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吴起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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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治兵篇(1)

本章综述

这里讲治兵,即治理军队的原则和具体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立“信”,没有“信”,再多的士兵也没有战斗力,甚至连训练习战都成效不彰。

什么是“信”?“信近于义”,“信”就是一个群体、组织包括军队的合乎道义的信用、信念和信心,是群体、组织、军队赖以生存的源泉。《论语》上记载了一则故事,子贡向孔子问领导政治的道理,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足食”就是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生活富裕。“足兵”就是国防巩固,兵力充足,除了这两项,还要做到使人民信赖自己。子贡又问:假使由于某种原因的限制,不得不在这三件事中间少做一件事,应该先去掉哪一样?孔子说:“去兵”。就是先裁减军队,缩小军费预算。子贡又问:万一碰到这种情况,国家非常贫穷困苦,把军事经费撤销了,还不能维持,对于“足食”与“立信”这两项,又应该先去掉哪一项?孔子断然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亦即,宁可牺牲经济建设,就算大家穷到没有饭吃都还可以忍受,可以另外想办法解决,唯有政治大原则中的“信”必须坚守,如果人民对政府的信心都没有了,这个政府就失去了立足的基础。

我们常常有一种误解,以为国家是靠军队支撑的。其实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敌的侵犯,和对内支撑国家的概念不容混淆。国家的支撑,即国家的建立、形成,正像一切组织、团体的建立和形成一样,是基于全体内部成员的意志、信念、信心和相互团结的要求。一个国家首先要靠“信”从内部建起来,才谈得上依靠军队来保卫它不受外敌的侵犯。

所以对于国家的建立来说,军队并不是最根本的东西,而军队的建立如同国家一样,也需要“信”的基础,因为军队也是一种团体、组织。因此,只能说国家产生军队,而不能说军队产生国家,或国家依靠军队的存在而存在。

当然,我们不能以形而上学或教条主义来回应孔子“民无信不立”的理论,而要从根本上理解这个理论的深刻意义。任何一种社会性群体或组织,都不是靠物质和强权可以长久维持的,否则“酒肉朋友”和“武士黑帮”就是最有生命力而能成大气候的人际关系了。

中国文化提倡“仁、义、礼、智、信”。信即诚实无欺。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君子,一个有道德的正派人,必须“主忠信”,“敬事而信”,“谨而信”,“言而有信”。“信”,信用。人要讲信用,说过的话,就必须做到。有子说过“信近于义”。这个“义”字可能只有中国文化中才有的。义者,侠义也。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信近于义”,答应的话一定做到。我们历史上有“季布一诺千金”的故事。守信用的人不可讲空话。一个人有“信”这种品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一明知险易,则地轻马

【原文】

武侯问曰:“用兵之道何先?”

起对曰:“先明四轻、二重、一信。”

曰:“何谓也?”

对曰:“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明知险易,则地轻马。刍秣以时,则马轻车。膏锏有余,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审能达此,胜之主也。”

【注释】

轻:轻便、轻捷。

刍秣:刍,牲口吃的草;秣,喂马的饲料。刍秣,泛指喂养战马的粮草。

膏锏有余:膏,油脂。锏,车轴上的铁杆。膏锏有余,意为使车轴经常上油,以保持润滑。

【译文】

武侯问道:“用兵打仗,首先要注意哪些问题?”

吴起回答说:“首先要懂得四轻、二重、一信。”

武侯又问:“这话怎么讲呢?”

吴起回答说:“所谓‘四轻’,就是:地形便于跑马,马便于驾车,车便于载人,人便于战斗。熟悉地形的险易,就便于纵马奔驰;饲养得时、战马健壮就便于驾车;车轴常保润滑,就便于载人;武器锋利,铠甲坚固,就便于士兵战斗。所谓‘二重’,就是:勇敢前进就有重赏,怕死后退就要重罚。所谓‘一信’,就是:施行赏罚必讲信用。如能认真做到以上几项,那就能主宰胜利了。”

【心得】

这是“治兵篇”的第一段。在这段论述中,吴起首先指出用兵作战必须充分利用地形。他认为“四轻”之首,就是要“使地轻马”,要选择平坦的地方作战场,以便战马奔驰,使战车便于操纵。其次,吴起还指出,要克敌制胜,必须要增强武器装备。

地形之于战争,得其利则有助于取胜。在古代,由于战争的特点是短兵相接,地形自然可以作为重要的屏障。秦国据崤山、函谷关的险阻而消灭六国;三国时期,孙权凭长江天堑,刘备依蜀道之险阻,而与曹操抗衡;东晋、南宋也是乘地利之便,与少数民族政权划江而治,偏安江南。

不单地形影响战争的胜败,就是“地气”也同样会制约战争的进程。曹操大军因不适应南方气候而生疾病,以致无法求得速胜反致失败。后诸葛亮渡泸水之时,将士中瘴气之毒而缺乏战斗力,以致几次无功而返。

