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督政官巴拉斯觉得事有蹊跷，便四处探听消息。拿破仑意识到，巴拉斯已有所察觉，可能要坏事，便立即设法把他稳住。他派人通知巴拉斯说，他定于17日夜里前去拜访。巴拉斯闻此便放心了，因为他一贯确信，没有他的支持，谁也休想有什么惊人之举。巴拉斯等了整整一个白天和半个晚上，拿破仑始终没有露面。约定时间到了，拿破仑的秘书市里安纳前来通告，说拿破仑头痛，拜访改在次日。巴拉斯意识到上当受骗，大事不妙了，但已为时过晚。第二天早晨7点，拿破仑发动了“雾月18日政变”，并取得了成功。拿破仑掌握了法国的军政大权。
拿破仑政变的成功，全赖于计谋的得当。一是制造假相，迷惑政敌；二是不露风声，暗寻支持；三是行动迅速，不给对手以反扑之机。拿破仑并不注定是政变的胜利者，但他却获得成功，这与他的智谋是分不开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
罗伯斯庇尔驳斥吉伦特派
1792年9月，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但代表封建制度的、已有足够证据说明是与国外勾结的国王路易十六仍留在国内，威胁着共和国。雅各宾派主张立即判处国王死刑。但当政的吉伦特派则庇护国王，他们为营救国王的性命，提出了两个办法：即由国民公会审判国王或由基层议会讨论对国王的判决。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发表了两次演说，对此进行了严厉的驳斥。
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的演说中说：“路易不是罪人。你们不是法官，你们是政治家，是国民的代表，……你们的任务不是对某人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而是采取拯救社会的措施，起国民先知的作用。”罗伯斯庇尔非常有说服力地把路易十六和共和国对立起来。他说，路易是以前的国王，由于犯罪而被迫退位，人民起来建立了共和国。路易呼吁别国的暴君使用武力来惩罚法国人民。但是，人民胜利了，并认定路易本人是叛徒。所以，路易已经被定罪，不必再审判，否则，共和国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他斩钉截铁地指出：“路易应该死，因为祖国需要生！”他指出，主张审判国王的人怀有两个目的：第一，如果再审讯的话，国王就可能受到宽恕，可能定为无罪；第二，如果再复审，处死国王就会拖延下去，拖到第二年春天，各国专制君主对法国进行总攻时，国王就可能逃脱。所以罗伯斯庇尔坚决反对审讯国王，反对拖延。他认为每1分钟的拖延都会带来危险。至于由基层议会决定国王命运，他认为也不可取。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各基层议会将会发生拥护或反对路易的斗争，甚至会引起自相残杀的内战。内忧外患必然断送革命。他揭露说，这种做法似是诉诸人民，实际上，真正的人民并不能出席这些基层议会。所谓诉诸人民只不过是诉诸反对平等原则的人。
罗伯斯庇尔以前在制宪议会的讲台上，曾大声疾呼要求废除死刑。他现在坚决要求处死国王并不意味着他改变观点。他本人对此做了极好的解释。他说：“按照自然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只有在死刑对人们或社会的安全是必要的时候，它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社会安全从来不要求对普通罪犯判处死刑，因为社会永远能够用其他方法来预防这种犯罪，并能使犯人不致危害社会。但是当国王被革命推翻而革命还远远没有用正义的法律巩固起来的时候，当仅是国王的名字就能给起义的国民招来战争的时候，国王的存在就威胁着公共福利，监狱和放逐都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所以，对国王只有处死。他还说，他也可能会对处死国王产生怜悯之情，但是“为了犯罪行为而牺牲无辜的多情，是残酷的多情，同暴政妥协的仁慈，是野蛮的仁慈。”罗伯斯庇尔的演讲产生了极大的反响。1793年1月6日，国民公会投票，以361对360的一票多数，通过决议，判处路易十六死刑。21日，路易十六被处死了。
演讲即是说辩。除了用事实，还需用技巧才能获胜。对于处置国王这样一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罗伯斯庇尔主张处死国王。他在论辩时，首先单刀直入，指出吉伦特派的任务不是如何处置路易十六的问题。然后，他又从共和国成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论证路易是与共和国对立的叛徒，所以“路易应该死”。这就与争论对手吉伦特派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拥护共和国。吉伦特派也拥护共和国，他们不能不考虑共和国的利益。之后，罗伯斯庇尔话锋一转，揭露吉伦特派两个办法的真实意图，明确指出这两个办法都是与共和国不利的。最后，罗伯斯庇尔又从其观点变化谈起，论证对路易判处死刑是完全必要的，同情实际上就是无情。罗伯斯庇尔层层论证，不断深入，自圆其说，论据有力，是极有说服力的。
