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早在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这一点。1950年8月1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中写道：“国家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已经开始……今后必须为完成新的任务而奋斗。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在由“武”而“文”的历史转变时期，毛泽东对于改进自己队伍的文化成分的热切期望。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历史上少有的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这与他崇尚读书、广泛地阅读和学习有着直接的关系。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时期，联系军队干部的实际情况，通过讲吕蒙的故事号召我军行伍出身的高级干部向吕蒙学习，提高素质、有勇有谋，这对改善我军文化结构，提高领导干部的军事素质及自身的文化素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能不说是高瞻远瞩之举。
新时代，我们面临更加复杂的现实问题。领导干部要加强读书学习，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构建学习型政党的需要。领导干部通过读书，不但可以获取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还能够加强自我约束，严格要求亲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升个人修养，提升个人综合素质，自觉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忙，就要挤”
不读书，有一个最重要的借口就是工作太忙，没时间读书。毛泽东作为党、国家、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日理万机，但他真正做到了博览群书。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个人藏书近10万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毛泽东在中南海的藏书室这样描述：“这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领导人的会客室。”
毛泽东是如何做到博览群书的呢？
1945年12月24日，毛泽东收到一本普列汉诺夫著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二天他就读了11页，第三天读到27页；27日到29日，虽忙于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仍读了14页……就这样，一本300多页的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读完了。
1949年12月，在出访苏联前夕，毛泽东亲手挑选了有关苏联政治经济的书籍、几本马列著作、唐诗宋词、名人字画、中国和世界地图以及鲁迅的著作。在赴莫斯科途中，他除了批阅文件和有关同事谈沿途各地的历史名胜风土人情外，其余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在莫斯科，各种外事活动非常紧张，可他还挤用饭前饭后的点滴时间认真地阅读鲁迅的著作。一次，刚回到住地，就要开饭了，他也不愿休息，拿出一本鲁迅的著作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当工作人员把饭菜放在桌上时，他仍然顾不上吃。当工作人员轻声催他吃饭时，他说：“还有一点，看完就吃。”他用笔在书上圈圈画画，一直把二十来页看完才开始吃饭。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在开会的二十多天中，他为了不耽误读书，就在办公室里吃饭。吃饭时，他把面前的文件、书刊往旁边一拨，端起饭就吃。还没有等咽下最后一口饭，他就又全神贯注地工作或学习起来。正是阅读，使毛泽东能够及时发现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作新闻报道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决抵制“五风”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叫他注意在“报纸报道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1958年9月19日，毛泽东来到芜湖，刚刚住下，询问过服务员的姓名、年龄、父母及家庭的生活情况之后，随即问道：“有没有今天的《芜湖日报》？”服务员取来报纸后，毛泽东便看起报纸来，边看边对服务员说：“读书看报，每天都不能少！”
有一年夏天在武汉，武汉如同火炉，毛泽东照样每天看书学习。书上的字很小，只好加大亮度。这样房子里就更热了，汗水不停地顺着脸颊往下淌。工作人员拿来毛巾请他擦一擦，他风趣地说：“看来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汗水，学到了知识！”
晚年，他仍然是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他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饭可以少吃，觉也可以少睡，书可不能少读啊！”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说：“据我所知，许多领袖人物大便时间都很长，期间都要看点什么。如周恩来习惯看报纸文件，贺龙喜欢看小人书……毛泽东喜欢看书。”
早在延安时期，在最艰苦最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里，毛泽东也不忘读书，他提出：“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他曾经对旧日的同窗朋友萧三说：“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自己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
