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清代史料，如曹寅奏折等文件，我们知道曹寅长女嫁于镶黄旗讷尔苏郡王，所以她是贾“妃”，事在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1706年11月30日），次年即康熙最后一次南巡。脂残本第十六回记贾妃元春省亲事，棠村的序说：“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胡适看见这条，大为高兴，说：“这一条便证实了我的假设。”什么假设？即是他著名的“自传说”。在《红楼梦考证》中，他有关于“著者”的六条结论，最后一条说：“《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是不是雪芹自叙曹家接驾，恰这条“借省亲写南巡”的评语证实了？这位自称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博士，可惜忘记了年代。那时离雪芹出世，还有八、九年哩！他有什么“昔”可“忆”？省亲故事是曹寅长女（即雪芹姑母）出嫁与康熙南巡的合写。“元春”出嫁和“南巡”二事，雪芹均未亲见，决不能想像当时的堂皇气象来写省亲故事，则其材料必有个来源。脂砚亲见南巡，也见得到曹寅长女的出嫁；且嫁与郡王，其场面也必相当可观。追忆记录并供给这些场面的材料除脂砚外，当无别人。“元春”省亲时不过20多岁，入宫以前教过“宝玉”读书，所以“怜爱宝玉与诸弟不同”（注：贾珠早已天亡。除宝玉外元春何尝又有“诸弟”可与宝玉比较？这证明当脂砚记录素材时，他正想到曹宣有四子，故曰“诸弟”）。这个“宝玉”是“自传说”中的曹雪芹吗？我们且看脂砚在这段文字旁的批语：
批书人领至（到）此教：故批至此，竟放声大哭：俺先姊先（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为废人耶！（脂京本十七回，387页）
原来“元春”是批书人脂砚斋的“先姊”，这里的“宝玉”是批书人脂砚自己！请普天下一切“自传说”的拥护者来看此批。第十六回提到为省亲要建大观园事，脂评说：“大观园用省亲事出题，是大关键处，方见大手笔行文之意。”这是说，雪芹用南巡资料，移花接木，用来写省亲，造别墅，好给宝玉和姐妹们以后住在里面，展开活动，这是文艺创造的杰作。但与自传无关。
少年时代的“宝玉”用脂砚为模特儿（那时雪芹尚未生），除上条批语已由脂砚自己承认外，尚有不少的证据。第二回智通寺门口有一副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脂评说：“先为宁、荣诸人当头一喝，却是为余一喝。”可见脂砚在小说中是一个主要人物；在小说的背景（曹家）中，也颇有地位。下联中的“无路回头”，正和雪芹原稿末回的“悬崖撒手”（即宝玉出家）是前后映带的一对。
第三回黛玉初到荣府，作者在她眼中描写宝玉，说他“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脂评说：一少年色嫩不坚牢’，以及‘非天即贫’之语，余犹在心。今阅至此，放声一哭。”则此回所写宝玉的形貌，正是脂砚幼时情况，所以一提起来他就伤心。
第九回宝玉要去上学。“忽想起未辞黛玉，因又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辞。”这本是极寻常的礼貌，原没有什么可批的。但脂砚却郑重其事的批道：“妙极，何顿挫之至。余已忘却。至此心神一畅，一丝不走。”若依自传说，宝玉是雪芹，为什么脂砚一见此句，把忘却之事又记起来，“一丝不走”，而且那样高兴？
上文说到一条评语说宝钗做生日“凤姐点戏，脂砚执笔”。那次看戏的都是女客，只有宝玉是男的，则为凤姐执笔的正是宝玉。
脂残本第五回第11页下《红楼梦序曲》“开辟鸿濛”演唱时，警幻云：“若非个中人不知其中之妙。”脂评曰：“三字要紧，不知谁是个中人？宝玉即个中人乎？然则石头亦个中人乎？作者亦系个中人乎？观者亦个中人乎？”先云“宝玉即个中人乎”，下文则将石头与作者分别言之，知石头非作者，而独不言批者，则因批者即宝玉，故不必重复。
下页曲文中“谁为情种”一句旁脂评云：“非作者为谁？余又曰：亦非作者，乃石头耳。”按此条极为重要，“亦非作者，乃石头耳”，则石头与作者正是二人，石头即宝玉，亦即批书人脂砚也。
