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事情，特别是一些人为的事情，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很轻松的应对。但有些特殊的事情，是我们始不料及的，其结果往往是因人而异，对不同的事采用不同的说法去面对它，相信结果也各有不同。
求人办事，投石问路说话办事难免要求人，可被求者有时不一定都是自己最可靠和常接近的人，因碍于某种原因不能直接出口表露心迹，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投石问路，俗话说扔块石头试水深。
比如，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和杨虎诚频繁晤面都有心对蒋发难。可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身家性命和国家前途的大事，在对方未亮明态度之前，谁也不敢轻易开口。眼看时间越来越近，双方都是欲说还休。
杨虎诚手下有个共产党员叫王炳南，张学良也认识。在又一次的晤面中，杨虎诚便以他投石问路，说道：“王炳南是个激进分子，他主张扣留蒋介石？”张学良及时接口道：“我看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于是两个聪明的将军开始商谈行动计划。
当时，张学良的实力比杨虎诚大得多，且又是蒋的拜把子兄弟。杨虎诚如果直接把自己的观点摆在张的面前，若张一但不赞同，后果实在堪忧。于是便借了并不在场的第三者之口传出心声，这样即使不成也可全身而退，另谋他策。
这件事例告诉我们，当自己拿不准对方态度的时候，最好不要直言相求或者否定对方，最好使用投石问路法，先摸情况，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不直接询问对方对某一具体做法的态度，而是先引用俗语或故事，试探其对某一类行为的总的看法，从中得悉对方对某一具体问题可能采取的态度和行动。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姐姐刘黄刚刚死去丈夫，情绪低落，十分忧伤。刘秀担心姐姐忧坏了身体，有意在大臣中选一位如意郎君，为姐姐牵线搭桥。
刘秀的姐姐看中了一名叫宋弘的大臣。一天，刘秀召见宋弘。他弯着腰对宋弘说：“俗话说：‘富易交，贵易妻。’人富了要换一批新朋友；地位显赫了就另娶门第高贵或年轻美丽的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嘛！”
宋弘正色说道：“我听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就是说贫贱时的朋友永远不能忘记，贫贱中共患难的妻子永远不能分离。”
刘秀听后，称赞了宋弘一番，十分后悔，再也不想在他身上打主意了。
皇帝的姐姐相中了有家室的大臣，这自然令皇帝颇感为难。如果直接询问，倘若对方予以拒绝，自己的面子也过不去。于是，刘秀采用了先引俗语试探，得悉了宋弘在婚姻问题上的看法，从中推知他肯定不会同意姐姐的要求，于是也就不再追问了。
这种技巧使用得最高明的还有毛泽东。
1959年8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会见美国杜波依斯夫妇。毛泽东说：“我也觉得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流畅游过。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但我估计杜勒斯、尼克森、艾森豪威尔诸先生可能要反对。”
杜波依斯回答说：“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毛泽东轻松地说：“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探望一下在医院里的杜勒斯先生。”
毛泽东这段话成为1927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早征兆。
20世纪50年代，正是中美关系敌对时期，没疑问，恢复两国正常关系的打算是非常敏感的话题，这涉及中美双方的态度，毛泽东以游泳作借口委婉地向美方放出了试探气球，而杜波斯已心领神会地把对方的态度也以同样的方法表达出来，从而为双方以后的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有些时候，这需要双方都具有一定的说话技巧，才能更完美、更艺术地把各自的意思表达出来。如1949年的北平谈判，因为当时正处在全国解放前期，国民党方面谈判代表在谈判失败后，面对蒋介石的穷途末路，已不愿在为其陪葬，很想弃暗投明，但因为不知我方的真实意图能否接收，于是乘一次打牌的机会，巧妙地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毛先生，是平和哇还是青一色。”毛泽东同志微微一笑，当即回答，当然是平和好，平和好。从而给对方代表吃了颗定心丸。结果不久，在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一个个都脱离了国民党的控制来到了北京。
此例很有特色，一色的双关语。一是问者高明，虽说他们对原政府失去了信任，却又不知毛泽东能不能容忍他们这些异党分子，就想探个究竟，也好为自己求得一条退路。可如果直接相问，就明显有乞降之嫌，大家都抹不开面子。
