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此之前，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身份。但出于政治目的而被刻意隐瞒，导致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表述，陷入了枉费徒劳之中。
07革命党的批斗会
说所有人，都知道陈其美的身份，这话有依据没有？
有！
话说孙文、黄兴、陈其美及李烈钧等党人会师于日本之后，就经常开会批判黄兴，认为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黄兴不乖，不听领袖孙文的话，所以黄兴必须要承担全部责任。
陈其美是批判黄兴的主力，有天开批斗会，他率先发言，曰：怪就怪黄兴不听领袖的话，领袖早就说过啦，要及早发动，越早发动越好，越早发动，我们取胜的把握就越大。可黄兴他偏偏不听，非要抬杠，结果怎么样？你们都看到了吧？失败啦，这就是黄兴不听话的结果。
李烈钧在旁边听着，越听越别扭，陈其美意在批判黄兴，可字字句句，无不是对着他李烈钧而来的，因为他李烈钧是率师发动的军事领导人。气急之下，李烈钧争辩道：
话不能这么说，把全部责任都推给黄兴一人，是有失公允的。你看看这次起事的情形，自打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同盟会有些老同志，不思进取，利欲熏心，都想着做都督，一时闹出了无数的野鸡都督，个个趾高气扬，人人自由行动，导致最后成了一盘散沙，难道这个责任也应该由黄兴来承担吗？
听了李烈钧这番话，陈其美拿眼睛看着李烈钧，说了句：散会。
谈及这段事情，刘秉荣先生在《护国大战》一书中，援引相关资料说：
时人都知道陈其美是个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动作捷“四捷”著名小人，谁和他闹翻，谁就要吃亏上当，谁就要预作安排，来应付他凭空制造出来的纠纷和无端挑惹起来的矛盾。
在这里，史学家将为革命流血流汗流泪的陈其美，一竿子戳到了底，将其人品做了彻底的否定。除指摘暴脾气的老陈是卑鄙小人之外，还断言，举凡惹到老陈之人，都不能落个好结果。
想一想，此前曾有谁惹到过老陈？
宋教仁！
以前是宋教仁，现在则是李烈钧。
那么，李烈钧是如何应对陈其美的呢？
很简单，逃！
李烈钧先生在他的自传中，丝毫未提老陈拿眼睛看他的事情，而是说警察不时地来看望他，明为关心友邦人士，实际上是监视他。于是老李跟警察打了声招呼，说：我去趟洗手间就回来……溜出门，向着海边发足狂奔。跑到海边，正有一条南洋船要离港，老李疾冲上船，曰：给你们个面子，今天就搭你们这条船出海了。
船长出来了，曰：看你这人好生怪异，干什么的啊？
李烈钧掏出名片，船长大喜，原来这条船，是日本黑龙会的产业，是最支持中国闹革命的。于是船长请李烈钧喝酒，等到了香港，日本使馆发现李烈钧回来了，急忙给日本那边拍电报，问：怎么没办签证，你们就让李烈钧回来了呢？
日本方面回答：没有啊，李烈钧应该还在洗手间里没出来。
搞不大懂李烈钧是通过何种途径知道日本使馆拍电报的事情，但他从此踏上了周游列国之路，他登陆加尔各答，游埃及金字塔，在地中海观赏意大利火山爆发，在马赛犯了晕船病，还在法国的拿破仑墓里，发现了一张忽必烈的油画。
李烈钧是个何等精明的人，他急速逃离，只为了避免重蹈宋教仁的覆辙——宋教仁这个案子，即使是再糊涂的人，也明白是陈其美干出来的，因为宋教仁风头之健，已经压过了孙文，所以他被清除了。无论是光复会的陶成章，还是国民党的宋教仁，任何人，如敢跟孙文抢镜头，下场必然会很惨很惨。
有些人是不知道这个情况，有些人知道但不敢说，有些人则是知道却不能说，如李烈钧，就是知道却不能说的这一种。因为他最大的敌人是袁世凯，捅破这件事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他要做的只是小心再小心，别让老陈抽冷子给自己一枪，然后借此机会再掀起一波声讨袁世凯累累罪行的群众活动，这就足够了。
08孙黄大决裂
李烈钧精明过人，一逃了之，黄兴却是逃也没得地方逃。
孙文怒斥黄兴，开列黄兴五大严重错误：
第一错：北南谈判期间，孙文推出天才创意气球炸弹，准备飘到北京城炸掉袁世凯，可黄兴硬说孙先生的气球不认人，阻止了孙先生的天才创意。
第二错：黄兴没能把袁世凯揪到南京就职，属于执行不力。
第三错：宋教仁被刺时，孙文要求立即起兵，黄兴却不肯。
