元,双方已经协商好,水泥厂于2005年1月29日前先偿还90万元,剩余欠款年内付清。

卫星水泥厂年产15万吨水泥,2003年创税400多万元。正是这家企业,才孕育了黄金镇的“富财政”,催生了黄金镇的新办公楼。然而,黄金镇并非“遍地黄金”,与“富财政”相对照,黄金镇农民却非常贫困。2003年,黄金镇人均纯收入为1055元,2004年预计为1450元。目前这里的农民只把当兵提干、进城打工看成致富途径,由于山高坡陡,土质差,当地务农收入较低。

黄金镇的“穷百姓,富财政”现象耐人寻味:一些地方重工轻农,拼命地招商引资,是因为发展工业才能富财政。然而,财政富起来后,政府却不把多余的资金反哺农业,反而大手大脚地花钱,建豪华办公楼。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脱贫致富成为一个遥远的梦。

政绩观的偏差

当然,黄金镇政府近两年也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

自筹资金340万元,修建了镇初级中学教学楼,新建了斑竹小学,复建了金银村小学,排除了3个村4所小学的D级危房。自筹85万元,在长江支流黄金河上建起了一座大桥,解决了两个村行人过河难的问题。招商引资160万元,建成了黄金镇水厂,不少老百姓喝上了自来水。同时,镇政府积极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结构,与跨国公司施格兰合作,实施柑桔产业化。

毋庸置疑,黄金镇政府确实需要修建新办公楼。原办公楼位于黄金河畔,海拔180米,属三峡四期蓄水后的保坎地段,按规划不应保留永久性建筑。加上旧办公楼年久失修,多处垮塌,早就成为危房,搬迁势在必行。

正因为这样,黄金镇乃至忠县领导都感到委屈。他们认为,镇政府办了那么多好事,为什么社会舆论偏偏揪住新办公楼不放?而且还没有举债,在其他地方,举债修豪华办公楼的情况并不少。王尔诚痛苦地说:“以前镇政府又破又烂,老百姓说基层政权没有能力;现在新办公楼建好了,又说我们奢侈浪费。”

然而,就是因为修建了一座宫殿式的办公楼,黄金镇领导的政绩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县镇领导多次否认办公楼的“豪华”,但这座办公楼明摆着放在那里,气派十足地吸引着路人好奇的目光。尽管县镇领导反复解释黄金镇地处重庆市级风景名胜区甘井沟范围内,建这座有特色的办公楼是发展旅游业的需要,但且不说甘井沟的旅游价值有多大,难道镇政府也会成为游人光顾的名胜吗?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板子都打在黄金镇政府身上,修建新办公楼并非镇政府一意孤行,而是经过了15道审批程序,手续齐全。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把搞城镇建设、甚至建政府办公楼当成政绩,城镇建得好,办公楼建得漂亮,说明自己能干,并以此作为提高执政能力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不少地方,最气派的大楼是政府办公楼,招致老百姓的怨言和讥讽。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如何彻底改变自己的政绩观,是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新考验。许多基层领导干部本来能力强,热情高,但因为办了一件令老百姓反感的事,就失去民心,这种教训已经相当深刻。

黄金镇政府新办公楼无声地立在那里。大会堂前,“团结,勤政,廉洁,高效”8个大字格外醒目。(完)

丧失警示功能的新闻媒体

2005年新年伊始,创刊一年的《了望东方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批贪官年前被逐出人大曾身居要职贪心不足》的文章。文章说:“在新年将这些不洁净的、散发着腐败气息的东西清扫出去,是让仰视这里的无数人心情愉快的事情。”

然而,细读文章,读者却难以愉悦起来。根据这篇文章,2004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依据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终止了章俊元、吴振汉、徐衍东、徐发和刘广智等五人的代表资格。而此前的6月和8月,裴传楷和丁鑫发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也被分别终止。

上述根据现行《选举法》选举产生的、13亿中国公民的代表是何许人?

裴传楷,河南省信阳华豫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涉嫌受贿人民币28万多元;

丁鑫发,江西省检察长,其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干预案件查处等手段,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子、其妻收受贿赂折合307万元;利用职务之便为儿子经商办企业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挪用公款210万元;打击报复举报人;

章俊元,江苏省交通厅厅长,因经济问题被立案查处,并被撤消职务;

吴振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在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干预案件诉讼、插手基建工程,为他人谋取利益,个人或伙同亲属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305万元;

徐衍东,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犯有经济方面的错误;

徐发,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犯有经济方面的错误;

刘广智,少将,前空军指挥学院院长。

让读者愉悦不起来的不是这几个人大代表犯了事,违了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真正令人担忧的是作为社会“看门狗”的新闻媒体似乎没有能够履行它们应尽的监督职责,丧失了它们警示社会的职业功能。

在《了望东方周刊》的这篇文章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媒体的报道模式和轨迹。

事发前,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使用的都是积极的、向上的、光明的词语和符号:“初春的北京,正是春风催绿时”;“徐衍东神情庄重地说”;“吴振汉也在会上侃侃而谈”;裴传楷“以饱满的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出现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而事发后,继之以揭示和批判报道则不用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