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一潭读报读到了广告栏中的那一则“寻人启事”，不由惶惑起来——又是一个东北青年，“离家赴京并带大量自写诗稿”，奔谁而来？真令人不寒而栗。
他不禁呼唤爱人：“葛萍，糟糕，咱们一定得注意——”
葛萍只顾批改作文，并不搭理他。
韩一潭便大声地读出那“寻人启事”来，把其中最富威胁性的句子，重复了两遍。
葛萍这下紧张了：“是么？怎么好呢？这回，咱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进到屋里！”
“是呀，是呀，”韩一潭说，“他要再拿出蘑菇什么的，咱们一定要马上退还他，坚决不能让他往咱们桌子上搁！往窗台上搁也不行！”
两个人议论了一阵，有备无患，以逸待劳，总算渐渐松弛了下来。
葛萍改出了三四本作文，韩一潭连当晚东铁匠营俱乐部由中国评剧院一团戴月琴、李德琪主演《狐仙小翠》的广告也浏览到了，厨房中的洗衣机也停了下来。这时，忽然有人用手指敲着他们屋门上的玻璃。
两口子不由得惊悚地朝门外望去，依稀是个男子汉的身影，心里便一起发出悲鸣：“糟糕！果然来了！”
可怎么办呢？
一个小流氓朝钟鼓楼下走来。凶多吉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仿佛不过是昨天的事。由于这场长达10年的动乱扭转、切断了大量过去正在发展中的事态，所以，当动乱过去，人们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接续以往的线索时，往往不得不把这10年暂时当做一个空白，就仿佛时间到了1966年夏天突然冻结，而到了1976年秋天，才又复苏似的。前几年报纸上时常把实际早已超过35岁、乃至逼近50岁的作家称作“青年作家”，便是一例。因为人们——包括他们自己——都觉得他们的实际生命，需要从实际年龄中扣除掉一个“10”。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到1982年却已经整整16岁，并且经历了他个人生活史中的幼年、童年、少年等阶段，而开始向青年时代演进。他们静悄悄地生长着。
现在那其中的一个，便在鼓楼前的大街上从南朝北走。
他的名字叫姚向东。和他同龄的人之中，有许许多多的向东，卫东，立东，颂东（还有卫彪、学青之类，不过都迅即改掉了）……在他们上幼儿园的时候，阿姨教给他们“打倒叛徒内奸大工贼”的歌谣；在他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老师又给他们讲刘少奇爷爷的丰功伟绩。在“开门办学”的日子里，他们参加“迈社会主义步，堵资本主义路”的活动，老师为提高他们的觉悟，组织他们看电影《青松岭》，回来开会批判电影中那个搞“自搂”的钱广；而在初中毕业的前夕，“分数挂帅”的浪潮汹涌澎湃，老师为了让他们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锻炼作文的能力，又组织他们看了电影《柳暗花明》，回来写观后感，批判极“左”路线对农民合理愿望的粗暴践踏……原来社会向他们灌输“爱情”和“金钱”是羞耻的观念；如今社会上充斥着无处不见的“爱情”，并且通过对“万元户”的宣传，使他们懂得了钱越多越光荣的道理……小小的年龄，贫乏的经验，尚未发育完全的中枢神经系统，承受如此巨大的、频密的、戏剧性的大转折，他们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出现一些什么心态，导致一些什么后果？似乎我们的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时都还来不及进行细致的专题研究。在我们的社会生态群落中，不管你对他们这一茬人忽视还是重视，反正他们无止息地生长着、活动着。
