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时间］1911年11月1日。
［创办地点］天津。
［创刊背景］
《民意报》，时报，汪精卫创办并任主编。撰稿人有杨度、柳亚子、章士钊、蔡元培等。时值南方各省军政府纷纷独立：北方清政府已处风雨飘摇之中。汪精卫刚被释放，受到肃亲王善耆、袁世凯恩宠，并为座上宾。
该报主张言论自由，认为民主政治是要代表民意。《民意报》因与新形势下的北南议和不利，故只办了极短时就自动停刊了。但主要原因是当年12月25日孙中山由海外归来后，汪精卫把政治目标投注到孙中山身上，自己成了南北议和双方的总代表的双料参赞，已无暇顾笔墨文章了。
［作者汪精卫小传］
汪精卫（1883—1944），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大汉奸。原名兆铭，字季新，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后改籍广东番禺（今广州）。1903年以官费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后自费入专科。本系立宪派，1905年投机加入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长。曾主编《民报》，鼓吹无政府主义。1910年因谋刺摄政王载沣不成而被捕入狱。后被袁世凯收买，在南北和议中竭力为袁奔走效劳。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央执行委员。次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1927年7月16日在武汉实行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又主张对日本妥协。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1938年12月，他离开重庆，公开投敌。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后死于日本。
［创刊词译文］
啊。正在我国家民众焦头烂额断腰流血的时候，然而（我）还想抱着膝盖扬眉举目寄托一种愿望在口舌笔墨之间。在这错折棱角的关键时刻，我们为什么还要忧虑彷徨而向四周张望呢？已经死了的同胞，他们中有想说而没来得及说的人可惜吗？活着的同胞，他们中有没有想说而又没有时间说的人呢？当时没来的及说和没时间说的的情境，那是因为磅礴郁积、幽沉养晦的缘故；神志凝固那是因为苍烟青磷；意志动荡那是因为凄风愁寐啊！我们现在（敢于）发表言论就是针对那些哀吟怪叹的。说出来的话，写吐来的是文字，死了的人活着的人，死而复活的人，活着又死了的人，知道的没有忘记的。说的没有说不完的，缠绵而反复，忧愁而郁闷于危险之途，但总觉得这该是任重而道远的事业。那些众多和我国活在世上的人，难道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吗？
［焦点评析］
从创刊词可以看出，汪精卫是一本初衷，着意追求民主政治的。汪因刺杀两江总督端方（慈禧太后的外甥）事败而被捕。但入狱年余，并未销蚀他的斗志，其“磅礴郁积”之情溢于言表。
汪精卫也算得上是报坛老手，这是他第三次操笔办报。他先后协办过革命党人所办的《民报》、《中兴日报》。
汪精卫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身上有书香气息，可也不是阔少；他接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的训练，国学的基础很坚实，却没学过近代科学知识，也没有学过体操，“连身体也呆笨不灵”（自述）。因此，这位白面书生，从不善耍枪弄棒。古代项羽学书不成学剑，学剑不成又去学兵。而汪兆铭“学书”有成绩，所以不曾学剑，也不曾学兵；在生活上他也曾寄人篱下。挑过沉重的担子，但没有经营过种瓜、种豆，并不懂得农、圃的艰辛。这种气质、这种体质、这种才学，对汪的以后是有很大影响的。
汪精卫五尺之躯，风流倜傥，有玉树临风“美男子”之誉。但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此君“五行缺火”，眉宇间缺点刚气。如果导演们物色演员，汪精卫扮“小生”也许最合适。
汪精卫被后人誉为三才人物：
一是文才。他下笔写文章，千言、万言，洋洋洒洒，纵横自如，从容有势，雅俗共赏。讲点理论，打个比方，很能引人人胜。文中也常有警句。他特别善于区别概念：国民与民国，排满与反满，联共与容共，求和与求降……有人常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意思，而汪精卫却能区别其中的微言大义，说得头头是道。老实说，有些他的确区别得好；有些，尤其是在他政治生涯的后期。的确是在强词夺理，指鹿为马。
二是诗才。此人平生致力于政治，多半在上层，且是在“中央”一级的范围内活动。一生在朝在野，几上几下。在台上则演讲、批文件、答记者问：在台下则优游于山水之间，做诗填词。他自己认为是“人生小休之作”。诗作不算多产，其中也颇有佳句。
三是口才。汪的口才，在日本留学时没机会显露出来，到了南洋，由于得到好的土壤，充分地施展出来了。原来，从1907年下半年开始，在这里又重演了一场“革命与保皇”的论战。双方各据一个阵地：革命派有《中兴日报》，保皇派有《南洋总汇报》。“保”派挂帅的是康门另一大弟子徐勤。徐勤也是一个老报人，但他的本事比梁启超差得远，经不起胡汉民、汪精卫，还有居正、田桐等人驾轻就熟的几次批驳，就败下阵来。
同盟会在南洋争取了众多的华侨集合于革命的大旗之下，笔战起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还有“舌战”的功劳，其中突出的代表，便是汪精卫。
汪精卫，这个广东青年，用华侨较为熟悉的事物，操起一口带有广州乡音的普通话，侃侃而谈，激发了海外华人的思乡爱国热情。他代表同盟会、代表孙中山，号召他们投身革命洪流，声讨满清王朝，为革命“解囊相助”、“毁家纾难”。汪精卫的演说，口若河、舌如簧，手舞足蹈、抑扬顿挫、有弛有张，赢得了众多的听众。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竞选场上、在豪华会议厅里练就的口才，汪精卫无师自通了。
吴稚晖称汪为“雄辩家”。
胡汉民对此有一段记述：“余前此未尝闻精卫演讲，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
一位南洋华侨领袖、“晚晴园”主人张永福也说过：“凡逢到他演说之夕，人未登台，而座已拥满。演讲时，鸦雀无声，每至一段精彩处，掌声如雷。足见听者注意及其兴奋。这很有点像刘鹗《老残游记》中叙述的在济南听王小玉说书那样的场面了。”
梁启超和胡适也善于演讲，都长于说理；而汪的演讲则极富煽动性，动之以情。这是梁、胡所不及的。南洋华侨，听者“任其擒纵”。
