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阳张尔歧言：“今人受吊之位，主人伏哭于柩东，宾入门，北面而吊。拜毕，主人下堂，北面拜宾。相习以为定位，鲜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枢东时，妇女当在何所乎？女宾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宾又至，又将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内外之位，又妨主宾拜谢之节，考之《士丧礼》：主人人坐于床东，众主人在其后，西面；妇人侠床，东面，此未敛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宾则升降自西阶，即位于西阶东，南面拜之，固已不待宾于堂上矣。及其既敛而殡也，居门外，倚庐，唯朝夕哭，乃人门而奠，其入门也，主人堂下直东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宾继之，北上。门东，北面西上；门西，北面东上；西方，东面北上。主人固不复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时即位于堂，南上者唯妇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枢东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妇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敛以前，则以床东为位；既敛而殡，则堂下直东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于此，则内外之辨，宾主之仪，无适而不当矣。”
《南史》孔秀之遗今曰：“世俗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
居丧不吊人
礼，父母之丧不吊人。情有所专，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礼以饰情，三年之丧，而吊哭，不亦虚乎？”《穣梁子》曰：“周人有丧，鲁人有丧，周人吊，鲁人不吊。”天子之丧犹可以不吊，而况朋友故人之丧乎？或疑未世政重事繁，有丧之人不能不出，独废此礼，有所难行。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后，或庶乎其可耳。
像设
古之于丧也有重，于祔也，有主以依神，于祭也，有尸以象神，而无所谓像也。《左传》言“尝于大公之庙，麻婴为尸”，《孟子》亦曰“弟为尸”，而春秋以往不闻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设君室”之文。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
朱子自鹿洞书院只作礼殿，依《开元礼》，临祭设席、不立像。
正统三年，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陈祚奏：“南岳衡山神庙岁久颓坏，塑像剥落，请重修立。依祭把山川制度，内筑坛壝，外立厨库，缭以周垣，附以斋室，而去其庙字塑像，则礼制合经，神只不渎。”事下，礼部尚书胡濙以为：“国初更定神号，不除像设，必有明见，难以准行。”今按《凤阳县志》言：“洪武三年，诏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称其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前时爵号一皆革去。”未几，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却画云山图；像在两廊者，泥在两廊壁上。”千载之陋习，为之一变，后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诏革先师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违，多于殿内添砌一墙，置像于中，以塞明诏。甚矣，愚俗之难晓也。
宋文烙《国子监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绘，把以神主，数百年陋习乃革。”是则太祖已先定此制，独未通行天下尔。
从祀
周、程、张、朱五子之从祀。定于理宗淳祐元年。颜、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于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俊，国无异论，士无异习。历元至明，先王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
十暂
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予，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之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慈溪黄氏曰：“门人以有若言行气象类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礼事之，有若之所学何如也？曾予以孔子自生民以来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继而止之，而非贬有若也。有若虽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门之所推尚，一时无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从祀，以补十哲，众议必有若也。祭酒为书，力低有若不当升，而升子张。不知《论语》一书，孔子未尝深许子张。据《孟子》此章，则子张正欲事有若者也。陆象山天资高明，指心顿悟，不欲人从事学问，故尝斥有子孝弟之说为支离。奈何习其说者不察，而创攻之于千载之下邪？当时之论如此。愚按《论语》首篇即录有子之言者三，而与曾子并称曰‘子’，门人实欲以二子接孔子之传者。《传》、《记》言孔子之卒，哀公诛之；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其为鲁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厘正。”
嘉靖更定从祀
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农也，桑之祭先蚕也，学之祭先师也，一也。《旧唐书》：“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穣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甚、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贾逮、何休、上肃、王粥、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代用其书，垂于国胃。自今有事于大学，并令配享宣尼庙堂。”盖所以报其传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谓得古人敬学尊师之意者矣。神宗元丰七年，始进荀况、扬雄、韩愈三人。此三人之书虽有合于圣人，而无传注之功，不当祀也。把之者为王安石，配享王雱，从祀地也。理宗宝庆三年，进朱熹。淳祐元年，进周颐、张载、程颢、程颐。景定二年，进张栻、吕祖谦。度宗咸淳三年，进邵雍、司马光。以今论之，唯程子之《易传》，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诗传》及蔡氏之《尚书集传》，胡氏之《春秋传》，陈氏之《礼记集说》，是所谓“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者尔；南轩之《论语解》、东莱之《读诗记》抑又次之；而《太极图通书》、《西铭正蒙》，亦羽翼《六经》之作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礼之功盖其丰昵之失，而逞私妄议，辄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传注之功，遂列圣人之左右乎，夫以一事之瑕，而废传经之祀，则宰我之短丧，冉有之聚敛，亦不当列于十哲乎？弃汉儒保残守缺之功，而奖未流论性谈天之学，于是语录之书日增月益，而《五经》之义委之棒芜，自明人之议从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贞观之制乎？
嘉靖之从祀进欧阳修者，为大礼也，出于在上之私意也。进陆九渊者，为王守仁也，出于在下之私意也。与宋人之进荀、扬、韩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
成化四年，彭时奏谓：“汉晋之时，道统无传，所幸有专门之师讲诵圣经，以诏学者，斯文赖以不坠。”此马融、范宁诸人虽学行未纯，亦不得而废。
祭礼
陆道威著《思辨录》，欲于祭礼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谓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统一族众，无如祭法，文公《家礼》所载祭礼虽详整有法，顾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诸贫士。又一岁四合族众，繁重难举，无差等隆杀之别。愚意欲仿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为宗祭法。岁始则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与，大宗主之。仲春则祭四代，以高祖为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众，继高之宗主之。仲夏则祭三代，以曾祖为主，祖考则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众，继曾之宗主之。仲秋则祭二代，以祖为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众，继祖之宗主之。仲冬则祭一代，以考为主，合同父昆仲弟，继称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其馀子则献物以助祭。不惟爱敬各尽，而祖、考、高、曾隆杀有等，一从再从，远近有别，似于古礼初无所偌。或曰：高、曾、祖、考祭则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当随时加损。答之曰：凡礼皆以义起耳，《礼》有云“上杀，旁杀，下杀”，《中庸》言“亲亲之杀”，是古人于礼，凡事皆有等杀，况丧礼服制，父母皆服三年，而高祖则齐衰三月，是丧礼已有等杀，何独于祭礼不可行乎？此虽创举，恐不无补于风教也。
女巫
《周礼》女巫舞雩，但用之旱暵之时。使女巫舞旱祭者，崇阴也。《礼记·檀弓》：“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无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证也。汉因秦灭学，祠祀用女巫，后魏郊天之礼，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后肃拜。杜歧公曰：“道武帝南平姑臧，东下山东，足为雄武之主。其时用事大臣崔浩、李顺、李孝伯等多是谋猷之士，少有通儒硕学，所以郊祀上帝，六宫及女巫预焉。”
《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二月乙巳，诏曰：“尼父禀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顷者淮徐未宾，庙隔非所，致令把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牲歌舞，倡优媟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自今以往，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大金国志》：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二月，诏曰：“囊者边场多事，南方未宾，致令孔庙颓落，礼典陵迟，女巫杂觋，淫祀违札。自今有祭孔庙，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违制论。”
《唐书·黎斡传》：“代宗时，为京兆尹。时大旱，斡造土龙，自与巫觋对舞。弥月不应，又祷孔子庙。帝笑曰：‘丘之祷久矣。’使毁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