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现在在那个小饭馆里，他仍然只能上白案，并且经理对他，仍是那般地漠视，但这种情形，难道会永远存在下去吗？就是在白案上，他也还可以团结别的师傅，争取尽快打破目前品种单调的沉闷局面……他听何师傅说过，过去北京小吃里的好多品种都快失传了，像包子类里的千丝包、三丁包、三冬包……蒸糕类里的千层糕、水晶糕、山楂蜜糕……为什么不能就在他们那个小饭馆，试着恢复几样呢？顾客肯定欢迎，而饭馆的收益肯定猛增！当然，实现起来肯定阻力重重，可嵇老师那话说得真对：要有历史的眼光！……
在那夕阳收敛余光的冬日下午，路喜纯——一个普通又普通的北京青年，心情怡悦地、问心无愧地，骑车远离了钟鼓楼。
可是另外一个人在同样的时刻，却心怀鬼胎、忐忑不安地滞留在钟鼓楼前的大街上。
那便是姚向东。
他双手插在登山服的口袋里，一只手攥着一把钞票，一只手攥着那块雷达小坤表。刚从薛家溜出来时，他心里一度充满了狂喜。他竟成功了！当他逃至鼓楼前大街上时，他觉得他简直是一个百万富翁，啊，“马凯餐厅”，等你四点半一供应晚餐，我要马上进去点几个名菜！都有什么来着？对了，“安东鸡”、“松鼠鱼”，还有什么“黄雀肉片”……怪有意思的！敢情还有用松鼠肉跟鱼肉一块儿做的菜！他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烟袋斜街把口的食品店，让售货员给他包上五个奶油酥卷，售货员让他付款，他在衣兜里把那“汤封”的红纸弄开，掏出一张票子递了过去。售货员把钱找给了他，他拿起包着奶油酥卷的纸包，没走出店门就掏出一个大嚼起来。出了大门，他边吃边走，还没走拢后门桥，已经把五个奶油酥卷全塞进了肚子！他感到口渴，便横穿过马路，进了帽儿胡同口上的食品店，掏钱买酸奶；可就在这时候，他突然惊慌了——他听见一个声音在他旁边猛然响起：“你掉东西啦！”他扭头一看，是个岁数不小、身板壮实的男人，他低头一看，原来他从兜里带出来的一张红纸……他弯腰拾起那张红纸，忽然失去了买酸奶的勇气，很不自然地溜出了店门。他不敢回头，可总觉得那喊话的人在盯着他的后背……他一气溜到了后门桥南边，才停下来喘气。
那人会不会是“雷子” 小流氓的黑话，指公安局的侦查员。呢？越寻思越像！
他胆战心惊地扭过头去，只见那人出了食品店，并没朝他这个方向张望，而是拐进了帽儿胡同，他吁出一口气来。可是他心里从这时候起便打上了小鼓，始终不停。
他在文物商店收购部前头的石阶上坐了下来。马路对面恰好是“益民信托商店”。那里面有一件比杨强强这件还帅的登山服。只要他能把那手表卖出去，他就足能买下那件登山服。他的眼光移到了信托商店南门，那里写着：“收购部。谢绝参观。”据说到那里出售东西，得拿户口本、工作证一类的证件给人家看才行。姚向东倒有学生证，可能往外亮吗？他坐在那里，愣愣地望着对面，望着收购部，心里不禁懊丧起来。他两只插在衣兜里的手活像攥着两个滚烫的煤球，那块雷达小坤表更像是刚从煤炉子里夹出来的，还冒着红得发蓝、发白的火苗儿！
姚向东站起身来，脚底下像踩着刚出轧机的钢板，懵懵懂懂地一会儿朝南边疯走，一会儿又穿过马路、朝北边行……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办。
小时候在胡同里做游戏，姚向东最爱装坏蛋——尤其是日本“鬼子”和德国纳粹士兵，他先是快活地哼着从电影上听来的日本“鬼子”进军的旋律：“嗒——嘀嗒——嗒嘀嗒嘀……”或者双脚使劲一并，学着从电影上看来的德国纳粹士兵的伸臂礼：“嗨——希特勒！”……他从假装自己是坏蛋、被好人追捕的过程中，获得了无穷无尽的乐趣！最后他心甘情愿被装扮成八路军和红军的同伴“击毙”——闭上眼睛，满脸怪相，扭曲着身子，毫不吝惜衣裤地全身滚落地上……
但是此刻，他头一回偷了人家那么贵重的东西，他感到自己真的成为坏人了，却深刻地体验到了作为坏人的孤独与恐惧！
街上走着那么多的行人，似乎个个都轻松自在，就连那个伛偻着腰的老头，还有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跟在他妈妈后头哭着走的小娃娃，也都比自己神气。老头不怕有人盯着他，小娃娃哇哇使劲地哭，一点也不怕别人注意！
“小拽子！”
一声呼唤，把姚向东吓得十足地双脚一跳。
他扭头一看，是阿臭。
阿臭照例把自行车定在马路边，一只脚踩住马路牙子，上下打量着他问：“你他妈怎么还跟这儿晃啊？”
姚向东含含混混地说：“谁晃呢？我……想找杨强强去杀棋……”