当然,地形、地气不是万能的。“崤函之固”没有一点变化,秦却迅速亡国;长江天堑从来如此,南宋却未能据江而遏制住元军的攻势。商业经营活动中,同样会受地形、地气的影响。地理位置优势明显的沿海地区,由于交通方便,近年来其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举世共睹的。

也就是说,地形、地气对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古人说得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确“人和”才是关键的因素,如不充分调动人的主观积极性,再有利的地形、再适宜的地气也不会对经济建设或商业活动起任何作用。

的确,在军事活动中,地理位置的形势,决定着部队的部署与谋略,优秀的将领通晓这个道理,而不为兵法所拘,所以往往能大建奇功。

韩信攻打赵国,先派1万人背水列阵,赵兵望见哈哈大笑。然后汉军擂起大鼓,冲出井陉口,与赵军大战;战不多时,汉兵诈败,连旗鼓都丢掉了,逃回背水之地。按兵法来说,背水列阵本来就很危险,又丢掉旗鼓逃跑,更是失败的征兆,韩信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对手陈余是赵国的老将军,深通兵法,若不装出真被打败的样子,不能诱使他全力进攻。果然陈余上了当,全力攻击韩信背水摆列的阵势,此时汉军却都抱着必死的决心战斗,久攻不乱,而这时的赵军再想回营,已不可能,因为营垒已被韩信派人占领了,于是赵军受到两面夹击,大败。

韩信自称是用了“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的兵法。其实,他之所以敢大胆用险,主要还是因为他了解陈余,知道陈余谋略不如自己,所以才采取背水而战的策略。如果陈余稍稍比韩信狡黠一点,识破其计,韩信岂能得手?这就叫“量敌为计”。后来的将领不懂估量敌人的实力,依样画葫采用韩信的计策,必然招致失败。

除了善于利用地形外,吴起还主张将领应灵活机动,在战场上如果能随时因势应变,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梁的军队渡过淮河南下作战,在可以涉水过河的浅水处立下标志。霍丘地方的守将朱景,暗中将标志移到深水处。当梁兵败仗撤退,行至淮河边,纷纷按标志指示的位置渡河,结果淹死了一大半。

朱景不动一兵一卒,就使敌军付出了惨重代价,梁兵死得不明不白,只怪做将领的大意,不懂标志原来是会被人移动的,立它何用呢?

善于作战的将领,往往都能不拘泥于“兵法”的限制,充分发挥灵活机动的特长,从而取得胜利。像赵括只会“纸上谈兵”,马谡只能死记兵书,于战事皆无补,到头来终是害人害己。

地形对作战来说,只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因素,所谓的“天险”,并不就是真的“万夫莫开”,所谓的“弹丸之地”,也并不就是无险可守。险与不险,关键还在“人”,看人是否能够根据客观的地理条件,制定出相应的战术策略,以己之长来制敌之短。若单纯想依靠险要的地形来阻挡对方,是不足取的。

同时,在这段文字中吴起还提出“二重”、“一信”的治兵原则,强调赏罚分明,言必有信。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赐的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明朝嘉靖年间,阿向占据凯口囤反叛,宣慰使安万铨率领1万多人的军队,前来攻打。凯口囤方圆十几里,高40丈,四面都是陡峭的悬崖,只有一条尺把宽的小路,曲曲折折地通向山门。山顶有天然湖泊,大旱时也不会干涸,而存储的粮食足够叛军用5年。安万铨大军在囤下相持3个月,看着陡峭的岩壁,毫无办法。

不过,东北角离地20来丈高的峭壁上,长着一棵大树,枝干弯曲纠结。看来,攻打凯口囤的突破口只能落在这棵巨树上了。但谁能爬上去呢?一不小心掉下来,性命难保。安万铨便在军中下令:“能爬上峭壁者,赏千金!”果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天就有两名壮士应命,于是打造铁钩,绑在手脚上,大概类似于今天的“登山靴”,带上长绳、刀剑,约定他们爬到巨树上时,就放绳下来拉人上去。

等到夜雨初歇,漆黑一片时,2人开始向上爬。过了一会儿,突然听到轻微的悉率声,然后一团黑影像石头一样重重地掉了下来,原来是其中的一人,失足掉下来摔成了肉泥。再过了一会儿,等到长绳放了下来,他们才知道另一人已爬上了树,于是士兵们沿绳而上;接着,壮士又爬到囤顶,藏在草丛间,放绳下来,把树上的士兵又拉上去,就这样,很快就上去了二三十人。他们到处放火,大声嚷叫:“天兵上囤了!”叛军在惊慌中,自相残杀,死了几千人,生还者争相逃往山下,失足摔死的将近1000人。至黎明时分,凯口囤叛军终于土崩瓦解了。

