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的报道中站在阿拉法特一边，显然会招来一些指责和批评。《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数百名听众向BBC发去投诉电子邮件，指责普勒特在节目中的表现有悖新闻原则。以色列外交部媒体及公共事务负责人吉东·梅厄也表示他将致信BBC提出抗议。
普勒特做错了吗？我们确实应当不偏不倚地面对我们报道的人物和事件吗？在报道中，我们应当掩藏自己内心深处对所报道的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和观点吗，或者，用一种巧妙的、事实展示的“客观手法”来陈述自己的意见呢？
严格的新闻理论教科书认为，客观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新闻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新闻的真实与否，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工作者对待事实的态度。
是的，新闻既然是新闻工作者对客观事实认知后的产物，是意识的信息产品，那么，我们对待事实的态度为什么不可以成为这一产品的一部分呢？
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遵循并实践客观公正的新闻原则？
1842年12月，进步报刊《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境内遭到查禁。马克思在他的抗议文章里写道：“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诚然有时这种表达是热情的、夸大的和荒谬的’。……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片面地(像当时激动的感情和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对这些东西做出自己的判决。”
对于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来说，新闻报道是应当有立场的，有倾向的。它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的立场，它的倾向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的倾向。“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全部工作中，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应当是完全统一的。”
这种立场和倾向，就是站在真理一边的立场和倾向，就是追求人类一切进步和正义事业的立场和倾向。当然，对于反进步和反正义的势力而言，这种立场和倾向就是一种“错误”和“谬误”，就是对新闻原则的“背反”。这种冲突和对立，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也贯穿于世界各国的新闻发展史。
普勒特的哭并没有错，她是在为一个壮志未酬而今随时面临死亡威胁的战士而哭，她是在为巴勒斯坦人民追求自由和国家独立的努力遭受挫折而哭，她是在为人类千百年来追寻的真理和正义而哭。她的哭展示了人类至高至善的一面，她又有什么错呢？她的哭难道不是超越教科书客观公正新闻理论的更高层次的认识吗？
失去这种立场和倾向，我们就无异于只会照本宣科的教条，就无异于在我们的思想和实践中画地为牢。
采访报道实践活动随时考验着我们的立场和倾向。对儿童和未成年人的保护，除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还符合媒体的道德观念和自我约束。在新闻报道中，当我们面对进城务工的农民时，面对城市下岗职工时，面对初次站在记者面前的普通人时，面对毫无话语权的弱势群体时，我们应当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报道他们的苦乐哀愁，支持他们的诉求，尽管他们可能有很多缺点和陋习。
一生充满争议的意大利着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OrianaFallaci)对客观性原则有一段话令人深思的谈话。2003年1月，法拉奇接受了美国NewYorkObserver的采访。乔治·格雷问她作为记者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时，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回答说，她的成功在于她从来没有在报道中去追求客观。她说，客观是“一个发明于西方却什么也不是的伪善的词汇。我们必须选择立场。西方世界的弱点诞生于对所谓的‘客观’的认识。客观性并不存在，它不可能存在！……这个单词的伪善一直被真理行于中间的谎言所维持。不，先生：有时候真理只在一边。”
是的，客观是相对的客观，我们应当始终站在弱势群体一边，站在人民一边，站在真理和正义的一边。
1999年，由着名影星阿尔·帕西诺和拉塞尔·克劳主演的好莱坞影片《惊爆内幕》（TheInsider）上演，在次年的奥斯卡奖上，该片获得最佳导演、最佳演员、最佳影片等7项提名。
