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没有听众的预言家
1819年12月叔本华决定走上实践生活的道路。后来他确认，他产生在大学任职的想法与经济困难有关，他想通过教学活动来弥补物质生活的损失；现在他不但要为哲学而生活，而且不得不靠哲学来生活，他要摸清他学习所在地--大学里的情况。但是，在解释他走上教学之路的公开理由时，话却不一样了：他负有使命，要像赫拉克勒斯那样冲洗当代哲学的藏垢纳污之地，在给格丁根的布留门巴赫教授的信中，他其实非常小心谨慎地表达了这一话题："在我完成学业和长途旅行之后，我希望他人也能在我这儿学到点什么。"在给柏林的利希腾施泰因教授的信中，直接说明想"进入实践的生活。"
1819年秋，阿图尔访问海德堡，原指望在那里取得一个位置。他喜欢该城的近郊，他的中学好友和大学同窗埃·安·列瓦尔德在那里当古典哲学教授。然而他又不想在那里留下来：由于克·尚特杀害犹太大学生奥·科采比，被判处死刑，在海得堡掀起了反犹太人运动的高潮；大学生们纷纷起来闹事。巴·布劳恩心烦意乱，他是被迫处死"好人"的，他就用断头台的木板和长方木在自家的葡萄园里搭建了一个小屋，这小屋便成了大学生们的一个秘密朝拜地；在城里还出售带有尚特画像的烟斗和咖啡杯；从刨下来的断头台木片上还留有被处死者的斑斑血迹，这些木片被奉为珍贵的纪念品。所有这一切都使叔本华极不愉快，所以他赶忙离开海得堡。
在回程途中，他来到魏玛，未经预约就去见歌德，歌德一般是在家里接见客人的。歌德冷淡地问阿图尔，这是怎么回事，他这样突然出现，并请他过一小时再去找他。阿图尔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接待，因为阿得儿曾告诉他：歌德很欣赏他的书。他还是按规定时间去看歌德了，他们一起度过了整整一个晚上和第二天午饭前的一个早上。
歌德在日记中对这次会见留下了几句好话："叔本华博士来访。他虽未得到人们的公认，别人也很难去了解他，但他是一位很值得赞许的青年人，他的来访使我激动，使我们双方都得到充实。"叔本华讲了他意大利之行的情况和自己的计划。他们也谈了颜色理论，歌德还展示了自己的新作。歌德对《世界即意志和表象》一书的意见如何，仍一无所知。
回到德累斯顿，叔本华最担心的是未来的职业问题。列瓦尔德从海得堡来信说：来任教没有任何障碍。的确，这里没有人知道他写的书。但是这里有葡萄酒的好收成。反犹太人的过火行动已停息了。布留门巴赫教授肯定说，大学的同学们会善待叔本华的，但是不能有把握地说，他们会听他的课，因为在海得堡谁都不会因失去哲学而苦恼。
利希腾施泰因的回信说得更有希望：阿图尔可以指望得到应有的评价。而且有一位教员死了，空出了一个职位。最后利希腾施泰因还写了一句颇有吸引力的话："自从黑格尔在这里出现之后，哲学研究找到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
叔本华倾向于去柏林：大城市，高文化，能够听他讲课的不仅仅是大学生。而且从德累斯顿乘车去柏林，费用较便宜。但是，柏林物价昂贵，城市又坐落在多沙的荒凉地区，这又使他望而却步。他终于决定乘车去柏林，直奔狮子的洞穴，与对手面对面地进行较量，而对手在此之前是对他一无所知的。费希特去世后过了四年，从1818年秋开始，黑格尔接任当教研室主任，他在柏林大学讲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叔本华还在德累斯顿时就告知哲学系系主任：关于一般哲学这门课程，他讲的题目是《论世界本质和人的精神》，他每星期用五个课时来讲这门课，至于讲课的时间，他写道：最好安排他和黑格尔教授先生讲课的时间一样。瞧！他就这样胆敢冒失地向黑格尔精神的威力提出挑战。在第一学期，到叔本华那里听课的不过五位用功的大学生，他们想听一听新上任的副教授讲的有关世界本质的"学说"。听黑格尔讲课的人数一般超过二百人。
在第一堂课上叔本华就宣布自己是"报复者"，他来这里是为了用变坏的"格言"和"未加工的灰暗语言"来解救康德以后的哲学，使它摆脱它的报复者们的令人窒息的手法。"报复者"被看成向强大的黑格尔学派挑战的宗派主义鼓动家。这两位哲学家的相撞发生在1820年3月，讨论在大学取得授课资格问题--是否有权讲授有关充足理由的四种根源的哲学。在讨论中，叔本华确定了康德以后的三个有名的德国哲学家是诡辩论者。在课堂讨论时，黑格尔发表了一些意见，而叔本华认为，黑格尔表现出不善于把"动物的"功能和原因与"有机物"区别开来。在有关"理由"的概念上他们之间也发生了小冲突。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私人交往。
俄国教育大臣克·阿尔腾什泰因是个哲学的崇拜者，他庇护黑格尔，给黑格尔高度评价，认为他在惊惶的年代能够理解和表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作用，同时把社会大变动与对国家体制的保守解释联系起来。黑格尔生前一直在柏林大学执教，他讲课时，听众不单单是大学生，他以自己的主要思想--相信历史的前进发展和世界精神的胜利，吸引了全德国的以及国外的许许多多的听众。他有关法哲学、哲学史、历史哲学、修订的《逻辑学》以及《哲学百科》等等的讲课打动了智者们的心。
