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英特尔设有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即英特尔中国实验室，它由４个不同研究中心组成，包括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英特尔中国软件实验室、英特尔无线技术发展中心、英特尔互联网交换架构发展中心。在上海，英特尔投资５亿美元建立了世界一流的芯片测试与封装工厂，并于２００３年４月宣布向全球发运世界最先进的微处理器产品－奔腾ａ４处理器。英特尔的战略投资事业部（ＩｎｔｅｌＣａｐｉｔａｌ）自１９９８年以来一直在中国进行积极的策略投资，已向国内近３０家技术公司进行了策略风险投资，旨在促进新兴技术和产业生态环境的发展，从而更有效地推动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此外，英特尔还十分积极地支持并启动了一系列教育创新活动：赞助中国青少年参加国际着名的“科学奥林匹克大赛”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ＩｎｔｅｌＩＳＥＦ）、开展针对教师的“英特尔未来教育”培训、与国内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开展的联合技术研究以及课程开发，以及针对儿童开展的电脑知识普及活动，如“英特尔电脑小博士工作室”和“英特尔电脑俱乐部”等活动，目的是希望通过长期的教育投资以改善并提高全球数学、科学和工程学的教育水平，为未来的ＩＴ产业做好人才的准备。
正如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贝瑞特博士所说：“３５年来，我们不懈地追求优秀与完美，这为我们能够不断推出创新理念并保持创新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得英特尔能在全球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我们的努力让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还将继续改变世界的未来，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值得庆祝的。”
３５年前，市场上最流行的高科技产品当数电子计算器。而当时，全球仅有３０，０００台计算机，大多数体积庞大得有一间房子大小，并需要不断进行制冷。２００２年７月，ＧａｒｔｎｅｒＤａｔａｑｕｅｓｔ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自１９７４年第一款采用英特尔？８０８０芯片的个人电脑Ａｌｔａｉｒ问世以来，全球的电脑发运量已超过１０亿台。虽然计算机行业花费了近２５年的时间才达到第一个１０亿台里程碑，但随着亚太区等新兴市场的迅猛发展，预计仅需要６年时间，全球个人电脑的销量即可达到第二个１０亿台。英特尔公司中国区总裁陈伟锭先生说：“面对未来，我们感到激动和充满信心。英特尔将致力于不断推出创新技术，以支持计算与通讯融合的应用，带给全球的个人消费者和企业用户卓越的应用体验。”
上世纪６０年代，一台“快速”计算机需要花费数小时的时间执行一个程序，而现在的英特尔处理器仅需几秒的时间即可完成。含超线程（ＨＴ）技术的英特尔ò奔腾ò４处理器进一步提高了电脑的性能，能够更高效地完成多项任务，从而使您能够同时快速完成数字视频编辑、电子表格制作、发送电子邮件和在线购物等多项工作。即使同时运行多个应用，它也可以显着提高系统性能和响应能力。
谈及技术进步，３５年前，１０个人都无法将一台计算机从一个房间移动到另一个房间。而现在，基于英特尔？迅驰ＴＭ移动计算技术的轻薄型时尚无线笔记本电脑将可以为用户带来更出色的移动体验，它使用户能够在英特尔认证的无线“热点”区域内随时随地工作和访问信息。今天，在亚太区已经部署了近１０，０００个经过英特尔认证和测试的无线局域网热点，相对于全球范围的１５，０００个热点，亚太区将有望领导这一无线领域的新革命。
把手伸到远处去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是格鲁夫创造的，也是他最喜欢的一句话。从那以后，“偏执”便成为他的商标。在《游向彼岸》问世前，“偏执”的格鲁夫坚持“在工作与个人生活间保持一种分离状态”。因为他觉得，工作是公平的游戏，而个人生活则不是。
打破格鲁夫心中坚冰一角的，是１９９７年受《时代》杂志之托为当年的年度风云人物——安迪·格鲁夫撰写人物传略的乔西·拉莫。而最终融解这块坚冰的，则是格鲁夫５年前出生的长外孙女。她的出生让格鲁夫意识到，“她们这代人恐怕很难了解我们当时是怎样经历战争、怎样成长的；也很难意识到，她们生长的环境与我们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格鲁夫担心，当他的孙辈长大成人、能够理解祖父的经历时，他已经太老了，不能再给他们讲述这些了。于是，他决定将自己青少年时的坎坷经历袒露在家人与公众面前。