又脂京本第二十一回评云：“谓余何人耶，敢续《庄子》”一条，续《庄子》者乃宝玉，而曰“谓余何人”，则批者之“余”即宝玉。
这样的证据，在评语中还有许多，在这里无需多举，只要说明两点就够了。一、“宝玉”不是雪芹自叙，作者用少年时代的脂砚为模特儿。二、脂砚呼曹寅长女（书中“元春”）为“先姊”，而雪芹为曹寅之孙，则脂砚是雪芹的叔辈。〔注：若谓脂砚（曹硕？竹硐）乃曹宣之子，而书中元春乃曹寅之女，并非亲姊弟而为堂姊弟。故与书中宝玉与元春不尽相符，则须知书中宝玉与元春亦非嫡亲胞姊胞弟。第二十八回宝玉对黛玉云；“我又没有亲兄弟亲姊妹：虽然有两个（指探春、贾环），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佼本286页）可知元春与宝玉亦非同父或同母，但小说中假定二人为同父耳。〕
这两条结论是从脂砚的评语中得到的。我们还要看看有无别的证据可以确定这些结论。清室豫良亲王修龄的次子裕瑞（思元斋1771—1838），在其所著《枣窗闲笔》中说：“《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又说：“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所谓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裕瑞的消息，据他自己说是从“前辈姻戚有与之（雪芹）交好者”得来的，他所指“前辈姻戚”，是他的舅父明义（我斋）和明琳。明义的《绿烟琐窗集》中，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他看到的是雪芹给他的一个抄本。明琳也是雪芹的一个交好，《懋斋诗抄》中有一首诗说雪芹在明琳的养石轩中高声谈笑。裕瑞所说“元、迎、探、惜”四“春”是“原、应、叹、息”四字的谐声，现存脂残本第二回评注中。但裕瑞并未指出雪芹“叔辈某人”的“宝玉”，即是写批语的“其叔脂砚斋”，可见他的消息另有来源，倒并不是研究了评语以后所得结论。他从他的舅父明义和明琳所得有关雪芹及《红楼梦》的事迹，和一些评语的内容完全符合。
八、曹氏家世和脂砚斋
雪芹的祖父曹寅，幼时曾伴康熙读书，后为康熙侍卫，历任苏州及江宁织造。他的文化修养很高，喜欢收藏古书，能诗，善画，爱好音乐、戏剧，也写过传奇剧本，刊过善本书。著名的《全唐诗》，清廷即命他主持校刊。因此，他是当时江南文人学士的领袖，彼时许多著名文人，都是他的朋友。他有两个儿子，其一叫“珍儿”的，早殇，另一个叫“连生”，名颙，在寅死（1712年）后继任织造，三年后也死了。曹寅有一个双生的兄弟曹宣，早死，其子女由他教养。曹宣有四个儿子：曹□，即雪芹之父，曹颀，即曹寅诗中所指“三侄”；另有一“四侄”字竹硐，却不知其名。曹颀幼时即善画梅，曹寅给他的画题了许多诗。曹寅的《楝亭诗抄，卷六有“和竹硐侄上巳韵”，此时他只有十四五岁，已能诗，而且他伯父竟和他的韵，可见他的诗做得很好。这和宝玉十三四岁就能做诗也相像。曹家两代取名字都用《诗》、《书》成语。如曹寅字子清即用《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曹宣字子猷，用《大雅·桑柔》：“秉心宣犹（即猷），考慎其相。”颙字见《小雅·六月》：“其大有颙。”颀字见《齐风·猗嗟》：“颀而长兮。”“竹嗣”之“磵”字不见于六经，始见于《玉篇》。据《正字通》，是“涧”字或体。《卫风·考巢》说：“考榘在涧，硕人之宽。”则竹磵之名当是“硕”字。颙、颀、硕、頫。同辈之名都用同一偏旁“页”。“硕”和脂砚之“砚”，篆文相似。二字都从“石”，所以“宝玉”的故事，即“石头”的故事。雪芹题此书为《红楼梦》，而脂砚却坚持要用《石头记》。如上述推论不误，则脂砚斋是曹宣第四子，名硕，字竹硐，从小即会做诗，大概是宣子中最小而最聪明，深为曹寅所爱。
曹寅死后，由其子曹颙继任织造，但颙任职三年后，在1715年又死了。曹寅更无他子，康熙命曹宣长子頫承继曹寅为嗣子，使他继任江宁织造之职。所以曹頫的儿子曹霑（字雪芹）成为曹寅的孙子，而脂砚斋却是他的亲叔父。曹頫任织造到雍正五年（1727年）冬，被免职，次年曹氏被抄家，曹頫等迁往北京。
九、曾雪芹的生卒年
