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医学时振声中医世家经验辑要——当代中医世家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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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一代宗师育人为本

闻名于世的时氏中医世家,在我国中医教育史上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其一代传人——医学宗师时逸人先生(1896~1966年),享年70岁,祖籍江苏无锡,祖上于太平天国时迁居仪征,先生即出生定居于此,民国初又迁至镇江。其父时宝鼐,字调梅,乃前清秀才,平时喜读医书,并与一些杏林朋辈交往,久之亦研医理,也常为人诊病,但仅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好用成方,故未成名。时逸人先生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能诵,且悟性甚佳,年甫十一,即读毕四书五经。因受家庭熏陶,耳濡目染,渐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将家藏医书一一习诵。稍长,已通晓《内经》、《伤寒论》、《本草经》等经典医著,常随父亲为病人诊病。其父见其对岐黄之术情有独钟,遂令其拜当地名医汪允恭老先生为师,时年十六岁。时逸人先生随汪老先生学医数年,尽得其术。

当时逸人先生二十岁时,时值列强横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其家乡一带瘟疫流行。为解除人民疾苦,时逸人先生遂出师就业,悬壶济世。尽管是牛刀初试,但疗效颇佳,许多顽疾重症,皆随手奏效,治病范围越来越广,尤精于温病疫症的辨证治疗。行医数年,时逸人先生声名渐噪,登门求医者接踵而至。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国民党卫生当局奉行推崇西医,排斥中医的不良政策,时逸人先生对此甚为忧心,遂立志教育后学,发扬中医。先后应聘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及中国医学院任教,专授古今疫症及温病,并在上海亲自创办“江左国医讲习所”,以发扬古义、融贯新知为宗旨,培养并造就出了许多泰斗级的中医高级人才。

1929年秋,时逸人先生又受聘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担任该会常务理事,兼任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教授,主编《山西医学杂志》长达十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举家辗转武汉、重庆、昆明,后又返回上海,在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等院校长期担任教授、教务长等职,以后又亲自创办复兴中医专科学校,以从事中医教育为主,兼理诊务。其后因上海租界沦陷,医校停办,时逸人先生乃在南京、太原等地开业行医。解放前夕,他又在南京任前中央国医馆主任秘书,后为代理馆长,着手创办首都中医院。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南京中医进修学校、江苏省中医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之前身)任教。受校方重托,前后举办了数期中医高级师资班,其学员现均为国内著名中医学家。

1954年,时逸人先生已届花甲之龄,犹念念不忘振兴中医之宿志,与当时的诸多同道联名向中央卫生部提出“为迎接祖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加强中医工作”的建议,中央卫生部复文,对时老先生等人的意见给予了肯定和采纳。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时逸人先生被调至北京,担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后又调至中医研究院学术秘书处工作。1961年5月时逸人先生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支边,赴宁夏银川工作,同时担任宁夏自治区医药卫生学会副理事长,兼任自治区医院中医科主任。1965年因病回京休养,1966年6月在南京病故,终年70岁。

时逸人先生从事中医工作五十余年,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医诊疗、学术研究事业,尤其是中医教育事业,他一生坚持身体力行,真正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抱负。

一、维护国医反对守旧

时逸人先生的从医之路,是在旧中国无端摧残中医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由于当时西学东渐,国民党卫生当局以“中医不科学”为借口,奉行歧视中医的政策,极尽排斥中医之能事,甚至以“必欲取缔消灭中医”而后快。而在中医界中,也有不少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者,不以振兴中医为己任,而是“各呈家技,始终顺旧”,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中医学术和中医事业的发展。针对这些不利因素,许多中医界的有识之士都奋起抗争,求生存、求发展,时逸人先生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在担任当时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及编审委员会专任委员时,曾大声疾呼整理中医学术,他认为:“当时摧残中医者,动辄以不合科学之口吻,妄加毁诋中医,废止中医;而中医秘守者,不以医术为济民之事,反将医术据为私有,为传家之秘宝,以致中医学术日渐式微,似此因循坐误,与复兴中医之途径相去甚远矣。”并提出“中医是中国人民之中医,凡吾国人于国医精华,应努力研究,国产药物亟等努力阐发,此则关乎国计民生,诚非浅鲜,应改良国药,抵制外货,公开秘术,阐扬国学,尤须通力合作,并保复兴中医之途径,则前程之希望远大,不独民众受益,亦吾医界之光也。”他在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工作期间,大量收集民间验方,并组织专门机构,审查并剔除了其中许多荒诞不经或不科学的治疗方法,并审查出版验方多集,广为推行,以求中医理论与实践能够得到进一步发扬。