但回答也是不凡。如果毛泽东把暗话挑明，拍胸脯担保众人无事，一则显得深度不够，二则也似当面在说：“我饶你不死。”对方之尴尬仍在所难免。
代人办事，拐弯抹角
人都有个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所以，说话办事决不能千篇一律地惯用一种方法。比如对比较任性或者生性多疑者用顺毛摩挲的办法就比用其他办法有效得多。
1964年4月，时任中国外长的陈毅元帅率团赴印尼首都雅加达，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他和印尼总统苏加诺一见面，就发现双方意见不一致。按苏加诺之意，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地点仍在印尼的万隆，时间就定在当年。陈毅则说了自己的想法：第一次亚非会议已在万隆开过了，第二次亚非会议应选在非洲国家开。
苏加诺认为真正的力量在亚洲，所以会议不但要在亚洲开，而且要在印度尼西亚开。眼看说不下去了，空气好像凝结了，陈毅和颜悦色，一字一句地对苏加诺说了一段极为精彩的话：
“阁下是总统，总统就是统帅，而我只不过是个元帅；元帅当然要听总统的话啦，您统帅下命令，我元帅当然就要执行。但是呢，元帅嘛也有义务给统帅提意见、提建议；如果统帅老是不接受元帅的建议呢，元帅我就只好辞职不干了。”这段不紧不慢，不愠不火的婉转的外交辞令，绵里藏针，深入浅出，充分显示出陈毅充满睿智的语言艺术和高超的外交才能。苏加诺是明白人，待冀朝铸有声有色地把话译出来后，苏加诺慌了神，忽地一下子站了起来，脱掉帽子，在座位附近转了两三圈，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元帅阁下，你真厉害！”顿了一下，他无可奈何地说：“我接受你的意见，就在非洲开吧！”一场外交风波就这样烟消云散，陈毅的一席话使中国又获得一次外交胜利。
在这个例子里，面对固执己见的苏加诺，陈毅故意把自己降到弱者位置，指出自己作为“元帅”只有给统帅提意见的权力，而真正的决定权是在苏加诺手中，让苏加诺得到了面子上的满足，这自然令苏加诺感到受宠若惊。但接着，陈毅又指出，如果苏加诺这位“统帅”老不接受“元帅”的意见，那么，“元帅”也就只好辞职不干了，言外之意是中方将不得不采取一些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消极措施。这一下，苏加诺不得不清醒下来，冷静地权衡利弊了。
日常生活中也有这种情况，比如想要找人办事，又怕人家拒绝，因为一旦拒绝就不好再找别人出面了，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好时机，尽量在对方心情好的时候去找他。然而对于地位不同的人来说有时又很难找到这种机会。这时，最好的办法是人为的制造一种机会让对方顺气，然后借着机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让对方在高兴的时候爽快地答应你的要求。
东北军阀张作霖喜欢搓麻将，在玩牌中，发生过一件趣事。
那是张作霖在北洋政府当政的时候，有一个政客，想在东北谋一个美差，曾经请了个有势力的大老板，把他推荐给张作霖，张也表示同意委以重任。可一等再等，委任状迟迟不下来，急得那个政客像热锅上的蚂蚁。
说来也巧，他有一次遇到了一位旧友，此人正好是张作霖的顾问。这位政客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他，请求他催催张作霖。
哪知那顾问一个劲摇头。“不好办啊。你既有人推荐了，我再为你去说情，好像是追问他一般。他是一个多疑的人，便会想到你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在他那里谋事。本来也许会给你个差事，这样一来，非但不给，搞不好还会招来祸殃呢！”
不过，顾问到底是顾问，他见政客一脸的失望，竟也为朋友想出条主意。
“我想到一计，老头子近来很高兴打牌，我就借某总长家里，请人来吃饭打牌。打牌时你也来，你是打麻将的老手，每次是包赢不输。这回你只许输，不许赢。不妨连自己的底也输光，一定要让老头子赢得满意。到那时候，我自有妙计。”
到了约定的那天，在某总长家里，由那位顾问出面请张作霖吃饭。酒饭之后，拉出桌子来作方阵之战。
一切照顾问的计划进行，这天，张作霖的牌风可顺呢，要什么牌就来什么牌，要吃有吃，要碰就碰，做庄就连庄。他高兴地一个劲儿地乐！
那政客真不愧是打麻将的能手，张作霖手中的十三张牌，他摸得透透的。知道张在等和了，就拆了搭子给他和满贯。十二圈牌打下来，一结算，那政客输了2000元，张作霖赢了1800元。
1800元在张作霖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可他这次却玩得十分开心得意，自然以为牌打得好，运气也好！那政客开了支票，付了赔款，匆匆去了。
打过牌后，张作霖要吃筒烟提提神，那顾问就附在烟榻旁烧烟。两人边吃边聊，顾问捧他：
“大帅，您这牌可打得太棒了！”
张作霖吸了口烟，笑道：“哪里，碰运气罢了！”
那顾问话锋一转：“今天那一位可输苦了！他也不是个富有的人，这次到北京来，是想谋一个差事的。”
张作霖听了把烟枪一搁道：“他是你的朋友，那就把支票还给他得了，一千两千的咱们也不在乎！”说着就去口袋里掏支票，那顾问连连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他也是个要面子的人，输了的钱，他决不会收回的。他在前清也是个京官，还有些才干呢！大帅要可怜他，就周全周全他，给他个什么职司，他就感激不尽啦！”