影片取材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一档新闻节目《60分钟》试图披露烟草行业黑幕的一段真实故事。拉塞尔·克劳扮演一位刚刚被解雇的英美烟草公司下辖子公司的高级主管杰弗里·威金德，在《60分钟》的新闻主播伯格曼（阿尔·帕西诺扮演）的游说下，他决定公开烟草大公司故意在香烟中强化某些致人上瘾物质的内幕。此举使两人遭遇到令人窒息的种种阻碍，不仅是烟草大公司使出各种伎俩意图让他们保持沉默，作为美国知名主流媒体的CBS内部也爆发了获取商业利润与披露事实真相之间的斗争，后来商业利润在CBS的新闻室里占了上风。
影片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在CBS的新闻室里，当CBS高层主管唯恐招惹官司，为了商业利益做出妥协，下令重新剪辑节目，删除关键内容时，伯格曼锐利的目光直刺其主管，问道：“你到底是商人还是新闻人？”
对于所有新闻从业者而言，这句话大概算得上当头棒喝的一句问话，既可以斥人，也可以省己。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从事记者这个职业，仅仅懂得采访的学问和写作的技巧，能够写出几篇头版头条的文章大约是不够的。一名真正的职业记者，最重要的是要看他是否有为公共利益说话的良心和毅力，看他到底是追寻和扞卫真理的新闻人，还是在商业利益的平衡木上权衡的商人。
前《南风窗》记者郭宇宽曾在博客中国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说，还是不说的抉择》的文章，写他留学英伦时与《惊爆内幕》主人公，普利策奖得主，《60分钟》栏目前制片人洛维尔·伯格曼的一次对话。
在谈及面对烟草集团的威胁和CBS高层的内部压力他为什么没有放弃时，伯格曼说：“如果我不坚持到底，我不能说我已经尽了力，我更不能容忍因为自己的怯懦而让杰弗里已经付出的牺牲付诸东流。除了这种情感因素以外，是我们职业的底线，那就是我们的报道不管触犯了谁，采用了什么手段，甚至处在法律的模糊地带，有一件事是你一定要问自己的内心的，当你被起诉，面对法官和陪审团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盯着他们的眼睛说：我所作的一切是为了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
显然，这就是商人和新闻人的区别。新闻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也应当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商人，不管他们的宣传和广告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他们把自己的形象涂抹得多么光辉耀眼，其本质都是对私利的追逐。
而这一点，不是翻看教科书里的几条原则或者咨询几个建议就可以学会的，这一点是职业记者需要终身为之奋斗并且不断付出代价才能得到的。就像影片里所描述的那样，尽管经过艰难的斗争，最终使公诉人成功起诉美国头号烟草公司，并使烟草公司为其对公共健康的损害赔偿2460亿美元，杰弗里和伯格曼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杰弗里失去了他曾经拥有的舒适生活和幸福家庭，成立了一个反对青少年吸烟的民间社团；伯格曼则辞去了他在CBS为之奋斗了十多年并令人羡慕的工作。
当我们以美国新闻史上这一真实的案例中伯格曼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新闻工作时，我们会发现，其实商人与新闻人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随时都会面临商人与新闻人之间的抉择。就像2002年山西繁峙矿难事件中那11名收受贿赂集体失语的新闻记者一样，商人与新闻人身份的界定也就在一念之间。
现在，新闻实务界一些老总奉行这样一种观点：新闻媒体目前并不缺乏编采人员，现在最缺乏、最需要的第一是经营人才，第二是管理人才，第三是策划人才，所谓的策划，其实大都是市场推广策划，而非值得新闻专业学生研究探讨的新闻策划。
这是一个今天在大陆新闻界和教育界流行的观点：大学的新闻教育改革应当跟上时代的步伐，培养出既懂新闻，又懂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我要说，这个观点错了。就像商人与新闻人格格不入一样，这种复合型人才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现实生活中也难以存在。即便有所谓的这样的“两栖”人才存在，我敢断定他准保会因此患上严重的人格分裂症，他将始终处于维护真理和追求利益最大化之间非此即彼的矛盾之中。真理和惟利是图的商业利益这两者之间，永远没有交叉的可能。
任何一个严肃的媒体，在新闻报道和金钱之间都会划上不可逾越的界线。《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要求：“新闻报道和经营活动要严格分开。……记者编辑不得从事广告或其他经营活动。”
然而，这条戒律屡屡被违犯。在一些地方，这种将新闻演绎为明目张胆“抢劫”的诈骗行为正在组织化、系统化和行业内部合法化。比如，自2003年以来，湖北黄冈的《鄂东晚报》在创收欲望的驱使下，报社内部达成以曝光当事方丑闻的方式强拉广告的默契，上下通力配合，形成了一条报社领导——记者——受要挟单位的“媒体腐败食物链”。这一丑闻于2004年年底被《中国新闻周刊》曝光。