二、融贯中西走创新之路

在如何整理中医学术的具体方法上,时逸人先生一向“以汇通中西为壮志,以融贯古方今方,俾切合实用为唯一目的”,并有“融治中西之学说,化中化西,而成为第三者之医学,始可言融汇”之说。认为“学术非一成不变之物,要随时代而推进,逐渐改良,此中外古今之通例也”。

他举例说:“中医学说以医为主,上古以卦文支配一切,故医药理论每多引用易象;中古善谈哲学,故医药学理论富含哲学意味;近古文字崇向典丽,于是医药竞以文字相标榜,故对中医理论实有整理研究之必要……,欲挽回其弊者,唯有融汇中西医药之学术,而另造第三者之特殊医学,方足以应付时势之需要。”并呼吁同道:“唯兹整体重大,学派纷纭,非少数人之力所能胜任,望吾全体同志,通力合作,以完成之。”时逸人先生的这番高论,实为当今中西医结合事业之端倪!

在临床研究上,时逸人先生主张“病名以西医所载为主,遮可得悉正确的病型,其原因、病理、诊断、治法等项则以中医为主,如是汇通研究,不但与临证之界限铲除,即中西医之门户亦可不必拘执矣。”时逸人先生所撰述的临床医著,均是采用此种体例,可使初学者能够在西医病名的明确诊断下,采用中医的辨证论治方法,分辨其病因病机及诊治方法。时逸人先生所首创的这一方法,目前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医临床研究所沿用。

融汇中西,走创新之路,是中医学术研究与时俱进、不断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时逸人先生早年所提出的“化中化西”这一伟大理论,则是中西医发展的最高境界。现在它已成为一门崭新的医学科学,在今天仍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三、重视实践以效为求

中国传统中医药学之所以能够生存发展到今天,除了它博大的文化内涵与深邃的哲学原理外,其独特的治疗思想及满意的临床疗效,是其生命力历久不衰的主要原因。时逸人先生在他一生的行医生涯中,特别重视临床实践,视临床疗效为中医学的“生命”。如他与同代名医何廉臣氏商讨编订中医讲义时提到:“要使学习者得正轨之遵循,业医者得充分之援助……,侧重证治之经验。”此后也曾反复提到:“整理中医学术,应当从实用之处着手”、“中医要生存,必须提高治病效果”,这些均为先生这一见解的明证。

时逸人先生认为,中医学虽有正统的理、法、方、药,但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仍旧广泛散落于民间,要想提高中医疗效,就必须重视实践经验,使散落在民间的宝贵经验集中化、实验化。他说:“中医实践经验,埋藏民间,年湮代远,失传很多……,我国医生众多,非祖传即师授,对于临床各科,均有实际经验,如对某一病或某一证,常有特别家传秘法,虽诸医束手,亦能药到病除,历验不爽……,苟能集中一处加以试验,特效者褒奖之,无用者废弃之,必有惊人之收获。”主张将个人的经验,通过验证,凡有临床疗效者,加以肯定,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医临床经验,必将有助于中医学术的快速发展。

时逸人先生在总结其个人经验时,在其著作中亦充分体现出以临床实用为目的之特点。如他在《中国药物学》一书中,反复强调药物的配伍应用。晚年又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编写出了《实用中医内科诊治手册》一书,对内科各种常见疾病的证治,常分为本证与兼证,便于临床辨证论治,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四、博采众说汇集诸长

时逸人先生学术精深,平时诊余之暇,手不释卷,见地非凡。其学识不拘一家一派,博采众说,择其善者,发扬光大,并予创新。如汇集温病诸家之长,结合伤寒学说,创立“时令病学”,融伤寒温病于一炉,消除“伤寒”与“温病”学派门户之见,进而也淡化“经方派”与“时方派”之分界。只要临床上确切有效的方剂,皆可为我所用。此项主张,到目前亦被愈来愈多的学者所接受。时逸人先生根据临床实践的需要,对历代先贤的成方予以加减,灵活运用。如根据先贤之方所创的菖蒲郁金汤,原载于《中国时令病学》,以后在《中国传染病学》、《温病全书》亦均载有,成为近世广泛使用而疗效确切的著名方剂。

