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身份，毛泽东就有了旁听胡适课的机会，也可算胡适的非正式学生。由于毛泽东和胡适年龄相近（胡适大毛泽东两岁），当时又都属于热血青年，在追求真理、改造中国、新文化运动等方面志趣相投，成为了比较谈得来的朋友。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前往北京，本是为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学子做准备的，在京期间，他专门就留学问题征询过胡适的意见。受胡适观点的影响，毛泽东并没有出国留学，他后来解释说：“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随蔡和森、萧子升等离开北京前往上海，送别了留法学生后，毛泽东于1919年4月6日回到了湖南长沙，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到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
胡适的日记中对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一事有明确的记录。1920年1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于7月9日左右寄给胡适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正面内容如下：
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
胡适之先生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七·九
明信片背面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晚年的胡适旅居美国，他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中追忆起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
胡适的说法完全可以在毛泽东在1920年2月和3月14日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的话得到证实，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做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随后的事情发展是，毛泽东等人于1921年9月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据说，毛泽东他们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校名和牌匾都是胡适确定和书写的。
毛泽东和胡适，都是五四时期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交往，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探索真理的一段重要经历。
问学邵飘萍
前文提到，毛泽东参加了北大的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邵飘萍被毛泽东称为“对我帮助很大”的人，毛泽东在北京时曾经多次到他的住处问学，他曾经资助毛泽东100块大洋办平民通讯社。由此可见他们的交谊之深。
新闻学研究会是由邵飘萍等人于1918年10月14日促成的。邵飘萍被蔡元培聘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当时邵飘萍创办的《京报》刚刚开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去上每周二小时的课。邵飘萍是新闻学研究会里一个最重要的导师。新闻学研究会每星期都有讲座活动，讲授新闻学原理等内容。
毛泽东在新闻学研究会里得以直接聆听邵飘萍的授课。
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新闻学研究会的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范围包括：新闻之范围、采集、编辑、选题，以及新闻通信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
邵飘萍在新闻学研究会期间，写下了自己的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向会员系统地传授有关报纸的作用、任务，以及如何组稿、采访、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整套业务知识，并且介绍国内报界和世界各重要通讯社的情况，并讲了自己的许多办报经验。
他非常强调新闻的作用，认为“新闻是社会的耳目”，“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等等。他强调新闻之第一要义为“确实”，尊重事实，摒除偏见，反对以讹传讹，颠倒是非，尤反对刊登黄色新闻。
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他强调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
邵飘萍指导新闻学研究会创办了会刊《新闻周刊》，由会员撰写稿件，成了大家的实习阵地。他以自己多年办报和当记者的经验，帮助学会的《新闻周刊》，将一个星期之内国内外各种重要新闻做出系统的记载，并加评论。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学方法，现身说法的实际经验，其人格力量和棘手文章，当然给学员以深刻影响。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称新闻学研究会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称《新闻周刊》为“中国惟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纸”。
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我们今天再去看看这份名单，不禁感慨万端。名单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55人中也有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毛泽东在新闻学研究会学习新闻学理论中颇有心得，特别是对邵飘萍独到、新颖的新闻采访方法十分钦佩。邵飘萍也极为重视这个心忧天下的清寒的青年，师生之间很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邵飘萍家住羊皮市胡同，毛泽东常在中午时登门拜访。尽管邵飘萍一面主持报政，一面在大学任教，事务繁忙，但每逢毛泽东来访，总要挤出时间与之畅谈一番。遇到毛泽东经济上拮据时，邵飘萍也总是慷慨解囊，加以接济。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湖南驱张（敬尧）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还在已被封闭的邵飘萍创办的《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这一次，邵飘萍曾拿出100元大洋，帮毛泽东办起了平民通讯社（1919年12月22日成立）。
平民通讯社把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和驱张运动的稿件，递给北京、上海、天津和汉口等地报纸，在省内外各界声讨下，张敬尧于1920年6月11日逃出长沙。在新闻学研究会学习的半年，恐怕是毛泽东在北大期间获益最大的，在他的身上我们依稀还能看到一些邵飘萍的影响。
