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第一
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灵王杀齐庆封，而直称楚子，何也？曰：庄王之行颐贤，而舒之罪重。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贬，孰知其非正经。《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是故齐桓不予专地而对，晋文不予致王而朝，楚庄弗予专杀而讨。三者不得，则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灵之所以称子而讨也。《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问者曰：不予诸侯之专封，复见于陈蔡之灭。不予诸侯之专讨，独不复见于庆封之杀，何也？曰：《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着之。今诸侯之不得专讨，固已明矣。而庆封之罪未有所见也，故称楚子以伯讨之，着其罪之宜死，以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贬主之位，乱国之臣，虽不篡杀，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尔也。《春秋》曰：“晋伐鲜虞。”奚恶乎晋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
今我君臣同姓适女，女无良心，不符号。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庆父之乱，鲁危殆亡，而齐侯安之。于彼无亲，尚来扰我，如何与同姓而残贼遇我。《诗》云：“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彼先人。明发不味，有怀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晋不以同姓忧我，而强大厌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谓之晋而已，婉辞也。晋恶而不可亲，公往而不敢到，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称公有疾也？曰：恶无故自来。君子不耻，内省不疚，何忧于志，是已矣。今《春秋》耻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而甚于昭。公受乱陵夷，而无惧惕之心，嚣嚣然轻计妄讨，犯大礼而取同姓，接不义而重自轻也。人之言曰：“国家治，则四邻贺；国家乱，则四邻散。”是故季孙专其位，而大国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归。身亡子危，困之到也。君子不耻其困，而耻其所以穷。昭公难逢此时，敬不取同姓，谍到于是。虽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辅，亦不到如是。时难而治简，行枉而无救，是其所以穷也。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
子赤杀，弗忍书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诗》云：“成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仇匹。”此之谓也。《春秋》，义之大者也。视其温辞，可以知其塞怨。是故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不隐。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循规矩，不能正方员。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
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闻，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闻诸侯之君射《狸首》之乐者，于是自断狸首，悬而射之，曰：安在于乐也！此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者也。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已，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白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问者曰：物改而天授显矣，其必更作乐，何也？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同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濩》。“濩”者，救也。文王之时，民乐其同师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一也，其所同乐之端不可一也。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汤作《濩》而文王作《武》。四乐殊名，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见其效矣。《诗》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乐之风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当是时，纣为无道，诸侯大乱，民乐文王之怒而咏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为乐，谓之《大武》，言民所始乐者武也云尔。故凡乐者，作之于终，而名之以始，重本之义也。此观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二者离而复合，所为一也。
玉杯第二
《春秋》讥文公以丧取。难者曰：“丧之法，不过三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今按经，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取时无丧，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谓之丧取。”曰：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今取必纳币，纳币之月在丧分，故谓之丧取也。且文公以秋 祭，以冬纳币，皆失于太蚤。《春秋》不讥其前，而顾讥其后，必以三年之丧，肌肤之情也。虽从俗而不能终，犹宜未平于心。今全无悼远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讥不出三年于首而已，讥以丧取也。不别先后，贱其无人心也。缘此以论礼，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节具，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则君子予之知丧。故曰：非虚加之，重志之谓也。志为质，物为文。文着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虽弗予能礼，尚少善之，介葛庐来是也。有文无质，非直不子，乃少恶之，谓州公实来是也。然则《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辞令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引而后之，亦宜曰：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三年不当而逾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耿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以为不然？今夫天子逾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皆不在经也，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非无其辨也，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故能以比贯类、以辨付赘者，大得之矣。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 ，而不可得革也。是故虽有到贤，能为君亲含容其恶，不能为君亲令无恶。事亲亦然，皆忠孝之极也。非到贤安能如是？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
文公不能服丧，不时奉祭，不以三年，又以丧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廊，乱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无一，而大恶四五，故诸侯弗予盟，是恶恶之征、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人夺于内，无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盖自文公以来之谓也。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着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矿人主大节则知暗，大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到，不可不察也。是故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蚤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是故君杀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今赵质弒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非《春秋》之常辞也。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是弒君何以复见？犹曰：贼未讨，何以书葬？何以书葬者，不宜书葬也而书葬。何以复见者，亦不宜复见也而复见。二者同贯，不得不相若也。质之复见，直以赴问，而辨不亲弒，非不当诛也。则亦不得不谓悼公之书葬，直以赴问而辨不成弒，非不当罪也。若是则《春秋》之说乱矣，岂可法哉。无比而处之，诬辞也。今视其比，皆不当死，何以诛之？《春秋》赴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翻援比类，以发其端。卒无妄言而得应于传者。今使外贼不可诛，故皆复见，而问曰此复见何也，言莫妄于是，何以得应乎？故吾以其得应，知其问之不妄。以其问之不妄，知质之狱不可不察也。夫名为弒父而实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为弒君，而罪不诛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语质有本，《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也。今案盾事而观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邻也。按盾辞号乎天，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是故训其终始无弒之志。挂恶谋者，过在不遂去，罪在不讨贼而已。臣之宜为君讨贼也，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弒父；臣不讨贼，故加之弒君。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其恶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讨贼，为弒君也，与止之不尝药为弒父无以异。盾不宜诛，以此参之。问者曰：夫谓之弒而有不诛，其论难知，非蒙之所能见也。故赦止之罪，以传明之。盾不诛，无传，何也？曰：世乱义废，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恶之诛，谁言其诛。故晋赵质、楚公子比皆不诛之文，而弗为传，弗欲明之心也。问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讨者，非一国也。灵公弒，赵盾不在。不在之与在，恶有厚薄。《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弗击臣子尔也。责不在而不讨贼者，乃加弒焉，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皆见其善，莫见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击之重责，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乃到乎此，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他国不讨贼者，诸斗筲之民，何足数哉？弗击人数而已。此所由恶厚而责薄也。传曰：轻为重，重为轻，非是之谓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赵盾嫌无臣责，许止嫌无子罪。《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是故重累责之，以矫枉世而直之。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知此而义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