远离铜臭味，是任何一个有责任心和良知的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新闻学的核心，在于对真理的不懈追寻和扞卫，这是新闻学始终不渝的目标，是新闻人的历史使命，也是新闻教育不可偏离的航向。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先驱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教育应当以引领社会、服务社会为矢志，而不能失去自己的精神，随波逐流，所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作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大学在社会道德建设上要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进德修养，担起培育社会公德的责任，不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同样，新闻教育也应当肩负起抵制流俗、楷模社会的重任。
美国已故着名摄影记者和编辑霍沃德·查蒲尼克（HowardChapnick）曾经这样描述他的同行：“今天的摄影记者更加深入，他们把镜头推向过去被认为绝对不可能的报道禁区。不管是什么样的新闻题材，神圣的或是亵渎的，都无法逃离他们的视野。他们为没有话语权的人们呼吁，他们付予弱势群体以力量，他们向无助的人们伸出援手。”
查蒲尼克所言应当是所有新闻人和新闻教育工作者的共同追求和实践吧。
洛维尔.伯格曼：“说还是不说”的抉择
郭宇宽/博客中国
——对话《惊爆内幕》主人公，普利策奖得主，《六十分》栏目前制片人洛维尔.伯格曼
记者手记
我很多次向同行推荐这部我认为作为记者不得不看的影片，尤其是其中那个令人难忘的制片人形象。影片中的洛维尔穿着皮夹克，头发蓬乱，走路常常微低着头，盯着你看的时候，目光好像要把你射穿。他像一块石头一样固执和坚强，当遭受极大的压力，不得不告诉杰弗里“遇到点麻烦，片子可能播不出来时。”他也没有放弃努力。
当生活中真实的洛维尔站在来自世界各地的近百名记者面前时，他简直受到了摇滚名星般的拥簇和欢呼。在他精彩的演讲结束后，主办者甚至不得不为他挡住围上来的各国记者，以避免洛维尔难于招架而过于疲劳，一个加拿大记者对我说，洛维尔是这个职业的骄傲。离开了《60分》的LowellBergman现在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当教授，陪同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SharonTiller，她是PBS着名新闻调查栏目《前线》（《frontline》）担任资深制片人。
也许我的自我介绍打动了他，晚上在一家位于Norfolkstreet的酒吧，他接受了我的独家采访，这家酒吧在英国小有名气，是新闻记者的聚会交流之所，酒吧的名称恰好也叫做“frontline”，拥有酒吧的几位合伙人都是记者，酒吧的墙上陈列品，全是一些着名记者的遗物，比如一本被子弹击穿的采访本，牺牲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两杯马蒂尼酒下肚，我们的谈话在一种轻松坦诚的氛围下进行。SharonTiller女士一直饶有兴趣的倾听我们的交谈，并不时发表意见，她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女性，对中国新闻界的好奇心，甚至超过我对伯格曼的好奇心。
我所作的一切是为了公共利益
郭：老实说我是通过盗版碟，才看了《惊爆内幕》这部影片，我真觉得这是一部应该在中国公映的影片，这部片子能给很多人带来鼓舞。
伯：其实这部片子在美国也很低调，而且能出来很不容易，这是一部少有的迪斯尼公司(Disney)发行的不作大规模宣传的影片，不过还是有很多人看到了。那部片子播出后很多人以为我像艾尔帕西诺（AlPacino）一样帅，见到我都会失望（笑）。
郭：我印象很深刻片子里的罗素克罗（RussellCrowe）扮演的杰弗里，面对坐牢的危险在大海边苦苦思索，猛然转过身，对你说“去他妈的，让我去作证。”真实的故事是这样么？
伯：是的，杰弗里为此承担了很多，我们对抗的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最初是我说服他站出来公开接受专访说出真相，而不是作为匿名证人，因为这样对公众有更强的说服力，可当他真正站出来的时候，我们遭遇到的压力是包括我在内最初都没有想到的，我们都会说要勇于为扞卫正义而承担责任的道理，而当这个责任真正落到自己肩头时，作出无愧的选择是需要勇气的。
郭：你受到了杰弗里一样的压力么？
伯：我的压力和他不一样，不可能有人来粗鲁的威胁我，因为他知道我是记者，如果这样的话，我会记录下来然后公诸于众。来找我的一般是穿着高级西装的律师，措辞一定无懈可击，非常得体，但微妙的给你传递一种压力。我的老板也不会跟我说：因为我们怕吃官司所以要剪你的片子。因为他们知道我决不会接受这种理由，他们会用堂皇的说辞来劝你，但我不是白痴，他们不管说什么背后的意思都是“忘了这件事吧！”
郭：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所对抗的不是一个两个坏人，而需要违背保密条款，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违背了当时的法律和制度,所以你完全可以给自己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下，没有人会指责你，因为可以说你已经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