话说姚向东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羽绒登山服，双手插在登山服的斜兜里，咽着唾沫，百无聊赖地从南往北走。
他是被家里轰出来的。起因，便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登山服。
姚向东的父亲，20世纪60年代末从部队转业到区级机关当保卫干部，对姚向东一向是管束得很严的。在姚向东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向他灌输着“长大参军当兵”的意识。母亲是机关的打字员，自然也盼着姚向东快快长大，快快入伍，她为姚向东缝制了仿国防绿的小军装，衣领上还缀以红布仿制的领章，自然还有小小的军帽，帽子上别着真正的红五星帽徽——是姚向东父亲从老战友那里，特意为儿子要来的。一直到十来岁左右，姚向东内心里充盈着这样的优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我爸当过解放军，我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我爸有的是老战友，只要我长大，我爸一句话，我就能当上兵！”
姚向东刚上小学的时候，放学的路上，遇见过小流氓抢帽子的场面——一个戴着国防绿军帽的中学生在人行道上走着，突然一个小伙子骑着车飞快地窜来，经过那中学生身边的一瞬间，伸手抓走了他头上的绿军帽，中学生叫喊时，骑车的人已然拐进了前面的街巷中，不见踪影。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即使姚向东隐隐觉得抢帽子的人真“盖”“盖”、“盖了”、“盖帽”、“盖了帽啦”，都是了不起的意思。，又使他进一步意识到一切与“国防绿”有关的东西的珍贵。
可是姚向东上到小学四年级以后，周围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流氓们不再抢国防绿军帽了，并且中学生们也都渐渐不以穿绿军制服、戴绿军帽为时髦。少年儿童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流行穿一身蓝——蓝制服、蓝裤子，配一双雪白的球鞋，仿佛那便是“帅”字的体现。冬天，开始时兴戴栽绒帽子，穿皮夹克——没有真皮的，人造革的也凑合。小流氓们又抢开了栽绒帽子。又一个冬天，栽绒帽子过时了，剪羊绒帽子方兴未艾，小流氓们的抢劫目标又一次转换。到1982年的这个冬天，登山服开始流行。似乎再没有人盼望着参军当兵。功课上有点希望的，盼望着考上大学。像姚向东这号小学毕业后没能考上重点中学，初中毕业后又没能考上重点高中，而功课又越来越差的少年，既不再艳羡入伍当兵，考大学又明摆着毫无希望，毕业后更势必要待业家中，心中便不免茫茫然，没着没落。
对于儿子的管教，姚向东父母倒也一直没有放松。尤其是父亲，见到儿子不争气的表现，除了一顿急风暴雨般训斥，气急之时，甚至脱下鞋子，用鞋底乱抽乱打——往往要做母亲的一边遮拦，一边哭喊，方才罢休。教子无效，方法不妥固然是一个因素，而本身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的不理解不适应，牢骚满腹，苦闷难遣，当着儿子讲怪话，却又不许儿子说怪话，儿子提出问题，回答不了，便拿儿子撒气，对儿子讲的道理越来越抽象、干瘪……是令儿子不服管教的更主要的因素。儿子在父母的面前，渐渐变得虚伪。
姚向东所在的那个学校，是所“非重点”中学，老师们——尤其是班主任——工作还是相当努力的。一方面，他们花大力气把一部分尚有学习积极性的学生调动起来，让这些学生在题海中苦航，争取能爆出冷门——考上大学，既为学生们自己争气，也为学校争光，倘若这样的学生逐年增多，那么，他们这所中学便有希望进入“重点”的行列；另一方面，他们也想尽各种办法把姚向东这号的“后进生”管束起来，让他们在校内不至于吵闹，在校外不至于被派出所拘留。不过，由于教育从来不是万能的，而他们对姚向东这号学生的管教又未免失之于粗糙，姚向东在老师们面前，也渐渐变得虚伪。
