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章当代物权法百科全书小辞典初稿141-1

当代物权法百科全书小辞典初稿141-1

物权奖励制度

一、基本概念

物权奖励制度，指财产的被征收人、被征用人为公共利益作出贡献以后的加权式奖赏制度，包括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和减免税待遇、额外补偿的一种积极物权办法，目的在于动员一切潜在力量踊跃参加公益活动，并对于他们缺损的物权进行修补，尽量地使其达到相对圆满的程度。征收、征用的奖励费用，应当从社会公益事业基金中统筹与支出，应当将这笔巨额资金充分发挥应有的效能。此项特别规定，由公共利益关系法和政策物权法规范与调整。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关于“公共利益”中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征收，涉及到“补偿”和“补助”，这是一种等价交换式的物质刺激，也是物权交换的物质刺激。这种物质刺激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征收人有鼓励的一套手段，能够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保证在物权置换中使得被征收人的权益达到相对圆满的状态。除了依法进行“补偿”和“补助”以外，对于被征地特别是被拆迁人以加奖的奖励办法，也会收到一定的效果。

物权法第四十四条关于“公共利益”中动产或者不动产的征用，也涉及到“补偿”，包括了奖励、鼓励的成分在内，如在返还原物的基础上再辅以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在道义上也是允许的，在拓展公益事业时是重要的。要努力保证在物权置换中使得被征用人的权益达到圆满状态。除了依法进行“补偿”和“补助”以外，对于被征用的动产与不动产的权利人以另外的奖励办法，有时候能够收到保护群众积极性的效果。对于捐资捐物的慈善团体和个人以及义务劳动者、牺牲者进行表彰，这是一种精神奖励。

一、公共利益与义务劳动

解放初三十年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大家在急时、战时和平时，都做过很多义务劳动，许多人做过慈善事业。我们学习雷锋学了好几十年，做义务劳动做过好多次数。中国的雷锋与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同样是典型的英雄模范。新中国的义务劳动没有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那么轰轰烈烈。

改革开放之前农民比市民所作的义务劳动多得多，全国各条河流、湖泊、水库、沟渠的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建设，从农村抽调的劳动力不计其数。那时候没有多少机械设备，肩挑重担，背驼重物，吃尽了苦头。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建城镇，以及挖地道、防空洞、壕等，到处都有义工的身影。因为外出劳动条件艰苦，公社社员们可以得到相对高一些的工分和补助费。

那个时候的“公共利益”，不仅仅是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而存在的，公益范围比现在更加广泛，有的单位与个人有的时候搞公益活动是常态化的。

八十年代，笔者是个热血青年，参加过一些义务劳动，参加过修水渠、修公路、建工厂、挖地道、捡废铁、拾废铜等义务劳动，写过长篇论文《论共产主义劳动观和社会主义劳动观》，有几万字。我们不能以那个时代人们的价值观来衡量当今社会人们的价值观。那个时候，是精神鼓励第一，物质刺激第二，如今全部颠倒过来了。

多数人会认为，因“公共利益”、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而出一份力发一份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份内的义务，是光荣的义务。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尽自己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尽自己的义务。如地方政府财力允许，或者募集到的公益基金较充裕，应当考虑到并且认真负责物权奖励措施。必要时应当强制执行物权奖励制度，使之蔚然成风。

如果征用人认为这些行为值得大力提倡，值得大力表彰，值得大力奖励，那是政府份内的事情。

二、公共利益与物质刺激

多数人会认为自己出了一点财物，政府在征用完毕后，要返还自己的原物或者给予价值补偿或者实物补偿，这是对于自己参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的奖赏，而不是补偿。

由公共利益或者由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而确立的物权补偿制度，实质上算是一种物权奖励制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物质刺激”。

将“公共利益”和“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与“物质刺激”组合起来，似乎不地道，如果说将它套用到物权法就很地道了。虽然法律缘于道德，但在一定的时候，是不依赖于道德而成立或者成就。

由公共利益或者由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而确立的物质刺激制度，到底有没有正面效应？

由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而组成的队伍或者参加的人员各种经济条件的都有，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

