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历史悠久，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宝贵的临床经验，两千多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在防病治病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医学不同于现代医学，中医学有着一整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是从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形成理论后又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在临床实践中，这种理论体系在认识疾病、防治疾病方面，有与现代医学所不同的思维方法和诊疗手段，如果能正确地运用中医学的临床思维来认识疾病，有助于提高中医的临床治疗效果；反之，如果不能正确地运用中医学的临床思维而出现某些偏向，则将必然影响中医治病的效果，现将中医学临床思维的特点及其常见的偏向略述于下。
一、基本特点
中医学在临床上的特点就是辨证论治，所谓辨证论治，是指中医在认识疾病的过程中，寻找出主导这一疾病过程的主要矛盾，并得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方法。因此，辨证论治包括了辨证及论治两个方面。
疾病发展的过程，中医学认为是邪正相争的过程，不论是外感热病，还是内伤杂病，均存在着邪实与正虚这一对矛盾的相互斗争，因此，疾病也是邪实与正虚对立的统一。中医认识疾病要通过辨证，什么是证，证是“证据”，也就是证候。疾病发展过程中，由于脏腑、阴阳、气血的失调，“有诸内必形诸外”，可以在临床上表现出一系列的症状，这一系列的症状就形成了证候，可以由同一病机产生的，也可以是不同病机产生的，而病机的形成除了与正邪这一对矛盾相互作用外，还与外界环境、季节气候、病人体质等因素有关，这众多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同一病机或不同病机所导致的一系列症状所形成的证候，也就是疾病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证据，辨证就是全面地分析这些证据，为论治奠定基础。
清·喻嘉言《寓意草》中有“与门人定议病式”一章，比较完善的反映了中医在辨证方面的临床思维模式，如说：“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纪若干，形之肥瘦长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润若何？声之清浊长短若何？人之形志苦乐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药？次后再服何药？某药稍效？某药不效？时下昼夜孰重？寒热孰多？饮食喜恶多寡？二便滑涩有无？脉之三部九候何候独异？二十四脉中何脉独见？何脉兼见？其症或内伤？或外感？或兼内外？或不内外？依经断为何病？其标本先后何在？汗吐下和寒温补泻何施？其药宜用七方中何方？十剂中何剂？五气中何气？五味中何味？以何汤名为加减和合？其效验定于何时？一一详明，务令纤毫不爽。”喻嘉言对议病式为何要详细阐明这些内容的解释是：“某年者，年上之干支，治病先明运气也。某月者，治病必本四时也。某地者，辨高卑燥湿五方异宜也。某龄、某形、某气者，用之合脉，图万全也。形志苦乐者，验七情劳逸也。始于何日者，察久近转变也。历问病症药物验否者，以之斟酌己见也。昼夜寒热者，辨气分血分也，饮食二便者，察肠胃乖和也。三部九候何候独异，推十二经脉受病之所也。二十四脉见何脉者，审阴阳表里无差忒也。依经断为何病者，名正则言顺，事成如律度也。标本先后何在者，识轻重次第也。汗吐下和寒温补泻何施者，求一定不差之法也。七方大小缓急奇偶复，乃药之剂，不敢滥也。十剂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乃药之宜，不敢泛也。五气中何气，五味中何味者，用药最上之法，寒热温凉平合之酸辛甘苦咸也。引汤名为加减者，循古不自用也。刻效于何时者，逐款辨之不差，以病之新久五行定痊期也”。喻嘉言所定议病式包括了以下几项内容，我们必须要全面了解。
一是天时气候、地理环境对疾病的发病、流行，以及对病情属性、预后的影响；二是病人的体质、老幼，以及七情变化对发病和病情的影响；三是发病的时间及病情演变的情况，根据四诊所见确定中医病名、病位、病性，再根据病情识别真假、辨明标本，以便抓住主要矛盾；四是要了解治疗经过，从治疗中亦可了解病情变化，并判断其预后。
根据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辨证”的过程要求把人和外界环境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内部各脏腑经络之间也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整体的反映，疾病的整体性和整体疾病在局部的反映是统一的。有时中医辨证还可根据病人不同体质、不同病机所表现的不同证候，在同一疾病中又可分为不同的证型，归纳和组合成证型的各种证候的依据是以整体的机能变化为主的，而且这些证型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互相转化，这也说明了局部变化与整体的统一性。
例如，对于外感患者，在中医辨证上首先要考虑四时气候的不同，因而病名有风温、春温、伤暑、暑温、伏暑、秋燥、冬温、伤寒等区别。由于病人体质的不同，一般外感与虚人外感的病机辨证又各有所异。又如哮喘的病人，在中医辨证上既要分析其发作与季节、饮食、七情、环境的关系，也要分辨其脏腑辨证的定位与何脏有关，定性属寒、属热、属虚、属实，由于其病机不同，治疗方法也是完全不同的，充分体现了病人与外界环境的统一，辨证时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