张作霖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拍拍脑袋道：“噢，想起来了，某老也曾经推荐过他的，那我就成全了他吧！”
那顾问忙道：“那我先替他向大帅谢恩啦！”
不出一个星期，那个政客就到东北去做官了。
这位政客的作法如今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早已屡见不鲜。也许你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引以为耻，但他拐弯抹角求人求官的良苦用心却能给人以启发，也就是说，做人做事，有时不可直来直去，那样多半会碰钉子。
喜爱的事，求师得道
古人说天地君亲师乃人生之五伦，而民间更有师徒如父子之说，可见为师之尊。不过从古到今不是说任何人拜师都会被收留的；被拒之于门外也是很正常的。
金元时代，对中国医学发展贡献最大，影响深远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名医朱震亨当年投师时曾在老师的门前站了仨月。
朱震亨，浙江义乌人，在朱震亨家乡东岸村旁有一条溪水，名曰“丹溪”，故后人尊他为丹溪翁。
朱丹溪大器晚成。在30岁时候，母亲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请了许多医生调治，效果都不好。
朱丹溪立志从医，开始阅读医学书籍，经过三年自学，便开始给母亲处方用药，治疗了两年，母亲的病被治愈。可他追念起伯父、叔父、弟弟、儿子等，都因庸医误治而死亡，朱丹溪“心胆摧裂，痛不可追”。这时，他的医术未精，故不敢开业为医。朱丹溪36岁时，投师于朱熹的第四代传人许文懿学习医理学。在八华山的几年学习中，学业大进，成为许氏的得意弟子。他40岁那年，许文懿患病久治不愈，已无力主持讲坛。一天，他对朱丹溪说：“我病了这么久，非要有特别精于医术的人为我治疗，才有可能治好，你是个聪明异常的人，又精通医理，肯改行学医吗？”受到老师的鼓励，朱丹溪毅然“悉焚弃向所习举之业，一心于医致力焉”。
当时社会上流行着陈师文、裴中国所定的《大观二百九十七方》，朱丹溪朝夕钻研，经过多次临床实践，他发现若照搬这些处方，只能庸医害人。因此，他决定出访名师，朱丹溪到了武林，听说此地有位罗知梯医生，医术精深，颇有名望，于是前往谒见。罗知梯才高倨傲，恃能性偏，朱丹溪来到他的医寓，说明拜师之意。罗知梯听罢，面色一变，将朱丹溪叱骂出门，此后朱丹溪又十多次往拜，罗干脆闭门不见。放在一般人身上，决然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但朱丹溪“日拱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这样，连续站立了三个月，罗知梯见其意坚志诚，又听说他是许文懿门下高徒，这才让朱丹溪进门。经过长谈，罗知梯发现朱丹溪学问渊博，又有志于学医，才答应收朱丹溪为他惟一的弟子，此时朱丹溪已经44岁了。
两年里，罗知梯将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诸医学家的学术思想及自己的临床经验，都详细地讲给了朱丹溪，并辅以临床实践，两年以后，朱丹溪“悉受其学以归”。
朱丹溪学业既成，马上返回八华山为老师许文懿治病。许患风湿痹症十余年，久治不愈。群医束手，朱丹溪提出新的医疗方案，没过多少天，许文懿的病被治好了，群医心服口服，朱丹溪名声大振，成为一代名医。
盛名之下，朱丹溪并不满足。他对刘、张、李的“三家之说推而广之”，并“去其短而用之长”，熔各家学说于一炉，独树一帜，提出新的“阳有余而阴不足”和“相火论”两大学术观点，他所倡导的“阳有余而阴不足”论，主张避免“相火”妄动，节制饮食，戒色欲，以使真阴得到保养。在治疗上，朱丹溪善于运用滋阴降火治疗方法，开后世滋阴一振之先河，故被誉为“养阴派”的鼻祖。他创制的“大补阴丸”、“越菊丸”等方，至今仍是颇有疗效的常用药方。朱丹溪著作颇丰，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等十余部。他的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朱丹溪，大器晚成，年过三十方学医，为学到真本事，他不耻于站立名师之门外三月有余，终于感动了老师，老师见他诚心有余，热心向他传授，使他学到了真本事，朱丹溪又用他的高超的医术把他老师的病治好了。朱丹溪名成于师，又不忘师恩，为师治病体现了学生不忘恩师情。可谓是投桃报李之典型。也说得上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不枉在老师门前站仨月。
但是，这还是幸运的。有些时候要想求师学艺，莫说你站仨月，纵然你有通天的本领，人家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任你千敬万叩，对方也不收你为徒，这时候你就应该从另一方面去考虑问题了。
有统计资料表明，现在日本有1．35万间麦当劳店，一年的营业总额突破40亿美元大关。拥有这两个数据的主人是一个叫藤田田的日本老人；日本麦当劳社名誉社长。藤田田1965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系，毕业之后随即在一家大电器公司打工。1971年，他开始创立自己的事业，经营麦当劳生意。麦当劳是闻名全球的连锁速食公司，采用的是特许连锁经营机制，而要取得特许经营资格是需要具备相当财力和特殊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