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师出有名不仅对曹操有用，对天下百姓、各诸侯势力都起效。对于其中的利害关系，现代学者贺昌群在一篇《英雄与名士》的文章中分析说： “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局面，君权更扩大了，再经过光武帝的提倡儒术，尚崇气节，深深地植下了汉帝国的一个坚强的君臣名分观念，这个观念使东汉中以后百余年间乱而不忘，三国的前期，群雄无不想以帝制自为，而终于不敢建国称号，“窃取名器”，就因为碍于这个名分观念”。 想成就一番事业一定要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则是曹操在政治上成功的一大优势，这一点他比董卓，袁绍，袁术等等那些自以为是的人都强。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挟天子的人必定能够打着天子的旗号，在政治上自然就师出有名。 迎汉献帝到许昌后，因为汉献帝毕竟还代表着汉室，所以曹操稍有举措，就要上表奏闻，不给人抓到把柄。更重要的是，曹操捞到了一大笔政治资本，不但自己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的地位，而且将所有的反对派都置于了“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这自然引起军阀嫉恨。 建安四年（199年），袁绍派出十万精兵，万名骑兵，企图攻占许都，夺回汉天子，消灭曹操，以便自己称孤道寡，取汉而代之，结果没想到自己因为师出无名，公然与朝廷作对，犯了众怒，最后被曹操打得大败而归。 而曹操就不同，他成功地实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不久就以天子的名义发出了著名的“求贤令”。这个“求贤令”对于天下士人的影响是除曹操之外别人都无法体会的。 建安之初，北方渐趋稳定，曹操一直有招贤之举，加上许都新建，“求贤令”一出，江东宾客士人反响强烈，贤士大夫四方来集。《三国志》中记载的徐奕、王朗、徐宣、陈矫这几个名士，就都是辞孙策之命，而北归被曹操辟为司空掾属的。 曹操以朝廷求贤纳才为名招募人才，但是贤人志士都知道真正真正掌权的是曹操，所以更加积极的投奔他。这样，曹操不仅在名义上取得了忠臣良将的美名，还获得了很多的能人。所以，这场人才的争夺战曹操因师出有名占有很大的优势。 所以说，曹操挟天子发展实力，却仍然以天子之名行事，自然有他的考量和好处。他深深的明白，借用天子的名义，不仅顺应民意，还可以让群雄屈服，招揽人才，实现“得民心、服俊杰、致英俊”的三个极有价值的成果。 公元210年，汉献帝封给曹操10万人口作为魏国封国人口，曹操拒绝了，并写下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解释自己无代汉之意，还提到“三分天下有其二”还能侍奉陛下的周文王，以标榜自己的忠臣之心。 曹操的种种表现都是他出于全局战略的考虑。三国时期想打皇帝主意的人很多，但最后都身败名裂。袁术等人的前车之鉴他仍然记忆犹新，师出无名吃亏的只会是自己。 做大事只可以适当的铤而走险，绝对不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行事，孤注一掷，使自己陷入众矢之的的境遇，那么，只会坏事而不会成事。只有不逆大势，善于借助大势的人，才能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占尽天时，有所成就。
“成事之道”顺势而为人世间的事，讲究的是师出有名。任何一个集团所提议或采用的方略都必须要师出有名。凡能够顺势、借势而动，因势利导，当机立断，乘势而上的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曹操顺势而为的政治战略，卓越地运用在了对付敌人，增强自身实力的过程当中。他顺应时势，善于借助时势制造有利于自己的态势，在此基础上趋势为王，高明的做法令刘备等霸业争夺者忘尘莫及，令袁绍等与曹操对垒者羞愧无比、汗颜难当。 曹操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能够师出有名，就连诸葛亮都说曹操占有“天时”。三国牵招说“曹公允恭明哲，冀戴天子，伐叛柔服，宁静四海”，很明显，曹操就是想要借用天子名义使天下“宁静四海”，说明他的专权已经基本没有发对声音了。那么，他的霸业也就真正的接近顶峰了。 顺势而为讲求的是对时势的把握，而不是消极对待的心态。被动等待，只能处于挨打或是平庸的境地，不会有什么成功的机会。而用于顺势而为的人，他也会在把握大势的基础上因势利导，造出更为有利的形势，以此推动自己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