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时间？
它是一个圆圈？一支飞箭？一条奔向大海的河流？一只骰子？一架不断加速的宇宙飞船？它真的可以卷折、弯曲？……时间流逝着，而钟鼓楼将永存。钟鼓楼高高地屹立在京城北面。
鼓楼在前，红墙灰瓦。
钟楼在后，灰墙青瓦。
鼓楼在元代时名齐政楼，到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它才被改建于现在的位置。如今的鼓楼西边，还有一条“旧鼓楼大街”，所以要知道元代齐政楼的位置，并不困难。清朝接用了明朝的全部宫室坛庙，嘉庆五年（1800 年）对鼓楼进行过一次大修，再次肯定了它镇守于全市中轴线北端的位置。据说当年鼓楼上面安置着二十四面更鼓，每面直径都有一米半左右，都是用整张的牛皮蒙制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鼓楼亦被劫掠，如今二十四面更鼓仅余一面，而且鼓面上还留下了侵略者的刀痕。
钟楼在元代时是万宁寺的中心阁，明代未动，清乾隆十二年（1745年）重建后，才呈现出今天的面貌。
直到1924 年以前，钟鼓楼都履行着向全城居民报告时辰的职责。
用什么来计算时间？
最早，在鼓楼上置有铜铸刻漏，据说是宋朝传下来的国宝。所谓刻漏，就是利用水在不同大小的铜壶中均匀滴漏，而度量出时间来的装置。据说当年的铜漏壶一共有四个，从上到下依次的名称是：天池、平水、万分、收水。漏壶之间安有铙神，设有机械，能按时击铙发声，每次击铙八声，颇为准确。铜壶中自然需经常添水，冬天为了防冻，则注入温水。可惜如今的鼓楼上仅有漏壶室，铜刻漏已荡然无存了。到了清朝，改用更香来计算时间，从精确度上说，似乎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一种倒退。
钟鼓楼怎样报时？
白天，正午时分钟楼要鸣钟。
夜晚，鼓楼要报出五个更次。第一更约在晚上八点，报这一更叫“定更”。然后每一更次击鼓一通，每次击十三下。二更约在夜里十点，三更约在午夜零点，四更约在深夜两点，五更约在凌晨四点。当年的文武百官听到三更鼓后便要准备起床，四更鼓后便要赶到午门外集合，五更鼓后便要鱼贯入朝，跪在太和殿前的称为“海墁”的地上“听旨”。
“定更”时不仅要击鼓，还要相应地撞钟。到四更报“子正”时，又要再相应地撞钟，这一次报时活动有个专门的称谓，叫“亮鼓”。
在“定更”与“亮鼓”之间，每隔半个时辰（今天的一小时），钟楼还要独自撞钟一次。
“定更”与“亮鼓”的击鼓、撞钟法，是这样的：两名更夫到时候分别在钟鼓楼上，手提“孔明灯”，遥相对照，作为信号（当年人们称之为“对灯儿”），然后分别进入楼内击鼓、撞钟。击、撞都采取“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的节奏，并重复两遍，共计一百零八下。击鼓在前，撞钟在后，悠悠然要持续好长一段时间。
钟鼓楼沉默58年了，但在这1982年12月12日下午五点来临时，它们却雄姿依旧，仿佛随时都可以发出新的讯号……
岁月悠悠。时间毫不间歇地流逝着。人们落生在这个世界上，最早意识到的是包围着自己的空间。这空间有着长度、宽度和高度，其中充满了各异的形态、色彩与音响……而后人们便意识到还有着一种与空间并存的东西，那便是摸不着、握不牢、拦不住的时间。在所存在的空间里度过着不断流逝的时间，这便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于是乎喜、怒、哀、乐，于是乎生、死、歌、哭……
