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杜牧《答庄充书》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今吾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读此言，今之好为人序者可以止矣。
娄坚《重刻〈元氏长庆集〉序》曰：“序者，叙所以作之指也。盖始于子夏之序《诗》，其后刘向以校书为职，每一编成，即有序，最为雅驯矣。左思赋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于皇甫谧。自是缀文之士，多有托于人以传者，皆汲汲于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于其传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读，有缮写而重刻之。则人复序之，是宜叙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论昔贤，妄为优劣之辨，即过称好事，多设游扬之辞，皆我所不取也。”读此言，今之好为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为人立传
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考。故有碑、有志、有状而无传。梁任昿《文章缘起》言传始于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是以寓言而谓之传。《韩文公集》中传三篇：大学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颖。《柳子厚集》中传六篇：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梓人李赤，蝜蝯，何蕃，仅采其一事而谓之传，王承福之辈皆微者，而谓之传；毛颖、李赤、蝜蝯则戏耳，而谓之传，盖比于稗官之属耳。若段太尉，则不曰传，曰逸事状，子厚之不敢传段太尉。以不当史任也。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太平御览》书目列古人别传数十种，谓之别传，所以别于史家。
志状不可妄作
志状在文章家为史之流，上之史官，传之后人，为史之本。史以记事，亦以载言。故不读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监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为人作志；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抵牾不合。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谓是与？
名臣硕德之子孙，不必皆读父书；读父书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为人作志者，必一时文苑名士，乃不能详究，而曰：“子孙之状云尔，吾则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识字之子孙，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令之宗匠，乃欲使籍谈、伯鲁之流为文人任其过，嗟乎，若是则尽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润笔
《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寔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文人受赇，岂独韩退之谀墓金哉。
王楙《野客丛书》曰：“作文受谢，非起于晋宋。观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别在长门宫，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相如因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幸。此风西汉已然，”
杜甫作《八哀诗》，李岂一篇曰：“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毯，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刘禹锡《祭韩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可谓发露真赃者矣。昔扬子云犹不肯受贾人之钱，载之《法言》，而杜乃谓之“义取”，则又不若唐寅之直以为利也。《戒庵漫笔》言：“唐子畏有一巨册，自录所作，文簿面题曰‘利市’。”
《新唐书·韦贯之传》言：“裴均子持万缣，请撰先铭。答曰：‘吾宁饿死，岂能为是？’”今之卖文为活者可以愧矣。
《司空图传》言：“隐居中条山，王重荣父子雅重之，数馈遗，弗受。尝为作碑，赠绢数千，图置虞乡，市人得取之，一日尽，”既不有其赠，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于许衡，衡戒之曰：‘弓矢为物，以待盗也，使盗得之，亦将待人。文章固发闻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将何以应人之见役者哉。非其人而与之，与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观前代马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徐广为祠部郎时，会稽王世子元显录尚书，欲使百僚致敬，台内使广立议，由是内外并执下官礼，广常为愧恨。陆游晚年再出，为韩诧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文公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是皆非其人而与之者也。夫祸患之来，轻于耻辱，必不得己，与其与也宁拒。至乃俭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则又贵知微之君子矣。”
少年未达，投知求见之文亦不可轻作。《韩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实书》，曰：“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馀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穣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好宿赃，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于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为《顺宗实录》，书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则曰：“实谄事李齐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腹，不顾文法。是时春夏旱，京畿乏食，实一不以介意，力务聚敛征求，以给迸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仪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陵轹公卿已下，随喜怒，诬奏迁黜，朝廷畏忌之。尝有诏免畿内逋租，实不行，用诏书征之如初，小勇于杀害，人吏不聊生。至谴，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实由间道获免。”与前所上之书迥若大渊矣。岂非少年未达，投知求见之文，而不自觉其失言者邪？后之君子，可以为戒。
假设之辞
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辞。序述往事，以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虚、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文，已肇始于相如矣。后之作者实祖此意，谢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又曰：“抽毫进牍，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亦是岁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陈王，岂可椅掖史传，以议此赋之不合哉。庚信《枯树赋》既言殷仲文出为东阳太守，乃复有桓大司马，亦同此例。而《长门赋》所云，陈皇后复得幸者，亦本无其事。徘谐之文不当与之庄论矣。
陈后复幸之云，正如马融《长笛赋》所谓“屈平适乐国，介推还受禄”也。
古文未正之隐
陆机《辨亡论》，其称晋军，上篇谓之“王师”，下篇谓之“强文信国《指南录序》中“北”字皆“卤”字也。后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谢皋羽《西台恸哭记》，本当云“文信公”，而谬云“颜鲁公”，本当云“季宋”，而云“季汉”。凡此皆有待于后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鉴》，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后十六州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后辽灭晋，金破宋”，其下阙文一行，谓蒙古灭金取宋，一统天下，而讳之不书，此有待于后人之补完者也，汉人言《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其事皆见于书，故定、哀之间多微辞矣，况于易姓改物，制有华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习其读而不知，无为贵君子矣。”
郑所南《心史》书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称彼曰“大国”、曰“丞相”，又自称“天祥”，皆非公本语，旧本皆直斥彼酋名。然则今之集本或皆传书者所改。
《金史·纥石列牙吾塔传》“北中亦遣唐庆等往来议和”，《完颜合达传》“北中大臣以舆地图指示之”，《完颜赛不传》“按春自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盖“卤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辞未改。
《晋书》刘元海、石季龙，作史者自避唐讳，后之引书者多不知而袭之，惟《通鉴》并改从本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