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青少年一定要了解的文化艺术:中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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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钱钟书与《围城》

钱钟书(公元1910~1998年),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因他周岁“抓周”时抓得一本书,故取名“钟书”。

钱钟书故居

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在这一时期,他刻苦学习,广泛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成果。1933年大学毕业。1935年和作家、翻译家杨绛结婚。同年考取公费留学生资格,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攻读两年,又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一年,于1938年回国。曾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钱钟书深入研读过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著有多部享有声誉的学术著作。他的散文和小说也很出色,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语连篇,可谓家喻户晓。有位外国记者曾说,他来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万里长城,二是看钱钟书。他把钱钟书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还有一个外国记者因为看了钱钟书的《围城》,想去采访钱钟书。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终于找到了钱钟书。钱钟书在电话里拒绝了采访的请求,并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

钱钟书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与吴晗、夏鼐被誉为清华“三才子”。与陈衍老人的交往更体现了这一点。陈衍,号石遗,晚清“三大诗人”之一,在当时的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石遗老人对当时的诗人学者甚少许可,但是对钱钟书却另眼相看。每年寒暑假钱钟书从清华回无锡,石遗老人都要邀他去自己家。有一次,石遗老人说起清末大诗人王闿运:“王闿运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世兄知之乎?”钱钟书对曰:“应该是个矮子。”石遗笑说:“何以知之?”钱钟书说:“王死时,沪报有滑稽挽联云‘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以此得之。”石遗老人点头称是。又说王闿运的著作只有《湘军志》可观,其诗可取者很少,他的《石遗室诗话》中只采用某两句,但已记不起是哪两句了。钱钟书马上回答:“好像是‘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石遗老人不由得惊叹:“世兄真是好记性!”

尽管钱钟书学习成绩很好,但在生活方面,他确实有点“痴气”。比如,他总分不清东西南北,一出门就分不清方向;穿衣服不是前后颠倒,便是内外不分。最出洋相的是上体育课,作为领队,他的英语口令喊得相当宏亮、准确,但他自己却左右不分,不知道该怎么办。口令喊对了,自己却糊里糊涂不会站,常常闹得全班哄堂大笑,自己却莫名其妙。聪明过人却又时常“糊涂”,这就是叫人难以捉摸的钱钟书。

《围城》是钱钟书的一部“忧患之作”,作于抗战末期动荡不安的上海,通过描写怯懦浪荡、不学无术的方鸿渐留洋回国的种种遭遇,刻画出褚慎明、董斜川、李梅亭、韩学愈、高松年、苏文纨等个性鲜明的人物,深刻鞭挞了知识分子庸俗、无聊、虚荣的劣根性。如方鸿渐40美金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韩学愈自称自己奇丑无比的白俄老婆是美国血统,李梅亭与苏州寡妇勾搭调情,写得无不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

《围城》书成后在国内流传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备受几十年的冷落。墙内开花墙外香,《围城》在国外却享誉甚高。美籍华人,著名文艺批评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他的评价引发了许多西方译本的出现,钱钟书作为作家渐渐为世界所瞩目。

杨绛介绍

钱钟书的妻子杨绛,原名杨季康,也是有名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我们仨》、《干校六记》;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