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我讲了，中国的人类学者在追求人类学本土化的道路上形成了一个大的马鞍型，走向低谷我们就不用说了，人类学连影子都没有了，就不要说处于边缘了，当时可以说是灭种了。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就开始学科重建，学科重建以来，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中国的人类学者在追求人类学本土化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对汉人社会的研究。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时候，西方人类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比如弗里德曼，他研究中国东南沿海的宗族，这样在中国的学者当中出现了一批追随他而研究中国的宗族的同仁，所以在人类学当中，研究宗族成了一个非常热的学术热点。后来施坚雅提出了一个市场问题，想研究中国的事，光靠宗族不行，还要抓市场，我们又有一批的学者，当然和追求弗里德曼的相比，声势没有他那么大。因为市场和经济是挂了钩的，所以经济学家如果不关注呢，这一块起的波浪不会太大，但是人们开始注意到市场。再紧接下来武雅士提出来一个研究中国的汉人社会必须看民间宗教。我们自己回头一看中国自己的民间宗教，解放以后，在反对封建迷信的局势下，都已经搞得七零八落了，都已经没有什么名堂了，或者都转入地下了。我有一次难忘的经历，大概1998年，我到贺州做调查的时候，工作刚刚安排好，准备第二天进入正轨，开始正式调查，饭还没有吃，就接到一个通知，某某村的某某人家里的老人去世了，正在做道场，这是很好的机会。我就赶快背着我的相机、摄像机就过去了，我一到那里去，那里的道士，就是巫师吧，一看到我来了，他也好紧张，他说，他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真的把宪法拿出来了，第几条第几款，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条例等等，我告诉他不用怕，我不是公安局的，也不是什么民政局的，什么也不是，我是广西民族学院的老师，我听说你这里有文化活动，我就来这里参观一下，如果他愿意的话我想和他一起做。他一听，竟然还有这样的人，还想和他一起做，我虽然没有说拜他为师，但是我表达了想和他一起做的意愿，我也照规矩交了份子钱，交了份子钱就可以吃他们的“丧饭”，但那些孝子就一直拿着丧棒跪在门口，所有丧家的孩子们吃饭的时候只能蹲在地上吃，不能上桌子。我的学生也曾偶然间发现，当地人搞亡灵超度怎么四个人、五个人同时超度，40年代过世的人和现在过世的人，又不是同一个时间，搞在一起超度她觉得很奇怪，后来她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刚刚，做了一个“联合超度”的硕士论文，做得挺不错。这种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很多东西我们都当作封建迷信“革”掉了。但是如果要研究汉人社会，不抓住这个就抓不住关键，你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那么，我们现在就有一批的学者就跟着这个方向研究，现在也形成很大的一个波浪。研究仪式，研究民间信仰，特别是台湾的王秋桂先生，他拿到很大一笔蒋经国基金，在中国出了一百本有关民间宗教信仰仪式的全记录，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过程当中到八十年代所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西方人类学者说什么，我们马上就掀起一个波浪，跟着进行解释、进行对话。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在宗族的研究上，在民间信仰的研究上，出现了许多很优秀的成果，市场方面我觉得成果还不是那么出众。
第二个情况就是回访，就是三十年代，甚至二十年代，老一辈的人类学家，包括一些国外的人类学家，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的田野点，在经过了差不多半个多世纪到70年左右之后，都有中国学者进行回访。那么原来我们这里的庄孔韶老师，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他带着他一帮博士生进行了回访研究，出了一本书《时空穿行》，这里包括了对山东抬头村的研究，包括了对林耀华先生的《金翼》的回访研究，就是庄教授自己写的《银翅》等等。另外以王铭铭教授为首的一个团队，他也带了一批博士进行了回访，就是云南的调查回访，像对禄村的再研究，写成《土地象征》，张宏明博士做的，褚建芳博士做了一个《人神之间》，梁永佳博士的《地域的等级》都做的挺好。而南方，像广东中山大学的周大鸣，他就对葛学溥所做的潮汕地区的凤凰村进行了凤凰村的再研究写成《凤凰村的变迁》。这一切就形成了一种回访的高潮，回访原来别人做过的田野点的情况。那么1980年代到1990年代，你们去查书目的话，上述这一系列的书，就形成了在中国研究乡土中国，即乡村人类学研究的一大堆成果。
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人类学在追求人类学本土化的道路上本着一种契而不舍精神所得到的成果。所有今天我们能在这里给大家讲这一段历史，这段历史非常丰富，我只是速写式地告诉大家这么一个过程，这样一个马鞍型，由于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这样一个学术追求，我们在1999年9月份，在广西南宁，当时由我发起，组织了一个人类学本土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可以说是对中国人类学本土化追求的一个大的检阅，大的总结。参加这个会议的国际学者，像现在国际上非常有名的英国的王斯福，今年春天王铭铭教授也曾请他到这里（中央民族大学）做过讲座，他经常到中国做研究。还有英国牛津大学的彭珂教授，彭珂教授的个子非常高，他上台发言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所以他只能弯着腰发言，我的照片记录上把他这个美丽的造型照下来了，特高，大概快要2米了。还有西班牙的迪斯科，美国的学者、法国的学者勒穆·雅克、日本的学者等等，台湾学者也来了很多，像乔健、庄英章、范增平、翁玲玲、宋光学等都来了。我们国内也云集了当时国内很多有名的学者，包括北京大学的王铭铭，中山大学的周大鸣，周大鸣当时刚刚从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归来，还有他的老师容观敻、黄淑娉教授，黄淑娉教授也曾是我们中央民大的教授。