解决了“脂砚斋是谁”这个大问题以后，对于雪芹身世和《红楼梦》书中许多问题，都有很大帮助。其次要考察的，是雪芹的生卒年。他的卒年有两种说法：一说“壬午除夕”，一说“癸未除夕”。第一说根据1774年一条脂评，说他“壬午除夕泪尽而逝”（引见前）。壬午除夕是1763年2月12日。但雪芹好友敦敏诗集有一首诗请他在癸未上巳前三日（1763年4月12日）去喝酒，可见他没有死。敦诚挽雪芹的诗是甲申年（1764年）初做的，诗中自注说：“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可见雪芹的儿子在上年（癸未，1763年）秋冬之际死去，雪芹在上年得病数月，除夕去世。这个“除夕”是癸未除夕（1764年2月1日），不是壬午除夕。甲申春，敦敏也有一首吊雪芹的诗。周汝昌断定脂评中的“壬午”是误记，这是对的。照我的推算，脂砚在1774年已经80多岁，记忆也不大好了，容易把干支的推算弄错。但“除夕”却不会弄错。胡适根据脂评，硬说敦诚的诗是隔了一年多才做的，他说：“怪不得诗中有‘絮酒生刍上旧垌’的话了。”胡适不认得“垌”字，他望文生义，以为即是“坟墓”。垌字其实只有一个意义，即《尔雅·释地》所释：。林外谓之垌。“旧垌”是说“乡下那个老地方”。因为雪芹住在郊外，死在郊外。胡适也不懂得这句诗中的两个主要典故，“絮酒”，“生刍”，都是指新丧的吊唁（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徐穉传》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这且不说。敦诚甲申年的吊诗自注明明说：“（雪芹）前数月……感伤成疾”；怎么一个人在“前数月”得病，一年多前已死了？
确知雪芹卒年以后，则其生年可以用他卒时的年龄推算，敦诚的吊诗说他。四十年华付杳冥”，因此周汝昌认为他死时40岁，生于雍正二年甲辰（1724年）。如依此说，则曹家1728年被抄后迁至北京时，他只有4岁。脂砚在甲戌（1754年）抄阅再评《石头记》，他只30岁。脂砚共评此书八次以上，每次隔两、三年（从第三次起，每次隔三年，即：丙子——己卯——壬午——乙酉）。依此推算至第六次。再评在1754年，则初评1751年或1752年。彼时雪芹已“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则10年以前雪芹开始写此书只有18岁，似乎不可能。这并不是说雪芹没有这样的早慧和天才，而是书中所表现作者的饱学，决不是一个20岁以下的青年所能有的。从许多脂评，也可以证明这年龄是不可能的。例如第三十八回宝玉听说林黛玉要喝烧酒，“便令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一条1754年或更早的脂评说：“伤哉！作者犹记矮□舫前以合欢花酿酒乎？屈指二十年矣。”如曹雪芹生于1724年，则20多年前他还不到10岁，大概不会酿酒；即使会，也是儿戏。不至于用在宴会上。又如第十三回秦可卿死时托梦给凤姐，有“树倒猢狲散”之语。脂砚在1762年一条评中说：一树倒猢狲散，之说，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这一句成语，是曹寅活着时常说的，后来变成了谶语。他的文友施瑮在他死后怀念他的一首诗中说：“廿年‘树倒’西堂闭，不待西州泪万行。”自注说：”曹楝亭公时拈佛语对坐客云：‘树倒猢狲散’，今忆斯言，车轮腹转……楝亭、西堂，皆署中斋名。”（《隋村先生遗集》卷六，第16页）脂评说三十五年前是1727年，即雍正五年，正是曹頫被黜之年，此时曹寅已死了15年了，但其当年“对客佛语”，竟成谶语：这年曹頫免职“树倒”，次年春天被抄，“猢狲散”了。雪芹生于曹寅死后，当然没有亲闻曹寅此语，必是他父亲被黜时觉得奇祸将临，才又重复说着此语，他才听到。但如依周说，他生于1724年，则其时他才3岁多，决不能了解此语所含惨痛的意义。再看敦敏送雪芹的诗：“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旧梦忆繁华。”又：明义的《读红楼梦》诗的序文：“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亦指雪芹所记为南京事。如果他在1728年被抄家后到北京时才三四岁，则决不能记得在南京时的什么“风月繁华”。可见敦诚诗中所谓“四十年华”，只举成数。事实上在诗中也不可能说明确数。我们可以推想雪芹离开南京时，年龄至少已10多岁，但不知确数。幸而在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中，有《伤芹溪居士》一首七律。题下自注说：“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据此，我们可以推定他卒时大概是四十八九岁，但仍不能定为四十八或四十九。