这天中午，临到吃饭的时候，姚向东母亲才发现，儿子身上穿的那件登山服，并不是她给他买的那件腈纶棉的，而俨然是羽绒的——尽管颜色很相近，衣兜和风帽的样式也相差不多。她不禁问道：“怎么回事？你这衣服哪儿来的？”
姚向东满不在乎地说：“跟同学换着穿的。”
母亲训斥说：“哪有换着穿的道理？人家这件是羽绒的，比你那个贵上一半，你给人家穿坏了，咱们怎么个赔法？你那件腈纶棉的穿着不是一样暖和？干吗非追求时髦？”
偏这时候姚向东父亲从里屋走了出来，一听，一看，不禁怒火中烧。姚向东原有一件棉袄，是用父亲过去的军棉袄拆洗改做的，姚向东套着蓝制服穿了几天，便吵着要换件登山服，说：“现在谁穿这样的破棉袄？我们同学个个都有登山服！”当时虽然生气，倒也没有发作。确实，如今中小学生穿登山服的很多，家长们似乎都挺有钱，有的更给孩子买真正的皮夹克穿。比起来，自己和姚向东他妈大概是家长中最穷酸的——两人都在事业单位，干拿工资，没有一点外快，负担又重——双方都得按月给老人寄钱，姚向东的姐姐刚从幼儿师范毕业，分到幼儿园工作，还没转正，仅能自给自足。这么个经济情况，姚向东吵闹着要买登山服，他母亲自然只能是给他去买件腈纶棉的，没想到这小子现在越来越不知足，竟把同学的羽绒登山服弄来穿在自己身上，这简直是贪得无厌！
姚向东父亲一见姚向东穿着别人登山服的那副赖相，便忍不住大喝一声：“不要脸！你给我脱了！”
母亲忙上去拦住他，劝慰说：“你的血压！你先别急，慢慢给他讲道理！”又扭头冲着姚向东说：“还不快跟你爸认错！吃完饭，你就去跟人家换去。听见了吗？”
姚向东觉得母亲是在护着自己，有恃无恐地坐到饭桌前，嘟囔着说：“什么不得了的！我们净换着穿。”说着便拿起了筷子……
父亲一见，越发怒不可遏，使劲一顿脚，宣布说：“你别吃饭！我这个家不养你这号少爷！你滚！”
姚向东便站起来，耸耸肩膀，转身走出了家门，对于背后传来的父亲和母亲那纠缠在一起的喊叫声，几乎是完全无动于衷。
姚向东一通儿瞎转悠。在什刹海前海小花园里，他挤到亭子边听了听戏——那里常有一些市民聚集清唱京剧，姚向东感兴趣的自然不是京剧本身，而是那些拉琴、唱戏的人那种逗哏的模样；又到什刹海前海的冰面上，霸道地“借”一个同龄人的冰鞋，溜了一阵野冰；忽然感觉饿得难受，便下意识地来到了鼓楼前的大街上。
鼓楼前的大街，即地安门外大街，从南到北分布着不少的饭馆。从历史上看，北京著名的饭馆，大部分布在南城，又尤其是前门外一带，除所谓“四大兴”——“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而外，如煤市街的“致美斋”，大栅栏的“厚德福”，陕西巷的“醉琼林”，韩家潭的“杏花春”等等，也都颇为著名；当然西城、东城也有一些数得上的饭馆，西单一带曾有包括“大陆春”、“新陆春”、“同春园”、“淮阳春”、“庆林春”、“鹿鸣春”、“四如春”、“方壶春”在内的所谓“八大春”；西四南有“同和居”，西华门外有“万福楼”，东城隆福寺街有“福全馆”，东四北有“同和楼”；北城一带，据说清末民初烟袋斜街内的“庆云楼”，白米斜街内的“庆和堂”，什刹海畔的“会贤楼”，都曾盛极一时。到了1982年年末，南城、西城、东城的饭馆虽有不少变化，一流的大饭馆仍保留了不少，而北城，又特别是钟鼓楼一带，除鼓楼边上的“马凯餐厅”和银锭桥头的“烤肉季”较为著名而外，大都沦为一般。不过，虽然如此，那鼓楼前大街上饭馆的种类却颇为齐全。过去有人把本世纪初的北京饭馆分成几类：只卖包子、饺子、馄饨、馅饼、米粥之类的切面铺；只卖猪肉、羊肉菜肴的“二荤铺”；标榜“应时小卖，随意便酌，四时佳肴，南北名点”的小馆子；供应小型宴饮的中等饭庄；饭店、酒楼、会堂合为一体的大饭庄；经营西餐的“番菜馆”；总计七种。除后两种暂付阙如外，前五种在如今的鼓楼前大街上都还存在，并且每种之内又还有所变化。