然而他本人过着规规矩矩平民的生活，并不想使他的思想被"群众掌握"，会变成"物质的力量"（马克思语）。他喜欢重复的一句话：哲学应当"留在教研室里"，那些去过他家里的人都觉得奇怪：他的生活方式竟如此简朴、平常，甚至缺乏生气；他未老先衰，弯腰驼背；穿着马虎，灰黄色的罩衫还时不时从肩上滑落下来；既没有令人敬畏的伟大气派，也没有仪表堂堂的英俊长相；谈吐不机敏，又不善辞令；他讲一口勉强能听懂的施瓦本方言--很难叫人承认这就是一位世界精神预言家的外表。
但是，人们听他讲课，敬重他。辩证法的精神，历史主义的精神，精神向高处、向全人类的最高目标发展，鼓舞了听众，唤醒他们去追求历史乐观主义。加上黑格尔在大学生心目中是一位与教会作斗争的战士。有一次他开玩笑用词不当，他说：假如耗子吃了圣饼，而圣饼是主的化身，那就必须为耗子祈祷，就像为任何一个循规蹈矩的天主教徒祈祷一样。这些话引起了天主教集团的抗议；这些话还被看成是揶揄国家的神圣不可侵犯。黑格尔不得不出来辩解，包括向大学生们表白。他说，既然他本人就是基督教徒，天主教教会的生活是与他格格不入的。一位神职人员来听他讲课，用严厉的目光死盯着讲课人。黑格尔理解他那目不转睛的灼热眼光，就简短地说了一句话："我不喜欢您那样看我。"
然而表现自由的激情和发表爱国主义言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最高当局需要平静和秩序。复辟势力竭力装成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应当回到18世纪的秩序。但是经过太多的变动，因此要求努力，即使不回到过去，那至少也要保证社会秩序和知识界的稳定。1819年开始迫害"蛊惑者"；逮捕或解雇反对派；大学生联盟是被禁止的。可以与同伴一起喝酒，但决不能把这种聚会变成政治集团；必须工作，但不要大发议论。结果一种两面性的东西灌输到意识中，导致信念褪色；对自由的冲动逐渐让位于对不参加活动的辩解，待在"安乐窝"里可以愉快地观望神的世界。
在社会上感觉到需要保证生活准则的稳固性，许多政论家抱怨失去了"素朴性"、"亲密性"、"英雄主义"。先前的浪漫主义颂扬之词一下子转变为向往稳定：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和克列门斯·布伦坦诺成了天主教徒，霍夫曼成了司法顾问，黑格尔--普鲁士国家的拥护者。各种协会、俱乐部、团体、圆桌会议等等纷纷成立，如雨后春笋。赫尔拉希兄弟创立了"德语协会"，霍夫曼成立"谢拉皮翁兄弟"会。"爱道德社"提出的目标是"唤醒昏睡的灵魂"；在弗里特利希大街上举行假日集会讨论日常生活问题；甚至还有像我们的啤酒爱好者协会之类的团体，它提出的目标："最佳方式的讨论--德国午餐"。
在柏林大学里，一片不同寻常的热爱劳动的景象，与它的创立人威廉·冯·洪堡的最初构想不同，大学的中心任务是培训实践技能的专家。在大学生中间最珍贵的是老老实实的"鼹鼠般的"勤奋。同时，除了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情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使他们特别感兴趣了。黑格尔学说最能满足这种怯生生的求知欲。正因为如此，国家官员、商界代表、歌剧男高音演员，还有兽医都跑来听他的课。这里还有从俄国来的听众，他们把对世界精神的颂扬带回自己的祖国去传播。
黑格尔哲学赞扬世界精神通过活动而向自身发展，同时表现为对事件的相关反应，这些事件相互替代，为了更有意义的事件而被时间带走了。这是简单划一的时代，在家具、建筑和生活方式上表明的比德迈埃尔风格的时代。正是在那个时候叔本华来到柏林。
为什么叔本华未能脱颖而出？库诺·费舍认为，叔本华本应该讲述哲学的一般篇章，不应叙述自己的体系。因为他的体系还完全没有发展成熟。按照费舍的意见，问题只在于：他的《世界即意志和表象》一书正文太短。在一学期内每星期五次讲课，这样短的正文是不够用的，要纠正自己的学说容量与大学学期的长度不相称的情况，他显然没有想过或不会这么做的。当然，问题不在这里。叔本华传记最新作者里·萨夫朗斯基公正地指出：他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不合时代精神，也在于他自己学说的特点。
在那些年代，叔本华关于康德哲学的具有独到见解的讲演不可能会有成就，因为康德的批判主义在当时似乎已经被克服了。人们不再注意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了，就像不久前拿破仑如此令人信服地展示的凶险魔力完全消失了一样。已经平息下来的历史事件的交替，需要安静，日常生活的讲究实际，使人们的目光转向经验主义的意识。对康德学说的研究集中在他的认识论上。理性和绝对道德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许多人满足于经验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冷静思考和黑格尔用基督教正统思想熔炼出来的思辨热诚。在这种条件下，建立在康德批判主义的激进讲演基础上的，特别强调难以摆脱的人类灾难的意志形而上学，就不会有机会取得成就。人们完全是避着它，绕开走，不承认它有合理性，因而也不承认它有独创性。