一个阶段抓一个问题，集中看相关的书
据毛泽东的国际问题兼英文秘书林克回忆，毛泽东读书的一个特点是一个时期有所侧重。一个阶段抓一个问题，有一个侧重点，就集中思考，集中看相关的书籍材料。
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现在毛泽东的三论（即《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较早系统论述其哲学思想的，当是1937年7月、8月所写的《实践论》《矛盾论》。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党内总是忽隐忽现“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股思想潮流，导致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失败、挫折或走弯路。毛泽东正是针对这两股错误思想潮流，写下不朽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
对立统一整体观、实践检验真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及其转化、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矛盾运动形式及抓主要矛盾等，其逻辑之严密、思想之深、语言之鲜活，随读随新，无时无处不在闪烁着伟人的思想光辉！
1937年，毛泽东在写《实践论》和《矛盾论》时，集中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他把当时译成中文的马列著作及20世纪30年代苏联教授和中国左翼哲学工作者编写的教本、讲话，都找来认真研读，并作了笔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辑了毛泽东对十本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十本书中有八本是这一时期批读的。
据林克回忆：
“1954年搞宪法时，他就让田家英、大逄（指逄先知）和我找过各种西方的宪法书籍，有英、法、美、日及苏联的宪法，这些书找来后他都看了，在上面作了圈点。再如1957年4月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稿，他就集中思考这个问题，晚上睡不着觉，把我找来，说要给各省市党委发个电报，内容我都记下来了，很详细，其中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15天内用电报发来。’想得非常细，毛泽东就是这个特点，一个阶段抓住一个问题，有一个侧重点，就集中思考，集中看相关的书籍材料，这两个方面是并行不悖的。”
毛泽东的读书方法启示我们：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焦点问题。有重点地集中看相关方面的书，有利于对焦点问题全面地、深入地、细致地了解和思考，从而为解决焦点问题找到思路和有效的方法。一个阶段集中看与焦点问题有关的书报、资料，不但能提高阅读的有效性，更能大大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
读书重务求甚解、“三复四温”
精读——“三复四温”、务求甚解是毛泽东的重要读书方法。受老师徐特立影响，早在青年时代，他就主张不管读什么书，要么不读，要读就认认真真地读，他非常反对那种读书只求快，不求甚解的做法。毛泽东终生都坚持了这种读书理念。
当然，毛泽东选择精读的书，必然是那些重要的书，也就是对现实需要有价值的书。
1931年11月瑞金会议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也就是在毛泽东受到排挤、身处逆境的失意时期，他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此时虽然党内存在着斗争，但革命仍然是头等大事。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读过《国家与革命》。此时革命处于低潮，为革命寻找出路是头等大事。
1946年4月22日，毛泽东重读《国家与革命》。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毛泽东亲笔写上了“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此时，正是全面内战时期，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当时国内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决定重新阅读《国家与革命》。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画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画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这一句，关于暴力革命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一段，杠杠画得最粗，圈圈画得最多，“革命”，“消灭”，“全部学说的基础”这些词和词组的旁边画了两条粗杠。他从中汲取了理论的力量，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面对内战，毛泽东在政治方面，他要求“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并为此规定了党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和在国民党军队中必须团结、争取、孤立的阶级、阶层和人员。毛泽东领导党、军队和全国人民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与他反复阅读《国家与革命》，从中汲取的精神力量密不可分。