林肯诘难竞选对手
总统当选前夕，形势对林肯十分不利。其对手民主党在南方蓄奴州的票万无一失，只要争取到不多的几个北方州，就可稳操胜券。民主党的内定候选人是道格拉斯。如果想战胜道格拉斯，首先必须制造民主党内部的不和。于是，林肯便想出一离间计。在一次辩论时，他向道格拉斯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在未成立州的美国领土之内，人民是否可以合法地把奴隶制驱逐至界外？”
这是一个十分难答的问题。如果道格拉斯作肯定的回答，就会失去南部各州的支持；如果作否定的回答，又会失去北部各州的支持，包括他的本州伊利诺州在内。
道格拉斯在他本州民主党的压力下，加上他本人也不愿背叛江东父老，便作了肯定的回答。结果激怒了南方民主党人。他们决定取消对道格拉斯的支持，另外组党。这样，民主党就宣告分裂，南方民主党也选出了自己的候选人。
林肯使用离间计，使民主党内部出现内耗、分裂。他提的问题十分高明，无论道格拉斯如何回答，都肯定会失去一部分选民。
富兰克林巧用比喻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18世纪的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政治家及外交家。他曾做过在雷电时放风筝的试验，积极参与了《独立宣言》的起草，为争取黑人解放发表过演说，为建立美国民主制度进行过斗争。
当时，有一项法律规定有钱人才能有资格当选为议员。针对这一法律，富兰克林在议会上说：
“要想当上议员，就得有30美元。这么说吧，我有一头驴，它值30美元。那么我就可以被选为议员了。一年之后，我的驴死了，我这个议员就不能继续当下去了。请问，究竟谁是议员呢？是我，还是驴？”
富兰克林在这里使用了比喻，即用具有类似点的事物来比拟想要说的另一事物。富兰克林巧用了这一比喻，使议员们很明显地看到了这一法律的可笑之处。
戴高乐重用蓬皮杜
1946年，乔治·蓬皮杜成为戴高乐为残疾儿童设置的慈善信托基金——“安娜·戴高乐基金”委员会的司库。他办事精明，深得戴高乐夫妇赞赏。1947年4月，戴高乐组织法兰西人民联盟，邀请蓬皮杜担任办公厅主任。从此，蓬皮杜成为戴高乐的得力助手。然而，蓬皮杜对政治一直不很热心。1958年6月1日，戴高乐出任法国总理，蓬皮杜被任命为内阁办公厅主任。事前，蓬皮杜对戴高乐说：“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领导你的办公厅。当你就任共和国总统那天——无疑是6个月以后——我就要重新过我的自由生活。”戴高乐点头应允。为此，蓬皮杜辞去路特希尔德银行经理职务半年。
12月，戴高乐果真被选为共和国总统。次年年初，新总统乘车离开马提尼翁大厦前往爱丽舍宫总统府，原任总统勒内·科蒂在礼炮声中移交权力。然后，新旧总统同往无名英雄墓致敬。两位总统在凯旋门下握手告别。然后，新总统乘车前往爱丽舍宫。但陪同新总统前往的，既不是作为共和国第2号人物的参议院议长加斯东·莫内维尔，也不是即将就任总理的米歇尔·德勃雷，而是名气不大的蓬皮杜。这是戴高乐有意给予他的得力助手蓬皮杜的一种殊荣。这不能不使人们对蓬皮杜刮目相看，也不能不引起某些人对他的嫉妒。
戴高乐的这一招果然起了作用。后来蓬皮杜虽如约回到路特希尔德银行，但他对局势的发展再也不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了，而是积极为戴高乐效力。1962年4月9日，蓬皮杜既非议员，也非前任部长，更非政要人物，却被戴高乐授命组阁。蓬皮杜再也与政治分不开了。发现人才不易，大胆使用人才更不易。戴高乐既能发现人才，又能大胆使用人才，终于使一个并不热心政治的中学教师、基金会的司库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法国政界要人。
罗斯福安抚退伍军人
胡佛执政时期，1932年5月，二万五千多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来到华盛顿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发给“退伍军人补助金”。胡佛拒绝了他们的要求，7月28日借口退伍军人“闹事和违抗民政机关命令”，下令出动军队将他们赶出华盛顿。陆军参谋长麦阿瑟将军亲自指挥坦克、骑兵团和步兵进行镇压，施放毒气并烧了退伍军人搭住的棚子，把他们逐出了华盛顿。
富兰克林·D·罗斯福刚刚进入白宫，华盛顿又出现了退伍军人的请愿团。他们声称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要求偿还血债。
罗斯福没有采取派军队镇压的方式。他让自己的助手路易斯·豪陪同总统夫人埃利诺去访问退伍军人的临时营地。汽车开到营地以后，埃利诺让路易斯·豪留在车上，单独一人下车，在齐脚踝深的泥水中向退伍军人们走去。退伍军人们十分感动，忙派二人把总统夫人扶了过来。埃利诺倾听他们的要求，询问他们的疾苦，还同他们一起唱歌。
通过这种方式，本来十分棘手的问题很快通过协商解决了。
胡佛用军队镇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火山要爆发，往火山口填土是很愚蠢的。罗斯福则十分明智，他采取了攻心为上的方法，派夫人去慰问退伍军人，与胡佛派军队镇压的方式形成鲜明对照，感化了退伍军人，使本来对抗性的矛盾趋于缓和。