但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单独地存在着。他必与许许多多的人共存于一个空间之中，这便构成了社会。而在同一个社会中，人们的阶级意识不同，政治方向不同，经济利益不同，人生态度不同，道德品质不同，文化教养不同，性格旨趣不同，生理机制不同，竞争能力不同，机遇遭际不同……于是乎便相争相斗，相激相荡，相斥相离，相轻相嫉……同时也必定伴随着相依相靠，相汇相融，相亲相慕，相尊相许……而这种人类社会的流动变化，从整体角度来说，便构成了历史；从个体角度来说，便构成了命运。
在匆匆流逝的时间里，已经和即将有多少人，意识到了一种神圣的历史感和庄重的命运感呢？
但是，不同的人对时间的感受是各异的。
薛永全师傅从荀家回到自己家，还没进到新房中，便突然感到一种晕眩。他扶住苫棚的撑架，喘起粗气。正好路过的海西宾看见这情景，忙过去扶住他，对他说：“薛大爷，您先到我屋里歇歇吧！”
海西宾一个人住在里院北边的东耳房中，薛师傅想了想，也只有到他那儿歇歇合适，便由他扶着去了。
海西宾让薛师傅靠在床上，自己去悄悄叫过了殷大爷来。
殷大爷行医虽挂的是正骨的牌子，但对其他一般内外科病症，也能诊断施治。他给薛师傅号了号脉，便说：“不碍的。高血压上来了，加上你那个哮喘的根子没断，所以头晕、胸闷。我给你推拿推拿，不一会儿准能松快。”说着，便解开薛师傅领扣，先给他按揉喉下的天突穴。
海西宾已对殷大爷汇报过卢宝桑的动向，殷大爷判断说：“他进了‘一品香’？那他八成是让咱们给冤屈了。要身上真掖着雷达表，拽他进那儿他也不会去。”海西宾对殷大爷更加佩服。这会儿殷大爷给薛师傅推拿，他在旁边毕恭毕敬地瞧着，他想，不该光学打拳，也该跟殷大爷学学推拿正骨……
薛永全合着眼，随着结拜兄弟的按揉推拿，心中浮出了一阵阵一片片时而朦胧时而清晰的思绪……
在薛永全当喇嘛时，他一度相信时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圈。也就是说，时间是循环不已的。他从师傅奥金巴所教授的佛经中得知，那循环不已的时间是按“劫”划分为阶段的。每一次从开始到毁灭构成一“劫”，一“劫”中又包括“成”、“住”、“坏”、“室”四个小阶段，称为“四劫”，每到“坏劫”时，便有“水”、“火”、“风”三灾出现，于是乎世界归于毁灭。人只有皈依佛门，潜心养性，求得解脱，才能超出这种时间的轮回。倘不能解脱，便要无休止地在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这“六道”中如车轮般旋转不停地生死相续。
现在的年轻人到佛寺去游玩，看到寺门外山墙上写着“法轮常转”的字样，往往不知何意，因而毫无联想。当年的薛永全看见它，却必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既然时间是一个循环不已的大圆圈，那么，一圈转完之后，必有另一圈，因此存在着一个来世。当年的死囚被押赴菜市口行刑时，常常大声地嚷着：“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嚷者有这种自信，围观的人群中如薛永全者，也认为事乃必然。
他虔诚地相信过“因果报应”。今世行善积德，来世必有好报。今世为非作歹，来世必为饿鬼、畜生。
他的这种圆圈式的时间观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动摇。他眼见着庙会中的恶霸得到了“现世报”，他自己同千千万万北京市的底层市民一样，充分地得到了人民政府的恩泽，温饱迅速而稳定地得到了保证，生活日趋富裕纯净，而眼前的北京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生着显著的变化：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展拓，“十大建筑”的同时出现，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的急速发展，水井的废除和自来水的普及，“老爷”“太太”一类称呼的消失和“同志”“师傅”这种称呼的兴起……都不断地把他那圆圈式的时间观念扳成为直线式的时间观念。