1958年，当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又重读《国家与革命》，对书中论述国家消亡的部分，如消亡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等处，都密密麻麻地画着几种符号标志，重要的段落还画着竖线、曲线，大圈套着小圈，以示极为重要。
同年，毛泽东多次谈到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提出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我国当时依然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11月10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指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分一条线？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这些论述，和阅读《国家与革命》不无关系。
1964年，毛泽东又读了新出版的大字本《国家与革命》。他更多地注意了书中有关“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等章节，在这些章节旁边，他都涂满了着重线。这说明，这些都是他当时非常关心的问题。
从以上史实可以总结出，《国家与革命》一书对毛泽东有很深刻的影响。在漫长的革命与建设生涯中，每每遇到重大问题，他都会捧起这本书，从中发掘对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益的论述。
毛泽东一生反复读《国家与革命》，启示我们：对于重要的书，有现实价值的书，能解决现实问题的书，要反复地精读。
除了《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重要的马列书籍，他从20世纪20年代读到70年代。他每读过一遍，都习惯在封面或标题上画一个圈作记号，有的书或段落画有四五个圈，说明他读过四五遍之多。重要的马列著作、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他有的读过十遍以上。反复精读，就可以加深理解。在延安的时候，他自己就曾对人说过：“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
毛泽东非常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对延安的同事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李达还寄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读书日记》记载，《社会学大纲》这本书他读了两个月。从书上所作的批画来看，确实是反复阅读，而且读得相当认真，书上画的符号密密麻麻，直杠、浪线、短双斜线、双直线、问号、小三角、大圆圈比比皆是。经过认真批读，毛泽东写下了一些重要的哲学批注。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写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教程》，可能是毛泽东读得遍数最多的苏联哲学书籍。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他批读这本书可能不下四遍，每读一遍都用一种书写工具批画许多符号，有用普通铅笔画的，有用红蓝铅笔画的，也有用毛笔画的。对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也批读了多遍。
除了反复阅读，毛泽东还常常对书中不通顺的文句进行修改，勘误标点，校正排印错误。从《哲学批注集》排印的对照文字看，他对原书作的修改和勘误近70处。
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原书第25页第4行“这样看来，麦里是用……”，毛泽东读到这里的时候，在“麦里”后面添加了一个漏掉的“亚”字。该书下篇第61页倒数第2行中“十七世纪的经济学们”一句，根据上下文的内容应该是“十七世纪的经济学者们”，毛泽东即在“经济学”三字后添加了一个“者”字。25类似的情形，在他所读过的书籍中是常常可以看到的。
精读，反复地认真阅读，务求精解，甚至不放过错别字和错误的标点符号。毛泽东这种认真的读书精神和精读的读书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不动笔墨不读书”
毛泽东的读史批注。
毛泽东终生坚持“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他喜欢在书上圈画、书写自己的感想，有时甚至忘了读的是借来的书。
在湘乡东山小学读书时，毛泽东曾向同学萧三借了一本《世界英杰传》。过了几天，他很客气地、像犯了错误似的还书给萧三，说：“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萧三打开一看，整册书都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多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
1917年下半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曾认真批读了杨昌济极力推介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这本书为德国学者泡尔生所著，日本学者蟹江义凡把它译成了日文，蔡元培则将蟹江的日译本译成了中文。毛泽东在这本书的每字每句，几乎都用笔墨加上了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在这本书的空白处，他共写下150多条批语。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抒发自己对伦理观、人生观和宇宙观的见解，在他认为原著中比较精辟的地方，都浓圈密点，写上诸如“此语与吾意大合”、“此语甚切”、“切论”；对那些他认为不恰当或错误的地方，他就批上诸如“此不然”、“此节不当”、“此处又使予怀疑”、“此说终觉不完满”、“此出吾又有不染之意见”等。批注的墨迹，有两种以至三种的，有些是对以前所写批注加以批判或补充。为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有的批注长达800多字。原书不过12万字，而他在这本书上所写的批注却有12000字，充分体现了独立思考和分析批判的精神。毛泽东受这本书的启发，曾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非常喜欢这篇文章，他居然给毛泽东打了一百分。