这个研讨会对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研究做了一次反思，讨论了什么是本土化，今后怎么发展等问题，我随便举两个人的发言，你象当时香港中文大学的人类学系的主任陈志明教授，他就认为人类学本土化实际上是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人类学的反抗，因为人类学包括其他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它的理论和方法很可能有跟第三世界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第三世界应该有它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而黄淑娉教授她说的更加明确，她认为人类学本土化就是要学习、吸收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经验来研究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中山大学的，还有一位现在很活跃的周大鸣教授，我们有时候戏称他是中国的“博厄斯”，因为他招博士开始就大规模的招，每年都六个、七个、八个的招，一下子就形成一个集团军，很厉害的，他归纳呢，人类学本土化四个方面，一个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人类学的反抗，第二个就是中国人做以人类学为标题的人类学的研究，第三个就是西方人类学本身也有一个本土化的问题，第四个就是我们人类学如何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把民族化的东西加以关注。所以我觉得这些发言都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王铭铭当时的发言也很精彩，他和别人有所不同，他提出来，90年代中国关于社会科学规范化、本土化的争论从1990年到现在有三次思考，三次思考包括有关社会科学的规范化、本土化的讨论，有关国家与社会的大辩论，以及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左派的文化批评的争论，王铭铭发言的时候，他把本土化这个问题概括的范围、视野更扩大一些。那么在这些思潮中有的学者提出本土化的社会科学是否可以从中国的社会变迁当中提炼出一种以中国为焦点的社会舆论，所以引起了大家的讨论，这正是我们之所以出现拐点的很重要的一些原因。
第二个是学科之乱，我们这个学科确实很乱，说实话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人类学明明在西方是个显学，但是我们中国呢，它既是社会学下面的二级学科，下面有个人类学，又是民族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这搞得我们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地位很尴尬，现在人类学的世界大会明年就要在我们中国召开了，人家世界大会是“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而“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是在联合国科教文下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会，跑到我们中国来，人类学怎么是这么一个样子呢，是不是？第三个是异文化和本文化的一个辩论，第四个是大的中国人类学史问题，就是我刚才回忆的这样一个大的过程。就是在这个讨论当中，我们有的学者非常鲜明的指出来，好比说，现在中国社科院的张继焦研究员，他就说，现在再说本土化应该是过时了，为这个问题当时会上争论的非常激烈，他说过时了，那么外国学者怎么看呢，王斯福就讲，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讲，本土化的原因既有来自外界环境的，也有来自本土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所以他希望我们中国年轻的学者在本土化的建构中应该向国际学术界谋求共同发展，从全球的开放性、共同性出发，更多的接受人类学这门学科共同遵守的一些原理、概念和方法。英国牛津大学的彭珂他说本土化策略或许会成为学科全球化的最佳途径。这是在1999年召开的会议，我之所以把本土化的追求划到2000年这里，就是这个道理。这个会议促使我开始思考，本土化的这条路是不是应该是终结，应该是出现拐点的时候了，但是要拐到哪里去呢？当时我并没有想的太清楚。
（三）中国人类学进入拐点的背景
中国人类学为什么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要拐弯呢？前面我讲的张继焦的话，他当时这个观点没有写成文章，在讨论的时候发表他的观点，他认为再讲本土化已经过时了，而王斯福也好，彭珂也好，他们都希望我们中国的学者更关注国际的动态，我们怎么跟国际合拍，所以实际上从2000年开始，1999年的会议因为是我组织的，对我触动很大，《本土化：人类学的大趋势》这本书就是我们这个会议的一个成果。实际上，现在看看这个题目也过时了，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构想，我们讲要出现拐点，但要拐到哪里去呢？还不清楚。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背景的变化，哪些变化呢？
第一个变化，就是人类社会空前大进步，大进步大家很容易理解，大进步，真是前所未有的进步，我们真不可以想象，我现在是64岁了，我小的时候，我现在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印象就是我大概三岁左右的时候，抗战胜利了，父母把我从云南带回武汉，到广西南宁住过三个月，然后坐火车到武汉，我现在只记得坐火车经过可能是柳州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看地形不能种任何庄稼，就是野地、石头、杂草，再就是牛在河边走，这个印象是我脑海里最早的历史记忆。再看科技，那个时候有什么科技，说老实话，一直到1985年，我所住的宿舍都没有卫生间，也没有自来水，我小时是在武汉读书，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大约有20年的时间，当时读书的中央民族学院分院，现在叫中南民族大学，都没有卫生间，城市里也没有卫生间，都是坐马桶，倒起马桶来整个城市都是臭气熏天。大学毕业分配到浙江工作，一呆就又是20年。呆在武汉的20年没有卫生间，在浙江工作的20年也是没有卫生间，所以我们家倒马桶倒了40年。最近的20年，我转到的广西。到了广西以后，才有了卫生间，我是1985年到广西的。
科技进步，生活方式才有了进步。科技进步最令人感慨就是手机的出现，电话的应用。1992年，当时广西的北海掀起了一个大的热潮，那些浙江有钱的老板到广西那边去开发，当时我正好是在广西，于是便成为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传递消息的通道、管道，或者是联系人吧，但是当时要打个电话那真是难上加难。那时广西民院只有一个总机，你要打长话要跑到电话中心去，他还不让你上去，那是国防重地——机房，你要打电话，就要喊，某某某，我要打长话，他就拿一个绳子，挂一个小篮子，放下来，你把打电话的号码写上去，收上去，你就等吧，有时候接一个长话，你等一天都等不到，好烦呢，真郁闷，那时候就是那样打电话的。后来慢慢发展到可以用磁卡到电话局去打长途，但是电话打破了都接不通。所以我在1992年年底，1993年初，看见有了手提电话，简直觉得好的不得了，那手提电话跟这差不多，都这么大，抓在手里，那些老板都有，五万块钱一个手机，他就一天到晚拿在手里，那些老板，好牛呀。现在不同了，手机几乎人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