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借党项人说事
29442600000014

第14章 宋朝君臣的痛苦神态(4)

后人夸范仲淹,说:“巍巍范公,儒而善兵,威却西羌,功盖延城。延人怀之,庙祀千载,遗风余烈,凛然犹在。”

《重建范文正公庙碑》对范仲淹也予以了充分肯定。说延安西北三百里有一个营寨,叫靖边,当地人历来叫做“范将军马营”。其隘题为“老范关”,但考证不出为什么这么称呼。有人说,这是因为范仲淹在治理延州时,曾经在这里驻马,所以此营叫了这样的名字。但还有人说,范雍也曾经做延州知州,而当时叫做“老范老子”,关塞之名应当从范雍事迹而来。这两种说法搞不清哪一种正确。范仲淹当年在军中,西夏人被吓破了胆,范某人最终建立了边功。比之老范雍被西夏人所欺凌,不也是有大功劳而且能安定国家吗!

范仲淹是一代奇才,有宋一代的奇才。碑文的作者说,他曾经读过范仲淹写给夏国主李元昊的信,感觉不像宋朝人的文字,“其雄词迈气直可与乐毅《报燕惠王》、李斯《上秦皇帝》两书(信)争雄长”。

说范仲淹的文字雄性豪迈老辣独到,说范的文字如此,他的事业彪炳轰烈,撑扶天地,与他的文字相吻合相匹配。

对范仲淹,庙碑的作者很宽容,说在庆历间,范公拥强兵,据重镇,仅仅能够支吾李元昊,绝不能收复灵武,踏破贺兰山阙。为什么?

因为“笔墨之词宜公而殳矛之功难立也”。文章好写,军队不好指挥。

我不看好范仲淹写给李元昊的信,感觉他太感性,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没抓住要点。但我相信,范仲淹的文字水平是中国一流,世界超一流。

范仲淹以一介书生戍守边关,特别的不容易。

我们应当向范仲淹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战斗的敬礼。

2006.12.19

贪小利而败远图

史载,唐朝将领李靖率军攻打西北小国吐谷浑时,朝廷又一次赠送党项人许多钱物,让他们充任向导。党项人的首领拓跋赤辞(西夏皇帝的祖宗)到李靖军中来,对诸位将领说,以前隋朝来攻打吐谷浑,我们常常资助他们以军需物品,但隋人不讲信用,对帮助他们的党项人也一定要侵犯、掠夺。现在将军你如果对党项人没有坏心,我会资助你们粮草及运力。如果欺骗欺凌我们,我们一定会依凭天险,阻挡你们的行军之路。唐朝的将军们与拓跋赤辞歃血为盟,赤辞相信了唐朝将军。唐将之一、岷州都督道彦到达阔水这个地方,见赤辞无备,遂袭之,虏牛羊数千头(只),于是诸羌怨怒,屯兵于野狐峡,道彦无法前进,被赤辞所惩治,死者数万人。

《杂肋集》中记载唐人的见解,说:“隋人欺诞,结怨党项。隋灭,而党项怨之未忘也。”说人家不贪图我们的钱财,对我们有承诺,盟约坚定而后帮助我军。但边将往往背信弃义,“口血未干,遽往袭之”。这便是,蛮夷之族常讲信用,而中原却常常欺蒙人家。“边将贪小利败远图,自古而然”。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所得到的不如所失去的,利在哪里呢!因为失信,被消灭一些军队问题似乎不大,关键是如果让四夷之人言中原人如此不可信,以后你想讲信义信用人家也不会相信了。说“道彦不诛,唐无政也”,道彦这个边将不杀,说明唐朝的政治不清明,法度不严谨。