青年毛泽东读书时不但做圈画批注，对于难以得到的书，他干脆就抄下来。毛泽东曾经摘录过一本《西洋伦理学史》。《西洋伦理学史》是杨昌济先生翻译的，是当时不易找到的一本好书。毛泽东把它借来，一字不漏地把整本书全部抄了下来。罗学瓒在1917年9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西洋伦理学思想虽各人异趣，然有系统可寻，且进化之迹昭昭可数，不若我国之东鳞西爪，陈陈相因也。”仅西洋伦理学史一科，手抄本就达七本之多，可见毛泽东当年读书之勤奋、刻苦。
当时，毛泽东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后来都送回韶山老家存放。1929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毛泽东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毛泽东少时的塾师毛宇居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其中一本就是他的课堂笔记本——《讲堂录》。
讲堂录一页
罗章龙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结交的好朋友，他回忆说：
通过和毛润之的接触、交谈，我知道他写了很多的笔记，有的是课堂上写的，有的是自学看书写的，有的是他和朋友来往的记录，还有的是来信和他作的诗，内容很丰富，有若干本，字写得很挤，改动很多。另外，他看书爱加批注，打记号，每本书看下来都打记号。由于习惯，有时借别人的书看了也加批注，最后不好意思地向原书的主人道歉。他的目的在于批判地接受，他认为好的，就写上自己的感受，不妥的就批上自己的看法。我记得他将这些笔记都放在一个大网篮里。我们谈话时也将彼此的笔记诗文交换着看，他看到好的就在他的笔记本记下来，他看到不以为然的就在下次交谈中提出来讨论。他谈问题从来不泛泛而论。他对朋友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做学问很扎实，很认真，现在回想起来也是非常可贵的。
毛泽东的另一个好友蔡和森在信中也提到他的“重要笔记”，可惜我们统统见不到了。现在我们只能见到惟一幸存下来的一本《讲堂录》。
《讲堂录》是青年毛泽东于1913年10月至12月期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时听杨昌济的修身课和袁仲谦的国文课有关的听课笔记，也间有读书札记。其中国文课录5篇，修身课录7篇，还有算术课和自然课录各一篇。
从《讲堂录》中，我们可以领略到青年毛泽东听课、读书的心得，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读书为学刻苦认真的功夫。
《讲堂录》是本毛边纸抄本，印有红色直行格子（先前的行话叫“朱丝栏”），每页两面，每面九行，共有47页，94面。一万余言，它全部是毛泽东用“兰亭体”小楷字书写而成。
在前面的11页中，《离骚》和《九歌》全文抄录，一笔不苟。《离骚》正文上面批有各节提要。可见毛泽东对楚辞爱好之深。
后36页给标上了《讲堂录》这个题目，记录的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词、句、段等文字，约400条。
当然，作为笔记，《讲堂录》所记不止以上内容，内容大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一些名人的言论，二是古代的一些历史故事，三是历代文人学者的一些文学篇章，四是老师本人的著作或讲授，五是学生本人的发挥和议论。
这些议论多是做人和治学的随感，却包含了较深刻的哲理，其内容和观点并非完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理解、消化和加工整理而成的。毛泽东当年刻苦治学之精神风貌由此可见一斑。
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他读过的书照例都有眉批，并且勤作笔记。
谢觉哉回忆说：在长沙有一次他到毛泽东住的船山学社去。毛泽东不在，要搬家，有人正在搬运毛泽东的行李，他看到有一个大网篮，里面满满地盛着笔记本，谢觉哉非常吃惊，他不由地感叹毛泽东的阅览如此丰富，光笔记本就记了一大篮子。
毛泽东终生坚持“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良好习惯。从现存的毛泽东读过的大量书籍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用铅笔、毛笔圈画、批注的笔迹。有的地方画上竖画，横线、斜线、浪线，有的地方画上三角、方框、问号和圈、点、勾、叉等，有地方则不止画一次，杠上加杠，圈外加圈。这些符号往往反映他在读书中的某种意图和倾向，他对某个观点的怀疑与反对、深思与不解。他在书上画的问号尤其多，有的一页上面多达四五个，有的问号又被他后来用短斜线画去，这表示他后来已经理解或肯定了书上的说法。这些特殊的符号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他不时书上批上“至理名言”、“此例不清”、“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等等。毛泽东当年刻苦治学之精神风貌由此可见一斑。
延安时期，毛泽东一边指挥军政要事，一边认真地阅读和批注了大量的马、恩、列、斯的著作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军事和自然科学书刊。当时批阅较多的马列著作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斯大林选集》等等。这些著作毛泽东都反复阅读，许多章节段落都作了批注和勾画。如他在延安经常读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他用的这两本书是辗转多次从中央苏区带到延安的，虽然破旧了，仍爱不释手。毛泽东再读列宁的这两篇著作时写了不少批语，书中还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画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等字样。可见毛泽东对这两书至少已读过三遍了。这些圈点、杠杠和批语，记载着毛泽东多思善疑的超凡悟性，也记录了他殚精竭虑的苦学精神。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保持“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良好习惯，刻苦地钻研马列著作和各种书刊。