1．富人因为有钱，可能对于经济补偿、物质刺激无所谓，他们有放弃受奖权的自由；

2．穷人因为没有钱，加上参加此类活动，或许令生活更加困难，可能对于经济补偿、物质刺激有所依靠；

3．本地人参加抢险救灾，一来是为本地区人着想，同时也为其他地区人着想。如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因为地震交通阻塞，并有多个堰塞湖，这不光是一个地区受灾，其他地区也被动受灾。地震本来已经令当地居民捉襟见肘，另外又投入大量物力、人力抢险救灾，财产支出进一步加大。当地人有的参加抢险救灾积极参加，付出的财产代价较大；有的人则袖手旁观，或者只出力不出财，或者力不出、财也不出。同一灾区的人，两种态度迥然不同。你说说，不奖励、不鼓励、不搞点物质刺激，不搞点经济补偿，岂不是打击积极分子而怂恿消极分子？

4．外地人参加抢险救灾，很多人是千里迢迢奔赴现场的，很多人是自带设备和工具的，很多人是不计报酬甚至于不顾生命危险的，仅仅凭这一点，精神可佳。可能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一台挖掘机在工地里一天的收入可达上万元以上，而修理一次要花费10000元以上；大型自卸卡车基本情形也是如此。在抢险救灾的现场，由于日夜开机，机械磨损很大，即使一时半会儿找不出毛病，往往回去一修理，就花费几万元。汶川大地震的日子里，空军还损失一架进口直升机牺牲了飞行员，飞机价值数千万美元。外地人参加抢险救灾付出那么大，你说说，不奖励、不鼓励、不搞点物质刺激，不搞点经济补偿，岂不是打击积极分子而怂恿消极分子？

三、物权奖励制度的性质

物权法的征用补偿原则一定，物权奖励制度成就。

本条款定义为“物权奖励制度”，而不是简单的“经济补偿制度”，虽然同属“公共利益范畴”。物权立法，其立场是站在中立的一方讲公道，这是物权法律效力成就的标志。同理，评价物权立法，其立场是站在中立的一方讲公道，这是评价物权法律效力成就的标志。

第一，“物权奖励制度”是特定的制度，与公共道德不发生冲突。

当然，物权法也有一套公共道德的法条，如法律规定建立在公序良俗之上的物权关系、相邻关系、共有关系、地役权关系等等，这些都是直接由公共道德产生的法律关系。

本条款关于补偿的规定，与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排忧解难、团结互助、睦邻友好、从善如流、行善积德、乐善好施等传统美德是否发生冲突？我看不一定。

物权法并不反对以上“公共利益”的行为，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大力支持以上行为。其目的是要让“物权奖励制度”与“公共利益”挂钩，改善“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而增强动员的积极性。

执行征用的是政府，执行“物权奖励制度”也是政府。如果灾区政府承担不起“物权奖励制度”的费用，可以找上级直至中央政府。这是技术和程序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问题。

第二，“物权奖励制度”是特定的制度，应该说，与精神文明建设不发生冲突。

过去我们讲得最多的是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大公无私精神，团结互助精神，尊老爱幼精神，雷锋精神等等，这些当然没有错，当然永远是适用的，这些仍然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力量，是精神文明的柱石。这些精神文明建设永远是不会过时的。

但是，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变物质，一定条件下物质也可以变精神，两者之间没有一道鸿沟，不是根本对立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的动员，当然离不开精神的动员，精神动员才成就许多英雄的集体和英雄的人物，成就了抢险救灾的一个个辉煌业绩。也需要物质的动员，物质的动员才成就了抢险救灾的效率和速度，成就了人们或者说更多的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面对公共利益、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的动员，面对物权奖励制度，我们不应当拘泥于一种鼓励形式，有两种形式总比一种形式好。

第三，“物权奖励制度”是特定的制度，应该说，与姓“资”姓“社”没有必然联系

物权法本条款的“物权奖励制度”，是相对于特定对象、特定范围的奖励制度，因而是有限度的奖励制度。

物权法的三大法则，是确认物权法则、保护物权法则和利用物权法则。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的动员，是为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充分地利用其物，发挥标的物在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中的效用。如果只顾物的效用，而不顾物权人的权益，难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充分地利用物，发挥标的物在应急教授中的效用。

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中的公共利益，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无论是姓“资”或者是姓“社”，都需要抢险救灾，都需要保障灾区最基本的人权。譬如，国际红十字会参与抢险救灾，从来是不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中国红十字会也概莫能外。

将物权法本条款的物权奖励制度当作一种法权制度来讲，也许是可行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官本位、多级工资制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法权。列宁说过：“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40～256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法权，这是不言而喻的。而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福利社会主义”制度，你可曾知道？

物权法本条款的“物权奖励制度”，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精神面貌相适应的，如果国家非常贫穷落后财力不济，执行起来是困难的。孰重孰轻，如何取舍，只能是两害权衡节能其轻，两利权衡取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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