中原人汉人常常耍小聪明,隋朝人如此,唐朝人如此,到了宋朝人,仍基本如此。对党项人如此,对辽金人如此,对其他的少数民族也如此。

因为边将的不讲信用,以及野蛮、粗暴、贪婪,宋朝时党项与中原的关系愈发紧张。宋时有以儒将治边的朝议,宋朝也用了不少像范仲淹这样的儒将治边,情况好了不少。

边将贪小利必然败远图,必然激化民族矛盾,将自己置于四面楚歌、腹背受敌的尴尬境地。

小利者何?无非就是搞小动作,乘其不备,予以袭击,抢掠牛马羊等牲畜物资,或者抢夺妇女以至丁壮,或者进行一些欺诈性的贸易等等。贪小利者,以为自己比少数民族聪明,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眼界优势以及军事优势,占别人便宜。而所谓远图,则是指朝廷安边定国的雄图大略,事关社稷,事关民生。小利与远图比,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的事,在一些边将眼里却是大事特大事,他们在此方面用足了心思。隋朝人在党项人中留下的恶劣印象尚未消除,唐朝人又故伎重演,结果却栽了大跟头。

关于西藏,关于汉藏关系的史料与文学作品我们看过不少。国民党时期,藏民对汉人的印象特别不好,究其原因,仍是“边将”的行为不检,多谋小利,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千百年来堪称楷模。红军长征过彝区,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没有背盟,赢得了彝人的信任,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也赢得了新中国。

得民心者得天下。管好边将,是得民心重要的保证。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我们自己成功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

2006.12.31

说“时人重其知耻”

在宋夏连年的战争中,有一位宋朝官员拒绝升职。

《涑水记闻》载:“熙宁中,王韶开熙河,诸将皆以功迁官,皇城使、知原州桑堤独辞不受,曰‘羌虏畏国威灵,不战而降,臣何功而迁官?’执政曰:‘众人皆受,独君不受,何也?’对曰:‘众人皆受,必有功也,堤自知无功,故不受。’竟辞之。时人重其知耻。”

王韶带人攻下了熙河,部下个个因此升官,但原州知州桑堤以为,西夏人是畏惧宋朝国家的威力,自动投降的,将士的功劳并不大,不足以弹冠相庆,个个升官,所以他坚辞不受。他的做法,自然会受到一些升了官的将领的不屑与嘲讽,有人会说他故作姿态,矫揉造作,会以为桑堤拆了他们的台。封他官提他官的人也会有不快,以为此人不领情不买账不通人情世故。但是,“时人重其知耻”,大多数的人以为他做得对,不贪无功之爵之禄,他有羞耻心,有自知之明,有正确的政绩观与无功不受禄的良好心态,他对边将虚报战功等等的不良习气也应当是看不惯的。

中国是个官本位历史长久、积弊极深的国家,为了当官升官,可谓丑态百出。举孝廉时期,有名义上为父母敬孝守墓数年的人,结果在他父母墓旁的窑洞里发现他带着女人,并且已生出了好几个孩子。

有在科举之途上奋斗一辈子,一无所成的。有科场作弊的,有买官卖官的,有出卖别人往上爬的,有虚报成绩战绩得以升迁的。可谓五花八门。清代的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新时期的《国画》《羊的门》等等,对于官场的黑暗腐败肮脏龌龊,揭露得十分深刻。但官场的神秘深奥,官场的诡谲险恶,官场的规则与潜规则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也只是露出了冰山一角,能把官场看穿看透,分析全面剖析深刻的作品,凤毛麟角。

因官本位的思想十分稳固,官帽拜物教的影响极其广泛深远,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的现实中,缺乏像西方的华盛顿那样自己限定任期的总统,缺少大批引咎辞职的官员,缺少理性的官员升迁与罢免的制度与传统。

唯如此,宋代原州知州桑堤的辞官不受,不肯升迁便极为可贵可敬。

这让我们这个民族在做官问题上,多少也挽回了些面子。

中国的其他时期,也有一些无功不受禄,不肯升迁,不肯戴大号帽子者。对此方面我了解不多,研究不深,略知几个。国民党有个将领,也是特务头子,叫戴笠,此人很反共、反动,但他律己尚严,几次拒绝当中央委员。国民党里能有这样“知耻”的人,不容易。共产党里这样的人多一些,粟裕几次拒绝任“华野”的一把手,将位子让给陈毅;孙毅在1955年授衔时,认为授他为中将军衔,高了,只愿扛个少将之衔。这些人,这些事,都让我们有一分感动,一分敬仰,一分缅怀。如果我们的官员都学学桑堤,学学粟裕、孙毅,有“知耻”

