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著名科学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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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怪僻”的夫妇

1929年夏天,傅鹰应聘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先回国了。

张锦在科学上的钻劲,不亚于傅鹰。1933年,她获得科学博士学位。一个23岁的中国姑娘,在美国获得这样的学位,难能可贵!1934年秋,张锦学成归国,执教于协和医学院。然而,此时傅鹰已离开协和,先到东北大学,后到山东大学任教。

在1935年,傅鹰和张锦结婚了。

他们的婚礼,也颇为特殊:照理,他们俩都是博士,交往甚广,摆十桌酒席也不算多。然而,他们结婚时,虽然什么酒席也不摆。当时流行到教堂去举行婚礼。他们说,我们不信教,何必去教堂。

婚后,傅鹰和张锦先后应聘到重庆大学任教。傅鹰担任了化工系系主任。

不久,张锐到重庆看望他们,对他们那么简朴的生活,大为惊讶:他们住在一间只有10来个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铺着两张单人床,床下各放着一只破皮箱。最奇怪的是,每人的床头各放着一个大竹篓。篓里有什么东西呢?满满的都是木炭!外间,只有六七个平方米,放着两张从课堂里搬来的课桌,算是他们备课、学习的场所。空间里十分凌乱,到处是书、报、杂志。

傅鹰和张锦的打扮,也使张锐感到惊奇:他们俩穿着一样的灰色“爱国布”长衫。这是因为当时提倡国货,他们买了一块国货粗布,各自做了一件。他们这样的打扮,以至有一次差点被人认为是学校的工友哩。

张锐指着床头的木炭问道:“天气又不冷,买这么多木炭干什么?”

傅鹰笑着说:“从胶体化学的角度来看,木炭具有很大的表面面积,吸附能力很强,它能吸收房间里的湿气。”

张锦马上补充道:“还能吸收臭气!”

说完,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重庆大学,傅鹰和张锦除了上课之外,终日闭户不出,发奋攻书,不参与当时社会名流的种种活动。尽管有人背地里说这对年轻夫妇“怪癖”,他们听到了也置之不理。“大路朝天,一人半边”,各走各的路吧。傅鹰后来回忆道:“学校里充满了派系的明争暗斗。几年中我极力避免加入这种斗争,只尽我的力量将书教好,因为那时我还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天真想法,而不晓得政治不上轨道的情况下,教育和科学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1935年,傅鹰和张锦有了自己的儿子。在重庆大学工作了4年之后,他们又应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之聘,来到厦门大学(当时设在长汀)任教。1941年,傅鹰担任了厦门大学教务长和理工学院院长。

尽管傅鹰竭力想“埋头读书,不问国事”,然而,“国事”却要找到他头上。当时,厦门大学7个带“长”字的教师中,6个被拉入国民党。于是,傅鹰便成了剩下来唯一没加入国民党的“长”了。

傅鹰虽说“不问国事”,其实,他也很关心“国事”。他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曾说到自己的思想情况:“在那几年中,我亲眼看见过国民党军官殴打士兵,听见过壮丁深夜被打时的哭声,看到不少三青团员盛气凌人的样子,从报上得知日本人占领香港时,我国的飞机不载人而载孔祥熙女儿的洋狗,这些事都加深了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正因为这样,傅鹰说什么也不愿意加入国民党。

一位福建漳州的学生,给傅鹰送来了漳州盛产的水仙花。尽管傅鹰是一个无心侍弄花鸟的人,却深深爱上了这盆洁白无瑕的水仙。他把水仙放在案头,常常以此自比,说道:“做人也要像水仙那样清清白白呀!”

正当国民党要拉傅鹰入党的时候,萨本栋病了。萨本栋非常器重傅鹰渊博的学识和磊落的为人,多次找傅鹰谈话,要推荐他为继任校长。当校长,更应参加国民党,哪有不是国民党员而当校长的?有人对他说;“当校长,就要带头参加国民党。”傅鹰倔强地说:“我宁可不当校长!我就是不参加国民党!”在校务会议上,傅鹰痛快淋漓地大骂学校里那些国民党的“党棍”,好多正直的教授暗地里都为傅鹰捏一把汗。

这时,国民党CC系特务头子陈立夫特地来到厦门大学,要“召见”傅鹰,劝他加入国民党。

傅鹰借口外出招生,硬是避而不见,使陈立夫空等了几天,非常恼火。

傅鹰无法在厦门大学立足,不得不于1944年重新回到重庆大学执教。

重庆的境遇比厦门更坏。傅鹰曾回忆说:“到了重庆,耳闻目睹,没有一件可以使人痛快的事。自己想活下去,就得同流合污,心实不甘。在这种苦闷之中动了逃避现实的念头——到美国去做研究,于是和张锦分别写信给我们的导师,打听有无机会。”

巴特尔接到来信,欣喜万分,立即聘请傅鹰赴美。张锦的导师罗杰·亚当斯把她介绍给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杜文纽。杜文纽聘请张锦到纽约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生化系任教。就这样,傅鹰夫妇把儿子留在天津亲友家中,把所有的书籍、衣服卖了作为旅费,于1944年底飞往印度,然后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