五四时期，毛泽东先后办过一系列刊物，通过各种新闻手段宣传革命思想。
毛泽东在湖南从事学生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和工人运动时，利用新闻报刊做武器，或自己办刊物，办通讯社，或利用报纸，充当记者。
这无疑同他早年在北大参加新闻学研究会的半年活动，听邵飘萍的讲课，问学邵飘萍有分不开的关系。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他亲自撰稿，当编辑，作校对，跑印刷厂。7月至8月，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受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接着又主编了《新湖南》周刊。
《新湖南》周刊被封后，他就当时有关事件，向《湖南公报》接连投稿。
1919年12月，为扩大驱张运动在全国的影响，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在北京办一座陈旧破败的喇嘛庙（福佑寺）住了下来，这是位于故宫附近的北长街99号。他睡在阴暗、潮湿、寒冷的大厅里。白天，他四处奔波；晚上，则在镀金的藏神的眼皮底下，伏在一张长条香案上，挑灯夜读和写作。他在这里成立了平民通讯社，向全国报刊编发揭露张敬尧的稿件。从编写稿件到油印发行，一手包办。同时，北京《晨报》、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等常常刊登湖南驱张代表团活动情况的消息。驱张运动是毛泽东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发动和领导的在全国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在这次驱张运动中，随着各种驱张的电报、通电和新闻飞向全国，毛泽东的名字便频繁地出现在全国的许多报刊上，从而为人们所熟悉；同时随着湖南驱张运动的胜利，毛泽东的领导与活动能力、政治与理论才华，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
后来，他又协助彭璜在上海办《天问》周刊。
湖南自治运动时，毛泽东创办著名的文化书社，在全省推销报刊书籍。
再后来，他支持何叔衡等办《湖南通俗报》。
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接连发表10篇檄文；还充当该报的特约记者，为蔡元培、罗素等人来长沙讲演时作记录，记录稿随即在该报发表。后来湖南《大公报》更是成了他搞工人运动的宣传阵地。
北京一别虽然再无见面的机会，但毛泽东终生都忘不了邵飘萍。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和斯诺回忆起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情景，曾动情地谈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邵飘萍，他对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直到去世前二年的1974年，81岁的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还曾提到邵飘萍其人，足见毛泽东终生都没有忘记曾经给自己巨大帮助的邵飘萍。
“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
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说：“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毛泽东喜欢读史书，他借古喻今，古为今用，其评论发人深醒。本文以毛泽东读《资治通鉴》为例，让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是如何古为今用的。
毛泽东读书成癖，这是众所周知的。江青也标榜自己爱读书。但他们的不同是毛常常看书看得忘了一切，别人走进来都不知道；而江是拿起书来就看不下去，所以她是听到有人来了，才拿起书装作爱看书的样子给人看。
毛泽东爱读历史书籍。他的历史知识是很渊博的。特别是中国历史，仅《资治通鉴》他就读过十七遍。4000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曾从头到尾读过，其中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而且还作了许多圈点、勾画和批注。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毛泽东读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古为今用”。1956年，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他一贯提倡，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史的优秀遗产，为现实的斗争服务，而不是信而好古，迷信过去。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引为借鉴。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说：“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
前文提到，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读过《资治通鉴》简略本的《纲鉴易知录》、《纲鉴类纂》、《御批通鉴辑览》。
毛泽东的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阅读的印记。
《资治通鉴》可以说是毛泽东最喜爱读的史书之一。他一生之中共批阅此书十七次，并作了详细的圈点批画。
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兴趣终身不衰，直到晚年还常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览》、《通鉴纪事本末》这一类书籍，遇到他以为重要的内容，还推荐他人去看。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北宋名臣，史学家司马光负责编纂，历时十九年，全书共294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前后共1362年。《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要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1954年冬天，他与吴晗谈到整理、标点《资治通鉴》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晚年还深情地谈到《资治通鉴》，有时候一看好几个小时。大约1975年5月以后，他告诉身边的护士孟锦云说，这部书他看了“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哟。恐怕这是最后一次了……”
毛泽东让小孟好好读一下一本介绍“资治通鉴”的书，然后来和自己讨论。
“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
一天，在毛泽东那宽敞的大厅里，一场既像是朋友间的交谈，更像是师生间的讨论开始了。
小孟问：“这书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王二十三年写起呢？”