之心,不要把官场搞得歪门邪道、乌烟瘴气,不要无功贪禄,不要造假功以骗禄,那我们的党风民风会好得多,我们的社会也便光明得多、和谐得多、发展快得多。

桑堤,“时人重其知耻”,今人也重其知耻。我们以他为荣,中华民族以他为荣。

2007.1.10

赏罚当而功罪明

《庄简集》卷九载《论刘延庆劄子》上面说,“赏罚当而功罪明,威令行而军政肃矣”。这句话,极富内涵,极有哲理。

小儿为奶奶捶背,做了好事,怎么赏?奖两颗糖豆。小女晚上尿了床,怎么罚?不给她穿花衣裳。如果不这样赏这样罚,赏小儿一把大刀,罚小女一万两银子,都是失策,都会有副作用甚至大麻烦。

西夏人奖赏的额度不大,不像汉人宋朝人,以斩获的人头多少为凭,奖一堆银子,西夏人对有军功的人,奖一壶酒,以示犒赏与激励。在宋朝人眼里,这是儿戏是笑话,可在西夏社会,却是正常的事情,是正面的、正向的有引力与张力的事情。

赏罚要有分寸,而分寸因环境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古代出征的大将,对收复失地、驱逐侵扰者的大将,不奖田地与金银财宝,就起不到安抚的作用,也起不到激励将士的作用。而且过分的低调与冷遇,会造成军队的疲沓以致哗变。

对于帮刘邦成就霸业的韩信,只能封他为齐王,而不能只予以表扬,不能只赏几两银子,甚至不能封他为他所要的假齐王。

对于建议朱元璋“高筑墙,缓称王,广储粮”的优秀谋臣朱升,该给的官要给,而不能只赐几亩薄田了事。

有赏就有罚,如果不采取罢官撤职削爵等处分措施,也镇不住将领。

在赏罚当的同时,还有一个威令行的问题。命令下达,必须执行,违令者只能斩。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军政肃”的目的,才能使军队有章法,有纪律,才能够打胜仗。

宋人关于“赏罚当而功罪明,威令行而军政肃矣”的观点,是批评宋之党项族将领刘延庆时提出的。刘延庆在《宋史》中有传,史载他“保安军人,世为将家,雄豪有勇,数从西伐,立战功,积官至相州观察使,龙神卫都指挥使,鄜延路总管”。因“破夏人成德军,擒其酋赏屈”,“从童贯平方腊”等战功,升到了宣抚都统制的位置,手下有数十万之众。但刘延庆毛病很多,他“行军无纪律”,而且派出手下后,不按计划增援,并听信敌兵假情报,致遭惨败。“契丹知中国不能用兵,由是轻宋”,宋朝用人不当,遭到契丹人的轻视。

在金国挥师南下,欲灭北宋的关键时刻,有臣下上书皇帝,要他当赏罚而行威令。他建议皇帝,改变将帅之柄付之宦官的局面,改变“兵政不修,赏罚不严”的局面。他建议皇帝,“修军政以耀威稷,明赏罚以耸群德”,要求皇帝抓典型,择其误国生事,罪状明白,将士怨愤,久稽天诛者予以惩治,以激励三军。他抬出的反面教员,便是刘延庆父子。刘延庆提数十万众与契丹疲惫之师对垒,兵锋未交,先自乱了阵脚,一夕遁去,粮草装备资了敌,兵夫枕藉填满坑谷,挫损国威,莫此为甚,致大宋被辽国所轻。刘延庆的儿子刘光世、刘光国也“凶悖专恣,傲睨不恭”,在金人围攻太原,事势危急,朝廷派遣刘光世赴援,刘迁延不进,反而与宋朝倚重的党项族折氏为仇,致使军败,拥兵奔逃。《宋史》对刘光世的评价也是“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在国家需要用兵,以保卫社稷,保卫王室,保卫黎民百姓的紧要关头,如刘延庆父子,“蒙国厚恩,一门之内,建籍正任,园地田宅,歌童舞女,志得意满,不复以朝廷大计为念”,如何了得。上书者要求,对于刘延庆父子一类边将,予以革职等惩处,如此,才有望使“边将革心,军声大振”。这就是所谓“赏罚当而功罪明,威令行而军政肃”的道理。