第四错：孙文欲联合日本，合攻北洋，黄兴也不支持。
第五错：孙文本欲亲赴南京讨袁，却被黄兴所阻。
虽然孙文是伟人，但伟人也是人，至少强加于黄兴的这五条错误，没一条能说得过去。所以黄兴不服，与孙文大吵起来。两人从早上开始吵，吵到中午吃饭，边吃边吵，饭后继续吵，又边吵边吃晚饭，然后继续吵，吵到半夜，听的人在一边都崩溃了，他们俩却是越吵越精神。
正吵得激烈，中日多家媒体突然齐齐爆出猛料，登出了孙文写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央求日本出兵进攻中国的信函：
“今日日本，宜助支那革新，以救东亚危局，而支那之报酬，则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此中相需至殷，相成至大。如见于行，则日本固可一跃而跻英国现有之地位，为世界之首雄，支那亦以这而得保全领土，广辟利源，为大陆之富国。从此辅车相依，以维持世界之和平，增益人道之进化。此诚千古未有之奇功，毕世至大之伟业也。”请求日本政府援助革命军推翻袁世凯政府，并在将来帮助中国“修正不对等之条约”。（资料引自《孙中山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151页，《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84、85页）
此信件被媒体广泛刊登，使得革命党极为被动，于是党人齐口痛骂黄兴：黄兴，你这人怎么这样？这封信怎么能交给媒体？登出来让国人骂咱们出卖国土，以后咱们还怎么混？
黄兴摇头：不是我干的，谁泄露出去的不是人。
众党人不信：别狡辩，肯定就是你，你就是干这事的人。
黄兴：我怎么会……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这封信，是孙文自己偷偷写给日本首相的，我压根就不知道，想泄露也无从泄露啊！
即令有此函，中山先生从未与兴阅过，兴又何从宣泄？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湖南社科院编《黄兴集》第38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泄密的事情很快过去了，但孙黄的争吵，却是越发激烈——这场架，是非吵不可。孙文一定要让黄兴认错，然后在一张白纸上按手印画押，宣布对他孙文绝对之效忠。
黄兴坚决不答应，认为誓约上“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用语，不够平等，而强迫大家按手印画押，则近似于人身污辱。
孙文先生却一定要求大家来按这个手印，理由有四：
一、革命必须要有唯一大领袖，大的意思是指崇高而伟大。
二、必须要绝对服从大领袖。
三、孙文先生就是民主，就是共和，离开了孙文，就没有民主共和可言。
四、孙文先生就是革命，革命就必须服从孙先生。
以上四条理由，见之于居正先生的《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载《革命文献》第5辑，总第650页，台北1878年影印。
黄兴却是越听这四条理由越觉得别扭，他想不通啊，大家费了那么大的劲，流了那么多的血，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推翻高度集权制度吗？可孙文先生倒好，他这边又要搞一个绝对性集权出来。
孙先生你说你伟大，所以你搞出来个集权没得关系，可等你死后，万一跑出来个不伟大的坏蛋，掌握了这极端的权力，那你让中国人可咋个办？
孙先生啊，你说让中国人可咋个办啊？
但黄兴无论如何劝说，都没用。孙文先生铁了心，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主张。无奈之下，黄兴黯然登上天洋丸邮船，离开日本去美国。却不想他甫一登船，就见日本警察蜂拥而至：黄兴，我方接到中国政府的要求，要将你逮捕并引渡回国，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这正是，党内权争志气短，域外惊魂再遇险。黄兴先生为了革命，受到了无尽的波折坎坷，不晓得这一次，他能否逃得过劫难。
（《民国就是这么生猛》第三部完，敬请关注第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