我以为他卒时年四十九，所以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这一年曹寅的独子曹颛死了，曹寅更无他于可以继袭织造之任。曹家因历年招待康熙历次南巡，亏空很大，如无人继袭织造一职，势必破产。所以康熙命曹宣之子曹頫承继曹寅为嗣子，俾能继袭织造之职。雪芹名霑，是一个不常用的字。此字最初见于《小稚·信南山》：“既霑既足，生我百谷。”是指上天的恩泽。扬雄《长杨赋》：“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霑而恩洽。”则引申为皇上的天恩。后来这个字几乎只有这个狭义的用法。如唐李邕被任为淄州令后的《谢上表》说：“雨露恩深，霑需及于萧艾。”从雪芹命名为“霑”，我们推想和这一年康熙敕令其父曹頫为曹寅嗣子，因而得袭此织造肥缺有关。其唯一解释，即雪芹之生，正在康熙敕令来到的前后，为了表示感谢皇上的恩泽，曹頫把他的新生儿子命名为“霑”。
十、结束语
在这篇短文中，我只能约略谈一谈我怎样解决有关《红楼梦》的几个基本问题，已经用起了这许多篇幅，而且每一问题牵涉的方面这样多。我虽然力求叙述得简单，但仍旧是头绪纷繁，十分复杂。许多方面，自然说得不够，读者如果仍有不明白的地方，较细的解释只好看我的原□。而且很抱歉，在中文本出版以前，此时只有一个英文本可参考。至于有关曹雪芹原穑中许多问题，如他的早期稿本中故事与《石头记》有何不同，其未完成原稿中主要及次要人物的下场与高氏后四十回有何不同等等，只好从略。此处只能说：黛玉病死，宝钗与宝玉成婚，宝玉后来出家，大致如此，但其中有袭人婚后来侍候宝钗，蒋玉函供奉宝玉，宝玉“解放”所有丫头等等。最后贾家败落极惨，不但抄家，而且宝玉、王熙凤等都被捕下狱，后来由红玉（即小红）、茜雪两个丫环设法帮助救出。贾琏把凤姐休（离婚），她回娘家，死在南京。巧姐被卖为娼，由刘姥姥救出，嫁与板儿为妻，自食其力。末了一场大火，把宁荣两府、大观园烧得精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全家人口四散，有的到乡下坟地边种地。只有贾兰用功读书。谋得官职。但其母李纨不久即亡。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悲剧，其伟大壮美，真可以比古希腊的任何大悲剧而无愧，与高氏续作的什么“沐皇恩”“延世泽”，连杀了两个人的恶霸薛蟠，也居然用钱向官府赎了出来，贪赃枉法的贾雨村，也居然遗遥自在，完全不同。
在我写作此书三年的过程中，承国内、英国及国际间许多朋友的帮忙。有的绝版了的书，承他们把自己的藏书送给我，自然，英国朋友帮助最多，他们替我看稿子，提意见，安排出版步骤，还有一位留英的日本太太替我打字，我永远感谢他们。
1961年12月3日夜，英国牛津大学
（原载《新华月报》1962年6月号）
8月1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中还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而《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
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华东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提出：“宣传部门应多读书，也包括看戏。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与祝英台》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文工团反映现代生活，不错。又说，《杨门女将》、《摆宴》还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谁说服不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