在商场的夜校中，他学了简明中国史，他才知道这直线式的时间那过去的一端是“从猿到人”，而未来的一端是“共产主义”。据大儿子薛纪徽有一次告诉他，实际上时间是既无头也无尾的，“从猿到人”以前还有“从虫到猿”，并且还有“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无地球到有地球”等等；而“共产主义”以后也还会有矛盾冲突，人类社会还会有发展变化，并且到最后地球还可能毁灭，而那时候的人类可能已经安全迁往宇宙中别的地方了等等。他对薛纪徽所说的抱怀疑态度，不过，时间自“从猿到人”而奔向“共产主义”，是个并非封闭的圆圈而是一条向前发展的直线，这个观念毕竟在他的头脑中扎下了根来。
对于国家来说，在眼下直线式奔流的时间里，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四海晏清，八荒率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薛永全心中有这样一种责任感。他自己在看守仓库的平凡工作中恪于职守，同时对于两个儿子，也时常嘱咐和督促他们为国家认真工作。对于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来说，在眼下直线式流逝的时间里，是“男大当婚”，但求有个“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安”的局面。薛纪徽两口子既已生下一女，但愿薛纪跃两口子再生下一男……
没想到薛纪跃的这场婚事，竟闹出了如此风波。眼看又有一些重要的亲友要来贺喜，该铺排最后一茬酒宴了，新娘子却依旧待在公婆屋中，不肯回到新房，而且更随时可能赌气跑回娘家！
在眼前事态的刺激下，薛永全那旧有的时间观念，竟有所复萌。殷大爷给他按揉推拿着膻中穴时，他迷迷糊糊地想：难道是我以往作的孽，报应在了今天？……他想起了当年把出生不久的亲女儿，经“修绠堂”书铺掌柜，送给那官宦人家的往事。这是他一生中所作出的最大的亏心事。是呀，那是“鬼子”撤退、国民党“接收”不久，隆福寺庙会虽说看上去热闹，可人们手里的钱“毛”得厉害，连庙会上原来最牛气的“金象为记”的卖梳篦的“金象张”，在奥金巴提着黄布口袋去收摊租时，也叫苦不迭，要求赊租。薛永全当时靠跟着奥金巴外出念经已然不能维持生活，便在每逢阴历一、二、九、十隆福寺有庙会的日子里，去哈德门外东晓市帮大摊主拉排子车运货，挣一点外快。可就在薛大娘生下那闺女不久，有一回他拉着排子车路过哈德门，被一辆美国兵开的吉普车撞得人仰车翻。那吉普车显见是故意把他那排子车撞翻的，当排子车上的货物滚了一地，薛永全摔得腰伤肘碎之时，吉普车上爆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薛永全一要赔偿货主损失，二要看病吃药，实在养不活那闺女，才忍痛将她送给了别人。那由中间人隐去了真实姓名的官宦人家，原要送他一笔钱财，他同薛大娘都严词拒绝了。他们岂是出卖亲生骨肉的禽兽？他们实在是百般无奈，才让女儿去寻一条温饱有靠的生路！那官宦人家也严词拒绝了他们隔年与女儿相会一次的要求。
自从女儿被抱走以后，三十多年来音信全无，解放后薛永全也曾试图打探出那家人的去向，因为中间人“修绠堂”的掌柜早已去世，竟毫无线索可寻。现在，在薛纪跃的婚宴出现风波时，不知怎的，薛永全忽然想到了那不知所终的亲闺女。她让人抱走时，还穿着一双薛大娘用旧袈裟布缝出来的虎头鞋！难道今天的事真是……报应？
窗外传来一阵欢笑声。分明是从婚宴上传来的，其间突出着荀大嫂扬声逗趣的嗓音。啊，婚宴仍在喜幸的气氛中往下进行。这么说，也还够不上是遭了什么报应。荀磊不一会儿把那表买回来，新娘子一回心转意，一切又都能恢复正常……既如此，又何必胡思乱想呢？