严格而论，《游向彼岸》并不是一本完整的自传：这本书从格鲁夫１９３６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出生时开始讲起，在他１９５６年逃离匈牙利、到达美国便嘎然而止。在这２１年中，格鲁夫身为犹太人，经历了他那代人所能经历的一切“大问题”——二战、德国人占领匈牙利、纳粹对犹太人的肉体消灭政策、父亲在战争中失踪、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匈牙利、逃离匈牙利、移民美国，等等。
不可否认，那代人中的很多人，都经历过时代赋予格鲁夫的命运。这段经历与格鲁夫创建英特尔相比，似乎缺乏辉煌与个性。但在格鲁夫个人看来，逃离匈牙利，来到美国，努力融入美国社会，与创立英特尔相比，无疑前者“难得多，并更富有挑战性”。因此，他将被他割裂而后扬弃在匈牙利的青少年经历，艰难地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写入他唯一一本自传性的书——《游向彼岸》中。
在《游向彼岸》中，尽管格鲁夫向读者展示了那些跌宕起伏的人生风浪，但其隐含在文字后面的情绪与创伤并不像人们想像中那样充满了浓烈的大喜大悲。对此，格鲁夫的解释是：“我是想通过平淡的讲述风格，让读者理解一个３岁的孩子、８岁的孩子，以及一位１８岁的青年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因此，他认为，平淡的口吻比强烈的感情色彩更好一些。在《游向彼岸》中，平淡的情绪随处可见，即使在格鲁夫认为“最困难的事情”——“在苏联人赶走德国人统治匈牙利期间，我的母亲被苏联士兵强奸”上，读者仍可以感受到这种平淡。格鲁夫在写《游向彼岸》时，他的母亲尚在人世。当他征求母亲的意见时，她毫不犹豫地说：“写吧。我希望，所有人都知道历史的真相。”
背负着再现历史真相的格鲁夫就这样淡定地走入了回忆。在他看来，他不过是美国接纳的诸多移民中的一个——“我像很多移民一样，虽然我和他们经历过的细节不同，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与信息跟他们所讲的故事是一样的。”此外，他也是被别国接受的诸多犹太人中的一位——“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与我类似的经历。”
在提及犹太人所遭遇过的苦难时，格鲁夫对二战期间曾接纳过很多犹太人的中国政府与上海市念念不忘。
让格鲁夫淡定面对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的他已经能够以“比较平和、非常诚实的心态”面对多年前的经历。而对创业后的故事，他认为，他现在还做不到平和与诚实。由于身患前列腺癌，格鲁夫已停止了国际旅行，越洋电话传来的声音也略显苍老，但这些并不妨碍他展示自己的犀利。在与格鲁夫一起沉入回忆的那一个小时里，当他听到“青少年的经历是否会使你形成怪僻的性情”这个问题时，他犀利地发起了第一次反击：“好像从来没有人称我为一个怪僻的人。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对我是一种恭维还是一种侮辱？”在这样咄咄逼人的“调侃”后，他才切入正题。
面对“一个人总是回忆过去，那就说明这个人开始变老了”的提问，格鲁夫再次迅捷地驳斥了记者对他的“误解”：“写这书本是我要做的诸多事情之一。我还有很多其他事要做，我并不是满脑子都在回忆过去。”
只有在被问到“你如何看待死亡”时，格鲁夫愣了一会儿，没有立即回答。出人意料，经历过数次死亡威胁的格鲁夫并“不太经常想这个问题”。他承认自己“应该还是怕死的”。不过，他马上分辩说：“与其说我怕死，还不如说我非常喜欢现在的生活，而且我想继续享受生活。”
曾有一位在柏林长大的犹太人，在二战期间逃离了德国。他在美国住过，然后又去了以色列，最后，他还是回到了柏林。是记忆中柏林６月开满白花的大树带领他回到了故乡。再残酷的回忆也无法阻止他对充满甜蜜香气的阳光的渴望。在《游向彼岸》中，格鲁夫一直力图让回忆在对历史的尊重中平缓地展开，但《后记》的第一句话——“我再也没有回到过匈牙利”还是揭示了他隐藏在平淡后的痛苦与怨恨。“匈牙利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拒绝了我。对一个拒绝了我的国家，我实在是没有回去的愿望，虽然我和我的祖先都是在那里出生和生长的。”他说。
他接着说：“反过来想想，人们可能更容易理解我的这一决定。每当我想到匈牙利，就会想起过去那些苦难的日子。我的童年本不应该遇到这些事情，它们使我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使一切都黯淡无光；它们本不应光顾这个国家以及她的人民。每当我想到这些东西，就会立刻冲淡我对匈牙利的感情。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勾起往事，我根本不想去回忆那些早已逝去的日子。”
在逃离匈牙利后，２０岁的格鲁夫第一次吃到了香蕉，他直到现在都很喜欢吃这种食物。格鲁夫说，他在书中列出这样的细节是想说明，“在此之前，我的生活被剥夺了很多类似的东西。”
格鲁夫很少在乎别人“觉得我怎么样”。正是在这样的直面与坦陈中，他维护着自己的偏执，固守着内心的真实。与那位最终选择了故乡的犹太人相比，坦率的格鲁夫显得格外偏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