《世界即意志和表象》一书的评论家认为，意志的形而上学只不过是费希特学说的变种，他们把意志理解为精神的力量，或者用更简单的说法，理解为理性的另一面。他们把叔本华对自然界中的意志和人身上的自然意志的考察同谢林所说的"自然"联在一起。谢林认为，在自然界的概念里本来就始终蕴藏着主体精神，自然界的主体精神包含着自己的冲动，这些冲动在意识中获得了自己最高的回归自身的外貌。
也有人对叔本华学说的理解是符合原意的，但在叔本华看来，他们在哲学上依赖黑格尔，这种哲学仍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不能接受的是：在叔本华那里，理性只是副现象，理性不是自然和历史的动力，它的真正的核心是某种超理性的东西，即自在之物。叔本华奋起反对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他的同时代人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相信世界精神的发展，相信历史变动的进步意义。叔本华对黑格尔进行滑稽的咒骂，断言历史不过是节日大联欢和化装大游行，痛苦和期盼始终如一，他们把叔本华的这些言论视为陈词滥调，过去时代固有的附属品。除此之外，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叔本华对可见世界的真实性似乎作了神秘主义的、用印度古物加以装饰的否定，他们或者置若罔闻，或者至少视为大怪物。那个时代就是如此。
叔本华从自己的推论中得出一种露骨的无神论，这有什么用呢！凡是想严肃认真地领悟无神论的人，必然会与宗教发生矛盾，这对复辟时期的哲学家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教会的书刊检查和这方面的国家官员都是非常警惕的。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尽心竭力工作比起在康德和费希特时期要明显得多，康德和费希特当时由于教会书刊检查，就碰到很大的不愉快。黑格尔表明了宗教的历史发展，担心人们责难他陷入无神论，所以写的时候非常谨慎小心。然而，尽管如此，也正是他为以后批判宗教准备了可燃烧的材料。
在柏林时期，阿图尔·叔本华也是众矢之的。他的没有创世主和世界目的的意志学说，他经常引用的古印度文献资料，不能不引起神职人员的注意。艾勒特主教大惊失色，在1819年写给大学领导人的备忘录中，他猛烈抨击当代哲学的"古怪任意性"，这种哲学创立了没有任何根据的最新体系，同时轻率地破坏并搅乱语言和概念。
叔本华的艺术哲学也不可能被接受。对艺术的浪漫主义崇拜，在写他的主要著作时已告结束。创作的快感被合理的冷静思考所替代。浪漫主义的主宰者已从生活中消失，或者担当了编制内的职务。黑格尔教导说，艺术是世界上精神发展的低级阶段。精神的高级阶段--它的绝对者--体现为国家。而低级阶段标志着向它的高级形式的过渡，其使命是保证这种发展。因而缪斯应当成为这种最高力量。所以艺术不可能是允许目标定位的顶峰。它应当"成为"有益的事情、观赏性的东西等等。
我们知道，叔本华对待艺术是严肃认真的。艺术没有历史变动，在日常生活中从艺术得不到利益。我们已经指出，叔本华按照康德的说法，把艺术理解为饱含创作冲动和激情的"无利害关系的赏识"。在他看来，艺术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装饰品或休闲物，而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是解除意志给人造成的痛苦和折磨的前提。叔本华把宗教的力量归还给艺术，但这种力量是本身存在的，这是无上帝的宗教，是"无神论的"宗教，这种宗教后来鼓舞了创作者，从里·瓦格纳、弗·尼采、伊·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以及银色世纪--俄罗斯宗教哲学复兴时期的许多代表人物开始，一直到20世纪西方艺术的著名活动家为止。
还应当指出，叔本华的风格也把叔本华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门外汉。他大量引用古代古典作家，康德以前时代的哲学家以及康德本人的言论，而当代哲学在他眼中是不存在的。他对于哲学圈子里自己的同行，不是讽刺挖苦，便是与他们进行论战；的确，在他的主要著作第一版中，这些攻击还带有克制的性质，尽管他能允许自己把费希特叫做"轻狂仔"，还把康德以后的哲学确定为在康德坟墓上玩弄的鬼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