听到这个问题，毛泽东眼睛一亮异常高兴：“这个问题提得好。孟夫子真是动了脑筋。看来，你是嫌这面镜子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主要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噢。”“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啰，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关于《资治通鉴》不从有史以来、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的原因，论者多以为司马光尊崇《左传》、“春秋之文不可删改”，从而承接《左传》而已。而毛泽东则从司马光编写的政治意图分析，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独特视角。
“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要由后代人去评论”
小孟点了点头，又问：“开头明白了，可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结束了呢？”
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小孟想起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要由后代人去评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自己说的不算数，当时的人怕你的权势，恐怕也只有说好话，说假话，这当然不能统统算数，得大大打他个折扣。书的最后一段写赵匡胤如何勇敢、英明、了不起，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糊涂虫。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孟锦云问他：“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那么少呢？”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的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部大‘相砍书’。”
他说：“《通鉴》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例子多得很呐。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二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孟锦云问，“古人这么说，现代人也这么说，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毛泽东为她分析说：“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可是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治天下，治国家，历代的明君都有一些贤臣辅佐，他们都不能离开秀才啊！”
在同孟锦云谈话最后，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一句话，不过不是我说的，我是借花献佛。即是鲁迅先生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毛泽东在谈话中所引调侃秦始皇焚书坑儒诗是唐朝章碣的《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此诗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过。
毛泽东由《资治通鉴》谈到政治权术一类，并借用鲁迅的话否定政治权术特别是捣鬼术。林彪事件以后，他也告诫全党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大凡政治家似乎难免用政治权术，而中国的帝王术更是政治权术之极致。毛泽东本人作为伟大政治家，似乎也不例外。
毛泽东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
过了几天，毛泽东与小孟又谈论《资治通鉴》。小孟提出：“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
毛泽东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毛泽东说到这里，顿了顿，继续说：“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
小孟说：“你也有对手？那是过去，现在哪里还有？”
“怎么会没对手呢？孟夫子，你有时就是我的对手呢！你非要我吃药，我不要吃，不就成了对手？不是政治对手，是生活对手哟。”
“我可不敢和您作对，您那么固执，谁说服得了您呢！”小孟说。
“说到固执，司马光这个人就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并且办到底。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却需要这种精神。”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一分为二地评价和对待别人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习毛泽东提倡的“固执”精神。其实，非止做学问需要这种精神，做什么事都需要这种精神。
“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
毛泽东详细介绍了“通鉴”的写作，小孟说：“这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司马光在48岁到60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的原因呢。”
毛泽东接着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是没秀才也不行”
毛泽东又说：“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哟。”
“为什么？”
“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焚书坑儒，以为就可以天下太平了……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毛泽东说着，高兴得哈哈大笑。毛泽东又说：“可是没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代明君……都不能离开秀才啊。”
毛泽东不但指出了知识分子（秀才）“动口不动手”，缺乏行动精神的毛病，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们的长处。关于知识分子的缺乏行动精神的毛病，值得我们反思。关于知识分子的长处，值得那些领导者，特别是文化程度不高的领导者注意。
“治国就是治吏”
关于《资治通鉴》，毛泽东还说过这样一段话：“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让统治者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下轿伊始问志书”
毛泽东古为今用读书观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他非常重视阅读地方志，真正做到了“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无论在青年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阅读地方志。毛泽东不但自己喜欢读地方志书，而且还鼓励领导干部阅读地方志书。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给身边人员讲了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的故事，可见其用心良苦。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那么毛泽东究竟是怎样阅读地方志书的？他在阅读地方志方面有过哪些故事？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做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