时逸人先生认为对古人医案,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认真分析,要“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务使后之鉴者,无刻舟求剑之弊,而有随机应变之妙,庶获此一篇,不啻常年之顾问,而使疾病之死亡率亦可藉此而减少矣。”告诫后学一定要重视古人的宝贵经验,从医案中吸取辨证论治的精华,以提高临床疗效。同时,对待古人医案,还主张比较分析,做到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广泛研究,以汇集诸家之长。

五、胸怀仁术德高艺精

时逸人先生常常说,为医者要有“仁术”之心,所谓“仁术”,实际上含有两层含义:“仁”,是指医生要有高尚的医德医风,对病人要充满同情与关爱;“术”,是指医生要具备高超的治疗技术,确能够解除病人的痛苦。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山西医学院附属一院中医科老中医姬乾园先生回忆说:“时老医学渊博,临证处方严慎,常告诫后辈临证要专心,认证要细心,治疗要精心,万勿孟浪从事,而遗留祸患,增加病人的痛苦。时老待人正直、沉稳、平易、善良,对贫苦病人常常不收诊金,济世救人。诊余之暇,多向其子振声谈论经典奥理,深入浅出,使人特别容易明白。”

时逸人先生终生以“仁术”二字作为自己追求实践、人生价值的目标,并以此教育后学。时逸人先生特别强调医生治病必须实事求是,诚恳待人,反对浮夸钻营,故弄玄虚。他曾经针对某些中医人员只凭切脉便夸夸其谈,草草诊过便书处方的现象,认为“许多病人的自觉症状,非他人所能知,必据患者所陈述,如患者之好恶苦乐,病情的虚实寒热之证,所爱所乐,其所不足,所苦所恶,必其所有余……,在望闻探求所得之外,必须参以病人所言,方较为真切。若谓切脉一端,可包括一切,不但事实之所必无,抑理之所未有也。”

正因怀此“仁术”之心,时逸人先生的学术水平相当高。在治学上,他融伤寒、温病于一炉,独创了“时令病”这一病名。所谓时令病,即外感热病的当代发病形式。以后又将时令病与急性传染病合观,进而开创了中医热病学的先河。在治疗上,时振声先生也跳出了传统经方的窠臼,只要是确切有效的方剂皆可为我所用,并创造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新方新法,从而大大地提高了临床疗效,挽救了无数外感热病患者的生命。

时逸人先生不但精通外感热病,而且在内科杂病的治疗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在疾病的诊断上,他积极倡导四诊合参,尤重察舌辨脉;在治疗用药上,崇尚辨证施治,师古而不泥古。如治疗痰证,便有清热、安神、泻肺、清肺、宣肺、补气、养血、宽胸、镇惊、镇痉、滋阴、顺气、通便、涌吐、解毒、泻水、和解之不同,分别选用适当方剂,以求临床灵活应用。他所创立的“菖蒲郁金汤”,用治痰热蒙蔽清窍的神昏、妄言、妄见、心烦、躁扰之证,良效确切,该方也被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材《温病学》所引用,足见其用广而效卓。

时逸人先生乐于笔耕,长于编撰,一生著述颇丰,且自立门派,使后学受益匪浅,他所撰写的医著甚众,仅择其要以录之:《中国时令病学》,1930年出版;《中国急性传染病学》,1931年出版;《中国妇科病学》,1931年出版;《温病全书》,1933年出版;《时氏内经学》,1941年出版;《时氏麻痘学》,1941年出版;《中国内科病学》,1951年出版;《中国儿科学》,1951年出版;《时氏处方学》,1952年出版;《时氏诊断学》,1952年出版;《中国传染病学》,1952年出版;《中国药物学》,1953年出版;《时氏生理学》,1953年出版;《时氏病理学》,1953年出版;《中医伤寒与温病》,1956年出版;《实用中医内科诊治手册》,196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