纵观此役,若非以重赏征集两名壮士,冒着生命危险爬上悬崖,恐怕不会如此轻易地取得胜利。

事实上,我国历代许多著名的军事家也都很重视透过奖励来鼓舞士兵的斗志,李牧和岳飞就是典型的例子。

李牧是战国时代赵国人,乃著名的抗击匈奴的边防将领。他曾经驻扎在雁门关一带,把收入的租税都用作军费开支,经常杀牛宰羊犒劳士卒,对战士待遇优厚,并下令说:“匈奴人前来抢掠,我军士兵赶快退回。有敢追击匈奴者,斩!”这样过了几年,匈奴人都认为李牧胆小,就是赵兵也私下以为自己的将军太胆小。由于经常得到嘉奖而没有立功报答的机会,所以士兵们都纷纷要求与匈奴人决战一场。李牧见群情激昂,士气饱满,于是选了300百辆战车,1.3万匹战马,因战功卓著得过百金之赏的勇猛战士5万人,神箭手10万人,加以训练之后,诱使匈奴大举进攻。李牧则整好队伍,摆开阵势,以左右两翼突入匈奴军,往来冲杀,斩杀匈奴十几万人马,单于逃走,后来有十几年不敢再犯边境。

所以说,对士卒越好,士卒的回报便越大;激励和鼓舞士兵的斗志,一旦开战,便能勇猛向前。赵国军队经常被匈奴人打败,李牧却能大获全胜,难道他所指挥的,不是赵国军队吗?军队是一样的,只不过他善于激励和蓄积士兵们的斗志罢了。

著名的抗金战将岳飞,也非常善于治军,士兵有拿了老百姓几根麻绳的,立刻依军法处死。军队即使冻死也不拆百姓房屋,饿死也不抢劫百姓。但士兵生了病,岳飞却亲自调药。将士远征时,他还让妻子去慰劳他们的家属;有战死的,必痛哭哀悼,抚育他们的后代。凡是朝廷的奖赏,都分给士兵,自己丝毫不取。每立战功,都归于将士,自己毫不居功。所以他的军队令出如山,勇猛善战,常常以五百人、八百人打败敌人十几万人,敌人哀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奖励能激发士兵的斗志,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一种渴望,即战斗或工作业绩得到认同、肯定和表彰的渴望。现代心理学研究表示,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他人重视,有特殊的重大意义时,才能充分挑动起主观能动性,潜在的能量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和运用。

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和实践“人本管理”。然而,我们不能片面地理解人本管理理论中的人才概念,仅仅把有无较高的学历或职称,作为判断某个人是否为人才的标准。其实,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和造就能够把知识、技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利润的“能人”。事实上,知识经济的浪潮推动了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其具体表现就是“人本管理”升华为“能本管理”。

在现代西方社会,人们对物质享受的兴趣趋淡,而对自身创造能力的关注程度则日益加强。作为人的最高需要之“自我实现”(即按照自身的兴趣、能力从工作中取得成就),正成为西方人追求的重要目标。面对人类为实现现代工业文明而付出的沉重代价,许多西方学者开始从人性和文化价值观上思考人的发展问题,期望通过“人的革命”来推动人的“自我实现”,以此充分挖掘和发挥人的潜力和创造力,把人塑造成既能为企业和社会创造财富,又能在自我实现中得以升华的“能力人”。

二进有重赏,退有重刑

【原文】

武侯问曰:“兵以何为胜?”

起对曰:“以治为胜。”

又问曰:“不在众乎?”

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注释】

金:钲,军乐器,古代作战用鸣金表示收兵的信号。

鼓:军乐器,古代作战以击鼓为进军的信号。

麾:同挥,令旗也。

【译文】

武侯又问道:“军队怎样才能打胜仗呢?”

吴起回答说:“管理好军队就能打胜仗。”

武侯进一步问:“不在于兵力多少吗?”

吴起回答说:“如果法令不严明,赏罚无信用,鸣金不停止,擂鼓不前进,虽有百万之众,又有什么用处呢?所谓管理好,就是平时守礼法,战时有威势,前进时锐不可挡,后退时不可追击,前进后退整齐不乱,左右移动服从指挥,即使被截断联系仍能阵脚不乱,即使被冲散仍能恢复行列。官与兵之间,同安乐,共患难,团结一致而不可离散,连续作战而不觉疲惫,无论将它投向任何地方,谁都不能抵挡。这样的军队叫做父子兵。”

【心得】

吴起在这段论述中,更加深刻地指出,用兵打仗必须“以治为胜”,否则即使是百万大军,也只是乌合之众,缺乏战斗力,不能克敌制胜。

在吴起看来,要治理好军队,必须严守礼义,要有威势和勇气,服从指挥,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唯有如此,才能训练出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锐部队。

吴起本人就是根据这几项要求来训练军队的,由他治理出来的魏武军、楚军,在当时都是有名的常胜军,打起仗来总是所向无敌,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训练有素且纪律严明的军队才会战无不胜,吴起认识到了这一点,对此也理解得颇为透彻。在吴起看来,使自己军队混乱而导致敌军获胜,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法令不明”,二是“赏罚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