汪精卫在南洋从事革命活动有四年之久。因为这位书生不善于耍枪弄棒，孙中山从来没有叫他上过前线。
孙中山是善于用人的。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他就提出：治国之道、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他的所谓人尽其才，就是“教养有方，鼓励有方，任使得法”。黄兴豁达大度，“功成不居”，智勇兼备，足以服众，就请他充副手，率三军，举大事；胡汉民，善于“察言观人”、“处事精明”，孙中山让他独当一面；汪精卫，接受新事物快、才思敏捷、善文善言，孙中山就交他草拟文件，负宣传鼓动之责。
如果说运动员有一个竞技状态最佳的年龄，那么在南洋的三四年也是汪“竞技状态”最佳的时日。他根据孙中山的口授，写成数万字檄文，口诛笔伐，不妥协地跟保皇派斗，直到对方偃旗息鼓。就连孙中山的著名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须努力”之语），据说也出自汪的手笔。并以此大大炫耀，自以为是孙中山最可靠的信徒。
但他自被肃亲王软化后。心态意志早就为之一变。
汪精卫对肃亲王不杀之恩也十分感激，以后他写文章回忆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肃亲王为使我抛弃革命的决心，用尽了种种方法。曾经有一次。把我带到法场上，逼迫我变更革命的决心。他常常到监狱中来，与我谈论天下大事，谈论诗歌。我的能免一死，也许是有一种政治的作用的：但是，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末的伟大的政治家。”
同年12月中，南北双方停战议和。这时，“国事共济会”已告结束，汪精卫参加了和议工作。他名义上是南方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地里却和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过从甚密。他赞同总统一席“非袁莫属”的主张，并大肆鼓吹：“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年底，孙中山归国，旋被各省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反对和议，汪竟对孙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于是对孙施加压力。
汪精卫还以同盟会北方领导人名义，派人四出阻止。他强调：“现在停战议和之时，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自应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甚至为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罪行辩解，宣称：“项城期望于和议者甚殷，且治军严，当无如此轨外行动。”而当袁以党人起事责问汪时，他竟说：“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办理。”
1912年4月，袁世凯窃取政权后，革命党人在政治思想上陷于混乱。汪精卫自命清高，同年8月辞去一切职务，带着新婚的妻子陈璧君到法国学文学去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孙中山主张起兵讨袁。6月初，汪从法国匆忙赶回上海，跟拥袁的张謇、赵凤昌等密商调停条件，内容是由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皖、粤、赣、湘四省都督在袁任临时总统期间暂不撤换；宋案“将来罪至洪（述祖）、应（桂馨）而止”。袁对汪力主调和，大加赞赏，却不采纳调停条件，悍然下令撤销国民党系南方三督，挥兵南下。这时汪仍然游说革命党人放下武器，俯首从袁，以维护“统一”。7月中旬李烈钧在湖口起兵反袁，汪以懊丧的心情向张謇诉说：“不图甫抵沪滨，即闻江西战事，崩析之祸，一发不可收拾。”
于是。到后来发现袁不得人心时，他又转而大颂孙中山：……在这个时期，革命运动，所受的压迫，所受的障碍，比民国成立以前，国难何止倍蓰。在这顿挫时期中，革命党人宛如孤军入了重围。除了力战而死的，能保持他的革命人格之外，其余或者溃围而去，落荒而走，或是屈了双膝，向敌人投降。在这个顿挫时期中能坚持着革命的旗帜，始终不变的只有一个孙先生，和他的极少数信徒而已。
汪精卫接受新事物很快，以往他是用文言文写文章的。这个时候。陈独秀、胡适正提倡白话文，汪精卫跟那个也曾留学法、德、英国的辜鸿铭不同，汪对白话文一学就会，这几句话写得不坏，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也正确。那么他自己是属于上面所指的哪一类呢？他没有把自己也摆进去，大概认为可归入“极少数信徒”之中而不便明说。但从他在两次反袁斗争中表现看来，他是够不上的。汪精卫提倡有个好政治，与后期的胡适有个好政府概念差不离。在他看来，认为好政治的前提有赖于一个好的社会风气。他在法国数年，研究了一番社会学。他在上海再次组织了以肃正社会风气为目的的“进德会”，还是提倡那个“八不主义”。
这个主观愿望不能说不好，但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推翻列强所支持的军阀。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社会风气无从“肃正”；再则，做这类“基本建设”工作，应该持之以恒，“皓首穷经”，干他一辈子，庶几可以一份辛劳一份成绩。但是汪精卫后来以“和平主义”的姿态与日本携手统治中国，出卖祖国，成为民族败类，诚为可惜。
有位叫雷鸣的是汪精卫手下的人，他写《汪精卫先生传》完全是为汪精卫、为汪伪政权服务。根据这个宗旨，他取此舍彼、说东道西、填补坑坑洼洼，为汪精卫梳妆打扮。
汪精卫这个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了40年，中国近代史上一些大事都跟他有关，才子、壮士、名流、信徒、左派、领袖他都当过，最后却蜕变为一个举世公认的头号汉奸。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汪精卫的一生光怪陆离、五光十色，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就发过这样的感叹：“人若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
综观汪精卫的一生，其内心永远是矛盾着的，他一生似乎都在忙于应变，忙于逢场作戏，忙于投机。他最后沦为汉奸，成为民族罪人，也是他投机性格和思想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