“怎么样？好受点了吗？往开了想吧，过一会儿，就什么都好了……”殷大爷又开始用双拳给他按揉背俞。因为他现在是虚披着棉袄，海西宾怕他冻着，便把屋里的炉火捅得旺旺的。
他确实感觉好受多了，同时，不仅承受着旺盛的炉火的热力，也承受着友情的温暖。他那几乎要弯成圆圈的时间观念，又反弹成了直线。他微微一笑，点点头……殷大哥原是在庙会中用三根木棍捆起架子，从架子顶上挂下两根皮条，靠脱光膀子练皮条把式口为生的。他俩相交以后，无话不谈，引为知己，遂结拜为兄弟，他们之间，是可以托妻付子而完全放心的。是的，殷大哥说得对：“过一会儿，就什么都好了……”岂止殷大哥维护着自己，这小小年纪的海西宾，不也知道帮助人吗？更有那荀师傅一家，说起来非亲非故，不过是共用一个自来水管的里外院邻居，可他们对自个儿多有情义！这难道都是前世积德的善报吗？那么着解释太虚无缥缈！人家荀兴旺早年是个八路军，后来又一直是大厂子里的工人，人家真有那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真能做到同志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啊……
所以，寻思到头，身外的时间也好，世道也好，自身的寿数也好，命运也好，恐怕也还不是轮回往复那么个情况……
“事在人为”，而且“众人拾柴火焰高”。当殷大爷给薛永全拿着虎口时，他觉得自己身心都已恢复到健康状态。他微笑着说：“不碍的了。我该回去接碴张罗了。一切都能好起来的……”
钟鼓楼原是一种公共报时器。它是以音响来报时的。
如今钟鼓楼休息了，它们仅仅作为一种古迹而存在。至1982年年底，北京市的公共报时器共有两处，一处是北京火车站，它有两个对称的钟楼；一处是西长安街的“电报大楼”，它高耸着一个钟楼。它们不仅能发出报时的音响，而且还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以带“刻度”的钟面和长短指针随时显示着时间，精确度在五分钟以内。
显然，作为一个社会活动频密繁忙的大都会，北京市可供行人仰望校时的公共报时器是太少了。应当再增添一些不同高度、不同种类、不同样式的露天公共报时器。尤其应当多多设置一些既比机械钟价廉而又能使精确度达到一秒之内的石英电子数码显示钟。
公共报时器的稀少，精确度方面的粗放，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还不是那么善于珍惜时间。在不少机关里，“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讨论讨论”……以及“别急，等一等”、“忙什么？候一候”……乃至于“那就下午再说吧”、“那就明天再办吧”……之类的“口头禅”，仍在继续流行，便是明显的例证。
必须改变这种陋习。改革，首先要改革关于时间的观念。
张奇林便是一个从这一点改起的改革家。
现在是1982年12月12日的……什么时间？
张奇林坐在波音747班机上，伸腕看着他的手表。那是一块上海钻石牌手表。当时指针指着十七点整。他很清楚，腕上的手表所显示的，仅仅是格林威治国际标准时间所规定的北京时间。现在飞机大体上是由东朝西飞，而地球正同时由西向东转。因此，现在究竟是几点钟，不能笼统地回答。
那一刻，印度新德里正当下午十四点三十分，而苏联莫斯科却恰好是中午十二点。张奇林所要去往的西德法兰克福是上午十一点，法国巴黎是上午十点，而英国伦敦仅处于早上九点钟。至于飞机尾部所越离越远的一面，东京是十八点，夏威夷是二十三点，旧金山已是午夜一点，而纽约已到了凌晨四点钟。
令张奇林痛心的是，尽管他所领导的那个局里的绝大部分干部，都持有大专的文凭，但真正具有科学的时间观念的人，却所占比例不大。
什么是时间？
从严格的科学定义上说，时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