除了整体性以外，中医辨证还要考虑各脏腑之间的制约性。中医学运用五行学说将各脏腑加以归类，并利用五行之间的生克乘侮关系来说明各脏腑之间的相互联系。《素问·六微旨大论》提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说明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主要在克，“承乃制”是指五行之间的相互制约，“制则生化”是指五行在相互制约中才能产生正常的生长和变化作用。制就是克，“承乃制”是针对着“亢则害”而提出的，亢是必然存在的，亢而有制则属于正常现象，亢而失制则属于反常现象，亦即前者为生理活动，后者为病理变化。因此要从脏腑之间的制约性来加以考虑，这样在论治中才更具有针对性。
另外，在中医辨证过程中还要考虑到病情是在不断发展变化，而不是静止不动的，要从动态的观点来分析病情，来辨认疾病。如前所述，五行的生克关系就是反映了不断地变化的过程，太过或不及引起的相乘相侮，就是不断变化的—种形式。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形成是正邪斗争的过程，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使疾病呈现了动态的变化。如邪盛正衰是病情发展阶段，邪衰正复是病情恢复阶段，使病程显出了阶段性。中医学是很重视这种阶段性的，不同阶段的脏腑功能的外在表现不同，就要分别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而不是在疾病的自始至终都采用一种方法去治疗。
疾病的动态过程主要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转化，二是转变。所谓转化，是指原来互相矛盾的两种类型互相转化，如阴阳可以转化，寒热可以转化，虚实可以转化，表里可以转化。临床上常常可以见到阴损可以及阳，阳损可以及阴，原来阴虚的病人可以转化为阳虚，原来阳虚的病人可以转化为阴虚；寒证可以转热，热证可以转寒；由虚致实或由实致虚，由表入里或由里出表，都是临床上常见的类型，在辨证中都应当加以注意。所谓传变，是指疾病在一定条件下，病情循着一定的趋向发展，在发展的阶段中有了质的改变。如急性热病的中医辨证有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当急性热病转变到某一阶段时，其临床表现与上一阶段完全不同，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中医辨证时就要在每一不同阶段中，都要考虑脏腑机能的变化，考虑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考虑可能发生的下一阶段的转变。在内伤杂病的病程中也有动态变化，只不过变化较为缓慢，不象急性热病转变的速度急而快。如慢性咳喘的开始阶段，病位在肺，以实证为主，继续发展就可累及脾，出现虚实挟杂的证型，到了晚期阶段，则累及肾，可以是虚证，也可以是虚实挟杂证，这是慢性疾病由表入里的转化过程。
由于病情错综复杂，在辨证中还要注意分清标本，把握好轻重缓急，找出主要矛盾。中医的标本，有因果关系，有主次关系，也有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说明疾病的标与本，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如外感风寒引起的咳嗽，则外感风寒是本，咳嗽是标；如果咳嗽以后又继发肋痛，则咳嗽是本，肋痛是标；原发在肺，继发在肝，则肺病是本，肝病是标，由此可以看出标本是相对的，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如果从正虚邪实的角度来看，中医学的标本概念又是相对固定的，标实如果突出，上升为主要矛盾，但是标仍是标，本仍是本，抓主要矛盾只能是标急治标，而不能称标急是本，正虚是标，这和唯物辩证法的“主要与次要矛盾可以互相转化”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这恐怕是朴素辩证法的局限所造成的吧！
别异比类，是指在比较中把握事物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也是中医学在辨证中要分析的内容。有比较才有鉴别，临床上的第一症状与另一症状是同一病机产生的还是不同病机产生的；疾病中的某一症状与其它疾病中的同一症状的病机是否相同，如果病机相同的话，就认识到了异中之同，如果病机不同，则属于同中之异。一般现象之间的同异易于比较，而要认识内在本质上的同异则较为复杂，这种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在中医辨证中亦属于标本的范围，特别是区分症状的真假，中医辨证中有真寒假热，真热假寒，真实假虚，真虚假实，要注意不要被假相所迷惑。
从以上可以看出，辨证是认识疾病的方法，通过四诊的手段以了解疾病，仅是属于认识的感性阶段，要做出结论必须考虑整体性、制约性，以及病情的动态变化。再分析标本，从邪气与正气、病因与症状、新病与旧病、现象与本质来分析所形成的各种病机，这才是认识的理性阶段，也就是中医辨证论治中理法方药的理。认识到理以后才能论治，才能有法、有方、有药。
“论治”是根据中医辨证找出疾病的主要矛盾，并提出解决主要矛盾的措施。也就是说，“论治”是针对中医辨证所得的病机，制订出相应的治疗方法，然后再予以选方、用药，进行治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临床疗效来考核辨证的准确性，这是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组成内容，如果没有临床疗效，或者还产生出一系列副作用，说明辨证论治的不准确，在中医学的临床思维过程中出现了偏向，同时就要分析偏向在哪里？如何进行纠正？这就属于下一次临床思维的运用过程了。
