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公元1922年5月7日。
［创办地点］上海。
［创办背景］
时值第一次北伐战争期间。创刊前夕，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声讨总统徐世昌，并下令北伐。
创刊次日，大本营发布总攻击令，北伐军分三路向江西进攻。同日，为争取陈炯明北伐，任命陈炯明的部将叶举为滇、桂边防督办。
创刊月余即6月6日，徐世昌宣布辞退总统职务。10天后，原粤军总司令及内务部长陈炯明叛变，4000多人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出走，登海军的楚豫舰，移往永翔舰。同日，宋庆龄亦脱险。
胡适自与《新青年》分手以后，为贯彻自己的主张而创办《努力周报》。辟有社论、评论、讨论、论说、通信、小说、杂感等栏目，内容以讨论政治问题为主。第2期发表胡适、梁漱溟等人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好人政府”等主张。1922年9月起曾出增刊《读书杂志》，每月一期，提倡整理国政。1923年10月停刊，共出75期。
［作者胡适小传］
胡适（1891—1962），近代资产阶级右翼代表、学者、教育家。原名洪驿，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分学，曾任《竞业旬报》编辑。1910年赴美国，先后入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为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获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任《新青年》杂志编辑，提倡白话文，为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并提出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在学术界发生了较大的影响。1922年与蔡元培、王宠惠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组织“好人政府”。1925年参加善后会议，为段祺瑞捧场，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相对抗。1926年去英国参加中英庚款管理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主持编译了大量欧美文化书籍。嗣后历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发表“全盘西化”言论攻击鲁迅。1938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北京大学校长、旧国大代表等职。1948年后，长期居住美国，后去台湾。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等。
［发刊词原文］
努力歌
“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
朋友，你错了。
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
他是会长久的。
“这种事要有人做。”
朋友，你又错了。
你应该说，
“我不做，等谁去做？”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是真不可为了。
阻力吗？
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
你大胆走上前去。
他就没有了。
朋友们，
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努力！努力！”
［焦点评析］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政治主张是只要有个“好人政府”就行。他办刊的思想倾向很明显，即对孙中山北伐徐世昌表示不满。面对满城风雨，时人认为代表北洋政府的徐世昌是不会长久的。胡适，这位实用哲学家杜威的弟子，则认为大谬不然。因此，他以白话诗的形式代为创刊词，大有一吐为快之感——
“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
朋友，你错了。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他是会长久的。
然而，胡博士却指责错了。徐世昌最终在舆论与武力的压迫下，宣布退出政府舞台。胡适为此大病一场。次年10月9日，宣布停刊。此前，他在烟霞洞“隐居”了3个多月，“下山”后，他在致同仁高一涵等人的信上说：“四日下山，五日夜到上海，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作总统了。”他又接着写道：
（一）《努力》暂时停办，将来改组为半月刊，或月刊，专从文艺思想方面着力，但亦不放弃政治。俟改组就绪，再行出版。出版当在我恢复健康之时：此时仍继续《读书杂志》。
（二）我此时暂不回京授课，俟一年假满之时再说。
以上二事皆以病体未复元为主要理由。
停办之事，原非胡适的本意。但此时谈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胡适认为：“若攻击人，则至多于全国恶骂之中，加上一骂，有何趣味？若撇开人而谈问题和主张，——如全国会议，息兵，宪法之类，——则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而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
胡适原来是想把《努力》刊物作为政治的号角，但经此打击深转寻思，只有“另谋换一方向”的办法。他说：“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展《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
在这个大事业里，《努力》的一班老朋友自然都要加入；我们还应当邀请那些年老而精神不老的朋友，如蔡孑民先生，吴稚晖先生，一齐加入。此外，少年的同志凡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们都应该尽量欢迎他们加入。”
胡适毕竟是文人政客，他在重回到烟霞洞时，看见山前的梅树都憔悴不堪了，曾写下看似乐观实则伤感的诗：
树叶都带着秋容了，
但大多数还在秋风里撑持着。
只有山前路上的许多梅树，
却早已憔悴的很难看了。
我们不取笑他们早凋；
让他们早早休息好了，
明年仍赶在百花之先开放罢！
胡适曾将此诗一并寄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最后仍忘不了说上鼓励对方的话：
让我这首小诗预祝我们的新《努力》的生命罢！
在胡适心里，或在他的纸上，总还是希望政治对于解决南北问题的“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努力！努力！……”
［附］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一）
我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一卜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什么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选派的文学哪，江西派的诗哪，梦窗派的词哪，聊斋志异派的小说哪，——都没有破坏的价值。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
我现在做这篇文章的宗旨，在于贡献我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我且先把我从前所主张破坏的八事引来做参考的资料：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这是我的“八不主义”，是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方面着想的。
自从去年归国以后，我在各处演说文学革命，便把这“八不主义”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气。又总括作四条如下：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一条的变相。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这是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主张。一笔表过，且说正文。
（二）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
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做的。
为什么爱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呢？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学：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他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价值。
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曾说凡是用白话做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我说的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换言之：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出没有价值的文学；可以产出《儒林外史》，也可以产出《肉蒲团》。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只能做几篇“拟韩退之原道”或“拟陆士衡拟古”，决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这话，可先读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傅》，再读《儒林外史》的第一回的王冕傅，便可知道死文学和活文学的分别了。
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这都由于文学的性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仲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叠”、“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传说。更可笑的：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他们却要叫他打起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腔儿；明明是极下流的妓女说话，他们却要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做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既不能表情，那里还有文学呢？即如那《儒林外史》里的王冕，是一个有感情，有血气，能生动，能谈笑的活人。这都因为做书的人能用活言语活文字来描写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里的王冕，便成了一个没有生气，不能动人的死人。为什么呢？因为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来写二千年后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这个活人变作二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
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