1996年9月，中央档案馆整理、线装书局（北京）出版了线装影印本《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850册）。这部4000万字的巨著留下了毛泽东的浓圈密点、批点评注。《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是毛泽东的思想和情感同《二十四史》的结合。评点表现出毛泽东鲜明的唯物史观，坚持从客观形势出发认识历史的演变和趋势。从评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读史的目的是透过历史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他阅读评点二十四史等文献，是为了了解中国的历史，把握中国的国情，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还多次向人们推荐阅读《资治通鉴》，说自己一生曾圈点、阅读过该书十七遍。他说：“《通鉴》里面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毛泽东“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得益于他最尊重的老师——徐特立先生的指导。
徐特立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教书的时候，发现学生们在读书中共同存在着贪多图快、不求甚解的毛病，心里非常着急。他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提出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主张。
徐特立先生认为“绩学册士，读书必有记，以记所得著所疑。记所得则要领明矣，著所疑则启他日读书参证之途。”所以，他不管读什么书，都是要作笔记的。徐特立作笔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他说：“好脑筋不如乱笔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他曾和蔡和森、萧子升、周世钊等同学常常去徐特立家，向老师求教。徐特立总是告诫他们：
“我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看书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抄摘书中精彩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的读书虽然进程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牢，而且懂得透彻，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效果当然比贪多图快好。”
许多年来，徐特立就是按这样的办法来学习的，使他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后来，随着年纪的增大，记忆力减退，看书时，他常把书中重要的地方用大字摘录出来，贴在书房的墙上，睡觉前向壁朗诵默念，第二天起床时，再这样复习一遍。研究某一个学术问题，得不出结论，他就不停地思索，弄明白了，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必定马上把它详详细细写在笔记本上。
这些话，是老师的治学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和他的朋友都非常赞赏并把它牢牢地记在心里。在后来的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岁月中，毛泽东仍保持了“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习惯。他终生躬行实践，受益匪浅。
毛泽东的治学之道提示我们：作读书笔记不仅可以使人加深对他人观点的理解，强化对知识的记忆，而且可以帮助人养成思考的习惯，批判地吸收前人的东西，并就前人谈到的话题发挥自己的见解，给解决现实问题找到思想和办法。
动笔读书可以画记号，可以写提要，也可以加批注，还可以摘抄重要的文字。正如教育家陈垣所说：“读书的时候，要做到脑勤、手勤、笔勤、多想、多翻、多写，遇到有心得或查到什么资料时，就写下来，多动笔可以免得忘记，时间长了，就可以积累不少东西。收集的资料，到用的时候，就可以左右逢源，非常方便。”
“贵有恒何必五更起三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毛泽东在工作。
毛泽东读书持之以恒，注重知识的积累，触类旁通。他在湖南长沙师范学习时的座右铭是：“贵有恒何必五更起三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原联是：“若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这是明代学者胡居仁的自勉联。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在《劝学》诗中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三更灯火五更鸡”这句民间俗语，是指勤劳的人、勤奋学习的学生在三更半夜时还在工作、学习，三更时灯还亮着，熄灯躺下稍稍歇息不久，五更的鸡就叫了，这些勤劳的人又得起床忙碌开了。“一曝十寒”，语出《孟子·告子上》：“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毛泽东化用古联，改“若”为“贵”，特别强调了读书的方法在于“有恒”。这正是他博览群书、成为一代伟人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师范学习时，为一位同学萧子升的读书笔记本《一切入一》写了一篇序言，其中写道：“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焉。学习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