在论治的过程中，同样要注意整体性、制约性，以及疾病的动态变化。论治是根据中医病机制定的，它不受病种的限制，不论是何病种，只要中医病机相同，就可用同样的治法、同样的方药进行治疗，这就是“异病同治”。但是同一疾病，由于患者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或者同一疾病的证型不同，或者同一疾病发展过程中初、中、末期的不同，其病机均不相同，以致治疗亦各不相同，这就是“同病异治”。这种“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是从整体和脏腑之间的功能变化来考虑的，这是整体性的体现，至于治法、选方、用药中考虑天时、季节、病人的年龄、体质，证候中的邪正关系，或者治本，或者治标，或者标本同治，也都是整体性的体现。在论治中其制约性表现在从五行生克的角度制定治法，选方用药，来协调脏腑之间的功能变化。如肺气不足，可以补脾以助肺气(补土生金)；脾阳虚损，可以补命火助脾阳(补火生土)；脾气不足则肝可乘脾，临床上表现为泄泻腹痛，治疗可用痛泻要方以扶脾抑肝(扶土抑木)；肾阴不足而心火炽盛，临床上表现为心烦不眠，治疗可用黄连阿胶汤以滋肾清心(滋水降火)。至于疾病的动态变化，《伤寒论》有“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记述，说明了急性热病在发展动态变化过程中的处理原则，是在动态变化中再予以辨证论治。
在论治中，中医学还强调要处理好正邪这一对矛盾。《素问·五常政大论》提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夭殃；无致邪，无失正，绝人长命”。说明机体正气的恢复，不要实证用补使其更实，虚证误攻使其更虚，否则会造成实实、虚虚的错误；不要误补而使邪气更盛，不要误攻而丧其正气，要重视机体的自身调节功能，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
以上辨证论治的过程，也就是中医学临床思维的过程，中医学的临床思维是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比较等各种逻辑思维方法的综合运用。虽然中医学的临床思维从本质上来说，其指导思想还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能正确地抓住事物的一般特征，所以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如果中医学的临床思维运用唯物辩证法做指导，相信其临床疗效将会进一步提高，其理论体系亦必将有所突破。
二、常见偏向
中医在临床思维过程中，由于指导思想是朴素的辩证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偏向，常见的有以下两种。
主观片面性：中医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学派，如刘河间泻火、张子和主攻、朱丹溪养阴、李东垣补脾、赵养葵温命、薛己脾肾兼补、王清任主瘀血等等，每一学派的形成有其一定的见解和独特的经验，但不免包含一些主观片面性。现在中医界中也有崇向某一学派者，有人习用寒凉，有人善用温补，虽然病人临床表现各异，但在实践中产生的主观性往往不能全面地分析病情予以辨证论治，这就脱离了辨证论治的精神，也有在辨证过程中不能全面地分析正邪关系，在临床会诊中有的从正虚角度出发，有的从邪实角度出发，各执己见，不考虑病人的具体情况，这样的主观片面性也是临床会诊中经常遇到的情况，是不符合辨证论治法则的，必然会影响治疗的效果。还有些医生不重视问诊，仅凭望神、观形、察色、切脉，便下结论，以显示其医术高超。诚然，从望诊、切诊来看，确能了解病人的精神、体质、病位、病情，但这并不全面，这样所下的结论必然有其主观片面的地方，要全面地了解病情，正确地掌握中医学的临床思维方法，必须四诊合参，才能尽可能地减少主观片面性，力求完整地、全面地反映出疾病的演变过程，以及当前的情况，这样才能进一步分析病情，运用各种逻辑思维方法，制定出比较完善的理法方药，以针对主要矛盾，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经验局限性：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从临床实践中来的，重视经验的积累是中医临床特色，但由于各地区风土人情的不同，每个人的经验不免带有局限性。中医界中有所谓经方派与时方派之分，经方派是善用仲景方，时方派是喜用后世方，经方派认为时方派不能治大病，时方派认为古方不能治今病，二者各有所偏，这些均是个人经验的局限性所造成的，若能打破门户之见，择其善而从之，一定可使临床治疗效果得到进一步提高。中医界中有很多人都是各有师承或家传，各带有自己的经验和特点，这是很宝贵的，但是也往往造成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不吸收别人的经验，这也是影响全面地、正确地运用中医临床思维的原因之一。由于过分重视自己的经验，不能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辨证时便不能全面地、认真地分析病情，只要在辨证上和自己的经验有类似之处，便以经验来代替分析，结果造成某些经验不断重复，临床疗效得不到提高。
从以上可以看出，正确运用中医学的临床思维，才能全面地、完整地体现出辨证论治的特点。辨证论治，历来强调理、法、方、药的一致性。所谓“理”，就是根据中医的基本理论，结合四诊所见，而形成的病机，法、方、药则无不受其指导。离开了“理”，辨证就无所适从，治疗便无的放矢。显然，“理”在辨证论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要重视中医基本理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理论的指导思想一直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有其一定局限性。因此，我们应当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使之在现有的基础上得到提高，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推动中医学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