北宋已是强弩之末,气数将尽,许多弊政都难以革除。自然,对于刘延庆父子这样的奸人庸人误国之人,也还是要用,并且还要倚重,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但宋人关于赏罚的观念,到今天也还是正确的。今天的人们,对宋人的观点,应当学一学,想一想,用一用。如此,社会的激励与惩治机制才会更加完善一些。

2006.12.22

妙哉:“有不称职者,与同罪”

宋朝吏治腐败,其重要的表现之一,是宦官专权。在军队节制,军事部署等方面,宦官也处处插手,比如童贯,在西北监军约二十年,权倾一时。宦官在有宋一朝,形成了气候。

李元昊建立西夏国后的头几年,是宋夏斗争十分激烈、战事极其频繁的几年。

1040年,西夏军队围延州,总管刘平驰援,与夏军交战。宦官黄德和带人临阵逃跑,宋军战败,刘平等人被擒,后被杀。黄德和害怕惩治自己的临阵脱逃罪,便诬陷刘平、石元孙投降了西夏。宋朝许多的官员,武将,在探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向皇帝进言。庞籍说:“黄德和退怯当诛,刘平等力战而没,子孙宜加赏恤。”韩琦说:“平以疲兵数千敌十余万众,昼夜力战,为德和所累。既被执,犹骂贼不已,忠勇不怯于古人。”

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下,鄜延路兵马都监黄德和“坐弃军要折”。大宦官被以弃军罪腰斩了,处罚还是相当严厉的。

在总结战争成败得失时,有人以为,朝廷委派宦官为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管不住,不好管,所以刘平失利了。有人要求撤除诸帅的监军,以使将领们摆脱掣肘之累。宋仁宗征求宰臣吕文靖公的意见,吕说,不一定要罢监军,只要选择谨慎厚道稳重之人就可以了。

宋仁宗说那就由你去选择吧。吕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待罪的宰相,不可以和中贵(太监)有私交,怎么能知道谁贤谁不贤呢。希望您命令都知押班来保举,如果他保举的人有不称职者,一同治罪。

仁宗采纳了吕的意见。第二天,都知接皇帝命令后,知道了事情的轻重,他叩头面君,请求罢诸军监宦,将宦官从军队中撤出。对这个结果,士大夫喜出望外,夸奖吕某人有谋略。

吕夷简(文靖公)果真有谋,他在与“无蛋党”的斗争中,是讲究策略的。他不与皇帝面折廷争,力陈宦官监军的危害,而是以毒攻毒,让给皇帝出馊主意的人去负责任,让敢于充任监军的宦官们去担责任。如此一来,事情便得到了轻松的解决。

举荐、提拔、任用官员,历朝历代都是为政者必须干而且十分愿意干的一件事情。必须干者,因为政权是由大大小小的职能部门组成的,部门则必须有大大小小的官员去负责,去运作。愿意干者,因为举荐者与任用者会高兴会感恩戴德,举荐提拔得越多,知己越多亲信越多,自己的势力也就越大。此等好事,何乐不为!

举荐与提拔官员,一般没有风险,因为没有这方面严密严格的规定,举荐与提拔错了,也不会被追究责任。虽然历朝历代也有这方面的呼声,要求举荐者与提拔者为其行为负责,一旦看错用错了人,要负连带责任,但被追究的是少数,少之又少,多数人不会在此方面栽跟斗。

虽然宋仁宗时因为宰相吕夷简的一条妙计,吓得负责举荐宦官为监军的都知不得不乞求“罢诸军监宦”,但宋朝实际未从根本上废除这一制度。太监黄德和被腰斩时,童贯还未出生,但童在徽宗朝,权势炙手可热,在西北监军五分之一世纪。这说明,“有不称职者,与同罪”的举荐措施,未形成制度,也未落到实处。

当今的时代,提拔干部也缺少失误问责制。有关部门的有些有关人士只管可劲提拔,不管所提之人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否德才兼备。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两任秘书都被提为厅级干部,结果整出了经济大案,一个被杀头,一个被判刑,倘程不是自己不干净,只是错误地提拔了两个秘书,他一点事也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