毛泽东读书不急不躁，重视扎扎实实地求学问，今日没想通，过些时候再回过头来想；坐着想不出道理来，起来走走再想下去。他认为知识总是互相联系的，只有锲而不舍地钻研才能有成果。
他也常常教导人们用打仗的办法去搞通难懂的问题，说：学习中有些问题，“正面搞不通，可以从旁的方面着手，如打仗一样，顽强的敌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袭侧击，四面包围，把它孤立起来，就容易攻下。学习也是一样，正面的东西看不懂，就从旁的东西看起，先打下基础，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搞通正面的东西”。
毛泽东总是劝导别人，学文化，只要今天记几个字，明天记几个字，坚持一年便能初步掌握基本用字，坚持几年便能粗通文墨。学理论，一年读一本马列的书，几年坚持下来，便能对马列主义由不知到知之。
1947年，他在给毛岸英的信中说：“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毛泽东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持之以恒地读书学习，积累知识，他渊博知识的“百丈之台”，正是他一石、二石，日积月累地筑起来的！
毛泽东到了晚年后期，身体已经非常衰弱，当时他病魔缠身，视力减弱。
1974年8月，毛泽东被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眼渐渐看不清东西。1975年8月中旬，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一个星期后，毛泽东终于有一只眼睛能看清东西了。尽管只是这一只眼睛，毛泽东仍然坚持夜以继日地看书。病重期间，日不进食，体弱无力，自己不能坚持看书时，还让身边的人给他读书。
身体一好些，他就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天天看书。平装小字本的看不见了，就看新印的大字线装本。他要看什么书，除身边有的他信手拈来外，其余他要看的书都由工作人员负责提供和查找。由于年老和习惯的问题，晚年他看的书，大部分是线装本的。因为线装本一册一册比较轻，他又爱躺着看书，拿在手里看起来比较方便。如果没有线装本，只有平装本，工作人员就负责联系印刷大字线装本。当时工作人员的工作制度规定：毛泽东要看的书，是什么时候要的，从什么地方查找出来的，及其书名、作者、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册数、退回时间等都要一一登记清楚。
晚年的毛泽东，特别是从1971年9月，“九大”党章中已经确定的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却和其老婆叶群等一伙仓皇叛逃，最终粉身碎骨于蒙古的温都尔汉，事后，又加上江青一次次的发难，国事、家事使毛泽东变得日渐衰老。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各种老年性疾病无情地向毛泽东袭来。病魔缠住了他那曾经高大魁梧、非常健康的身躯，白内障遮住了他那曾是洞察一切、识妖辨怪的火眼金睛，肺心病伴严重缺氧使他突然休克，险些夺走了他的生命，大叶肺炎带来的昼夜咳嗽，脑神经功能的减弱、脑血管的渐进硬化导致了老人家腿脚行动不便。
面对种种老年疾病的折磨和国事、家事一次次精神上的沉重打击，毛泽东并没有停止读书，也没有放松在读书学习上下功夫。
他活到老、学到老，倾心追求知识的精神是极为感人的，能够见证其“活到老，学到老”诺言的一本书就是《容斋随笔》。
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之精粹《容斋随笔》是南宋洪迈笔记的总称，被誉为补《资治通鉴》之不足、集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之精粹的珍品，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优秀的智谋类典籍，成为历代皇室所必藏的珍籍。《容斋随笔》是我国历代考证笔记中最负盛名并具有鲜明特色的一部著作。
《容斋随笔》让洪迈写了四十余年，而被他的忠实读者毛泽东则从延安到逝世，几乎读了四十年，是临终前索要的最后一部书。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读过的《容斋随笔》是扫叶房藏版、乾隆甲寅重刊的线装本，分上下两函，共14册。当时延安的读书条件，同大革命时期、长征途中相比虽然好了一些，但能得到的书籍还是为数很少的，远远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求。那时毛泽东多次托人从解放区、从上海等地替他买书，也常到当地的图书馆去借书。他读过的这部《容斋随笔》就是从延安带来的。这部《容斋随笔》他读过之后还曾借给其他人读过。1944年7月28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说“《容斋随笔》换一函（部）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
7月31日，在谢觉哉的日记就有读《容斋随笔》的大篇心得记载，此后9月20日、29日、30日，10月1日、4日等都有阅读与应用记载，从中可见《容斋随笔》为启迪思维参考工作之重要借助。
毛泽东非常珍爱《容斋随笔》这部书，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容斋随笔》被他一直带在身边，一有机会就翻阅此书。以后走到哪里，他就把书带到哪里。从延安马列研究院的图书室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到中南海，毛泽东对《容斋随笔》的珍爱，由此可见一斑。
1949年5月，毛泽东搬到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居住之后，两函《容斋随笔》连同其他一起就放在他卧室里的书柜上。现在这部书还珍藏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书中不少地方，毛泽东都用黑铅笔圈点过或者画上了杠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