他认为其中阅读地方志是他了解地方情况的百科全书，因为地方志书详细记载了地方的自然环境、山川气候、物产资源、历史沿革、风俗民情、文化教育之类的情况。如果掌握了这些情况，就知道情势，不论是打仗还是搞建设，就能帮助我们取得胜利和成绩，减少挫折和失误。和干部、工作人员讲话，穿插有关地方志书记载的传说典故，也可以把气氛搞得生动活泼些，和谐轻松一点，使大家不感到拘束。另外，由于毛泽东运用地方志能“推陈出新”，深入浅出，所以也常给人们以启发和教育。
“盛世修志”是我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志书常为历代所重视。古人云：“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地方志，就是一个地方的地情资料书。它和“史”不同。史以时系事，以政治社会活动为主，联系经济、文化各方面，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重在论，任务是总结经验。志是资料性著述，以类系事，横排门类，自然和社会各方面全记，包罗万象；记述方法是开门见山，直陈其事，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资料的记述之中，必要时作画龙点睛之笔，力求彰明因果，反映规律。地方志书能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史家和有见识的君主官吏都深知“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重要，所以地方志书都为历代所重视，“盛世修史”、“盛世修志”也成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据统计，中国传世志书约八千七百余种，十一万余卷，占了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方志”可谓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
毛泽东深深知道地方志书的重要，对阅读地方志书有浓厚的兴趣，不论在哪里，他总是“下轿伊始问志书”。由于毛泽东非常重视地方志书，所以有时他了解的地方历史和人物风俗甚至比长期在地方工作的人还多。
青年时期和战争年代的读志书经历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读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不少地方志书。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每打下一个县城，毛泽东总是要找来当地的县志来看。1930年，红军打下了江西兴国县城，毛泽东就住在县图书馆内。当时的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萧华来汇报工作，发现毛泽东正在阅读《兴国县志》，在瑞金时，这部残缺一卷的清代续修的八卷集的《兴国县志》让他觉得如获至宝，仍然带在身边。
后来，即使在环境恶劣、饥寒劳累、战斗频繁的长征途中，毛泽东也没有放弃寻找和阅读地方志书的习惯。有一次部队打了大胜仗，夜间宿营时，他问秘书有无战利品，秘书知道他是抽烟的，于是把前方刚送来的香烟递过去，他连忙摆手说不是这个，搞得秘书疑惑不解。看到秘书的窘境，他笑了：“噢，怪我没讲清楚，我要的是书，比如州志啦，县志啦什么的。”秘书这时才弄清楚毛泽东指的战利品是地方志书。自此以后，毛泽东每到一处，秘书和工作人员都为他去找历史、地方志一类的书。以后随着战争的流动转移，地方志搜集得越来越多，他只好抓紧战斗的间隙阅读，读完就忍痛扔下，为的是减轻挑夫的负担。但他的记忆力很强，解放后进了城，仍不忘扔掉的地方志书，和工作人员及下属谈话时还经常提及地方志书。
成都会议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
1958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成都，他在这里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这个蜀汉古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以后，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武侯祠志》等地方志书籍，还在书上批，画，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两代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等十五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四十七首，明代杨基、杨慎等十三人写的十八首，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人员。
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
这次成都会议上，还发生了一件故事，显示出毛泽东重视地方志书，渊博的历史知识，博闻强记、古为今用的高超的领导水平。
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他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流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查，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他还谈笑风生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之海。”
毛泽东说：“可以设想，引用黄河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
陶鲁笳说：“山西十年九旱。金木水火土，就是缺水，如果解决了缺水问题，旱涝都不怕，山西也和四川一样就成为‘天府之国’了。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楫之便。”
陶鲁笳说到这里，毛泽东便问道：“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陶鲁笳摇摇头说“不知道”。他便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山西出煤，开煤矿发电也都得用水。山西现在缺水，黄河流经山西一千多公里，应该对山西有所贡献，引黄济汾是理所当然的。”
陶鲁笳回到太原后，经查《汉书》果有如下记载：
汉武帝时，“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下也。可按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传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
“汉武帝元鼎六年，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左邑即现在的曲沃）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历史知识何等渊博，而且博闻强记，古为今用，怎能不令人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