16 岁的姚向东自然绝不会知道，也不会探究鼓楼前大街上饭馆的盛衰增减，但是，由于他感到饿了，所以，当他无目的地从街南朝街北走去时，他的嗅觉却有意识地捕捉着从那些饭馆中逸出的气息。
在这条大街最南头，马路东边十字路口拐角处，有一家门面颇大，品种颇全的国营小吃店，还有一家门面极小、专卖“褡裢火烧”的个体小吃店。按说姚向东既然肚子饿了，搜索出他衣裤兜里的所有“钢镚儿”金属分币。来，还是能从那两家买到足以果腹的食品的，但姚向东此刻却没注意到它们——他走在大街西边，西边十字路口拐角处是新开张不久的“天津狗不理包子铺”，大约刚有一屉三鲜馅包子出笼，从那包子铺里飘散出好一股诱人的暖烘烘的香气。姚向东不由得登上包子铺面前的台阶，隔着门玻璃朝里面望去。嗬，怎么那么多的人，坐着的还没吃上，背后已经站着等座儿的人，饭桌上堆满盘子、筷子，也没人及时地收拾。从饭堂深处飘出一阵阵像雾一样的白气，好闻真是好闻，可谁有耐心进去排队买票、等座儿？何况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说不定还买不下二两——姚向东想到这儿，叹了口气，跳下台阶，继续朝前走。
往前，过了“光明药店”和“长青轻纺服务部”，有个“露明园馄饨馆”，里头人倒不多，姚向东却吹着口哨管自走了过去。他可不稀罕馄饨。他想吃正经的炒菜。怎么才能弄到一张“钢铁”“钢铁”，指印有钢铁工人形象的五元人民币。呢？如果能弄到一张“团结”“团结”，指印有各民族大团结图画的十元人民币。，那就更“盖帽儿了”。不知不觉他已经走过了白米斜街，走过了“虹光服装店”和“北京文物商店收购部”，并且走过了后门桥，来到了“合义斋”饭馆门前。正当他朝饭馆大门走去时，忽然传来了一声尖脆的呼唤：“小拽子！”在这里“拽”要读zuāi；“子”读如英文字母“Z”。
那自然是叫他。姚向东扭过头去一看，原来是同班同学，外号叫“阿臭”的，骑着辆亮闪闪的二六小女车，捏闸停在了马路边。
姚向东便走拢去同阿臭搭话。
阿臭是个圆脑袋、圆身子的胖小子，戴着一顶剪绒帽子，穿着一件式样新颖的皮夹克。他咧开大嘴，依旧尖脆地问：“小拽子！你他妈的跟这儿踅摸什么啦？”“小拽子”即姚向东，一把抢过阿臭的剪绒帽子扣到自己头上，喜出望外地说：“你丫挺的，管他妈什么闲事！你这他妈是到哪儿‘拍婆子’去？”
阿臭伸手去够小拽子头上的帽子，小拽子躲闪着。阿臭不满地说：“你他妈的骗了‘小羊子’的这身衣服还不够，又他妈的跟我犯贱来了，还我！我他妈的还有事呢！”
小拽子便趁机要挟说：“我他妈的还没吃饭呢，你丫挺的管我饭钱，我就还你帽子！”
两人的对话实在不雅，略作记录，以存资料，兹不再赘。总之，在一种既粗野又亲昵、既蛮横又义气的交谈授受之中，小拽子终于归还了阿臭的帽子，而阿臭也终于借给了小拽子一元钱。
阿臭这绰号的来历，是因为其人爱放屁。小拽子呢？所谓“拽子”，是北京新俚语中，对一手一足萎缩的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的称谓。早在小学时，姚向东因为曾跟在一位这样的残废人身后，把那人走动的姿势模仿得惟妙惟肖，故而在一群男同学的哄笑声中，获得了小拽子的绰号，后来竟一直沿用到高中。
对于当代青少年中污言鄙语的消除清扫问题，人们很少作过专题研究。大都采取了两种简单的办法，一是对污秽鄙下的语言实行回避和禁止，一是灌输以规范化的文明语言。这当然也能取得一些表面效果，但究竟不是治本之方。
姚向东上小学的时候，原是很听老师和家长的话，不骂人，不说脏话的。但儿童在成长期中，对于语言本身，也有一种游戏的兴趣。姚向东记得，他上一年级时，同学之间私下里就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
结巴磕子赶大车，一赶赶到核特哥，核特哥，是你哥，你哥是我大拇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