阿臭皱皱鼻子：“算了吧！蒙谁呢你！你要去帽儿胡同，怎么能往北走？你丫挺的准没干他妈的好事！”
姚向东心惊肉跳。他略微沉沉气，心想，或者，干脆把手里攥的东西亮出来，让阿臭见识见识？阿臭那张嘴“横”读作hèng，厉害的意思。得不行，平时听他嘴里吐出来的“横”话，简直连钟鼓楼也敢拆，那么，干脆请他帮帮忙，把这块雷达表随便倒腾成几十块钱，由着他“吃贡”，不行么？
阿臭还在骂骂咧咧地说着什么，他都没有听清。他趁阿臭停嘴，试探地说：“你他妈的甭跟我犯贫！这么着吧，我请你上‘马凯’，咱俩撮一顿，捎带脚求你个事儿！……”
阿臭一听，两眼一瞪，脸上现出一个怪笑，放低嗓音说：“你他妈的当‘佛爷’了吧？中午不还跟我借的钱吗？这会儿就要请客！我可不沾你的‘包儿’“沾包儿”，受牵连的意思。。”说完，蹬上车，飕飕飕地往前窜，眨眼的工夫就没影儿了。
原来人家阿臭光是嘴上“横”，人家不沾这个“包儿”！
姚向东顿时觉得双腿发软。他想，也许，还是走到什刹海边，像那回扔下那盆山影一样，把这表跟钱都扔进去算了——什刹海没有全冻成冰，银锭桥边上，就还有不小的一片水；扔进去，心里可以踏实点，再说，也就可以回家了——他很不愿意回那个家，想到母亲的吆喝、斥骂，父亲的巴掌、鞋底，他真想就在外头过夜。但这毕竟是寒冷的冬天，他不回家又到哪里去呢？难道坐车去北京站？……
尽管自1980年1月1日起，我国已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但像姚向东这样的中学生，还没有得到过正式的法律教育，他头脑中只有笼笼统统的极不准确的一些观念，什么派出所的民警夜里“掏窝”啦，给罪犯戴“小镏子”（手铐）啦，推了光头押到台上开批斗会啦，布告上的名字上头给划个红对钩啦……他并不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他其实完全可以折回薛家，交回那块雷达表，并交出兜里所有的钱——他花掉的并没有多少，所差的那一点，人家可能在原谅他的同时，干脆不要他补……如果他怕薛家的人不能谅解他，他也可以去派出所自首；可是姚向东却完全没有朝那个方向想……
他给别人造成了痛苦，他也痛苦。
天色晦暗下来，鼓楼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剪影。
张秀藻没有同母亲一起坐小轿车回家。送她母亲于大夫回家的傅善读不禁在车上问：“你们千金是怎么回事儿？对房子不满意吗？”于大夫摆摆手说：“你别在意！如今的大学生，就是这么个做派——人家要显示自己的独立性，不沾父母的光。”
张秀藻的确是这么个心思，她不仅觉得不必沾光坐父亲单位的小轿车回家，就是那即将搬去的新居，在她心目中也明确地被认定为是属于爸爸妈妈的，她只不过是借住一时而已。一俟她毕业后独立，她是宁愿马上搬到低水平的集体宿舍去住的——不是她不喜欢小轿车的迅捷方便，更不是她拒绝享受宽敞明亮、设备齐全的住房的舒适，而是她认为，只有通过自己为国家的辛勤劳动和出色贡献，去逐步获得那一切，才能问心无愧。
张秀藻坐公共汽车回家。同去时一样，她乘车和换车都出乎意料地顺利。她在鼓楼前下了8路公共汽车。
“张秀藻！”她忽然听见有人叫她。
她一偏头，啊，是荀磊！一天之中，这是她同他的第二次邂逅。她的心顿时狂跳起来。
荀磊却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奇遇。他从百货商场买好表，正骑车往回走。他凑巧在汽车站那里遇上了张秀藻，便本能地唤了她一声。
张秀藻站住了。荀磊下了车，笑嘻嘻地问她：“你的表几点？我跟你对对！”
在荀磊这方面来说，提出这个要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尽管商场钟表部在卖定那块雷达表以后，照着柜台里的挂钟给对了个时间，而且荀磊也用自己腕上的表，同时给校正了一下，但毕竟都未必精确——张秀藻家的任何一个计时器却都是必定精确的，所以，荀磊见到张秀藻，不由得首先说了那么两句话。
张秀藻原想矜持地同荀磊一点头，便庄重地朝前走去。但人家提出的这个要求，实在没有不予满足的道理。于是，她便伸出手腕，看着自己那块功能齐全的电子表，详尽地报告说：“1982年12月12日16点58分34秒……”
荀磊手里提着那块买来的表，尽可能精确地校正着。张秀藻一瞥之中，不禁纳闷：他怎么会拿着那么一块坤表呢？难道，是为冯婉姝买的？可是照他跟冯婉姝已经达到的关系，要为冯婉姝买表，他们应当一块儿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