朴正熙政变夺权
60年代初，南朝鲜政治风云变幻、社会激荡不安，形势瞬息万变。1960年4月27日，统治南朝鲜长达12年的李承晚政权被人民起义推翻，李承晚亡命海外。5月，许政组成“过渡政府”，但对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政治、经济等重重矛盾一筹莫展。8月，在野的民主党经过大选上台，建立了以尹潜善为总统、张勉为总理的政府，建立所谓“第二共和国”。然而，新执政的民主党不但拿不出任何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办法，而且内部新旧两派斗争激烈，互相倾轧，以致在数月之内三次改组内阁，政局越加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到1960年底、1961年初，张勉内阁实际上已无法驾驭局势。
在这种混乱形势下，以陆军第二集团军副司令朴正熙为首的一批军官正在窥测风向、阴谋发动军事政变，夺取国家政权。1960年9月10日晚，朴正熙的侄女婿、政变主帅金钟泌召集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同学、时任校级军官的少壮派军人9人，在汉城退溪路“忠武壮”饭店召开会议，密谋策划军事政变。11月9日，在朴正熙的支持下，金钟泌等又聚集在朴家进一步密谋。
为了使政变得到美国的支持，1961年初，金钟泌等又同美国中央情报局挂上了钩。当时，美国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眼看张勉政府对政局已完全失去控制，便下决心换马，命令中央情报局在南朝鲜物色“新的铁腕人物”，以取代张勉政府。而朴正熙便是美国所需要的铁腕人物。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操纵和支持下，朴正熙、金钟泌等更积极在陆军本部、第三十和三十三预备师、第六军炮兵团、第一伞兵团等后备部队及海军陆战队扩充势力，发展组织，为政变寻找更多人支持和做更进一步的准备。
5月14日，金钟泌召集参加政变的各部队负责人在汉城莱水洞他哥哥金钟洛家“赴宴”，为军事政变作最后的商议与布置。会上决定各部队在5月16日零点以“烽火作战”为代号，佯装演习，进入指定位置，3点攻克汉城，夺取政权。在此之前，朴正熙并亲自出马拉拢汉城光明印刷所经理李学谦和光州航空学校校长李文烨上校等，印刷了政变成功后发布的布告和檄文，并准备起事后用飞机在汉城、大邱、大田、釜山等大城市散发。宴会的最后，由主人金钟泌举杯宣誓，“不成功便成仁”。
5月16日凌晨3点，一阵接一阵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汉城夜空，朴正熙、金钟泌等人拼接的6000多名“敢死队”顺利渡过汉江桥，开进市中心，迅速占领了政府、国会大厦和广播电台。6点，通过电台宣告军事政变成功。当天上午颁布“紧急戒严令”，冻结财政金融，封锁汉城机场和车站。下午宣布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党、社会团体的政治活动，下令逮捕所有内阁成员。紧接着，朴正熙组成了军人政权——“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为便于进退和欺骗天下，他并不直接站在前台，而是让原总统尹潜善继续当名义上的总统，确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态势；又让在军内、政界都有较高威望的原陆军参谋长张都焕兼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国务总理和国防部长，暂时借用张都焕这块招牌来诱使前线及后备部队全力支持他的军事政变。他自己只挂了个副主席的名，躲在幕后操纵。17日下午，40万前线部队发表声明支持军事政变。18日，张勉内阁辞职。朴正熙“5．16”军事政变取得了成功。
政变成功后不久，朴正熙站稳了脚跟，已经用不着遮遮掩掩了，张都焕成了多余的人。1961年6月初，他先免除了张的军职，使之不能调动军队。7月初，又撤了张的其余职务，并诬陷张与谋杀朴正熙的案件有牵连，把张投进监狱。朴正照走上了前台，自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接着大力清洗军队，张勉、张都焕派的3个集团军司令和40多个高级将领，或被解职、或被逮捕。1962年，他又迫使尹潜善辞去了总统职务。3月20日，朴正熙就任代理总统，完全控制了军政大权，开始了他对南朝鲜的18年独裁统治。
《孙子兵法·计篇》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又说：“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朴正熙充分利用了六十年代初南朝鲜政局混乱的局面，出其不意地发动了政变，用一个早上的时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汉城，又对张都焕等“利而诱之”，表面上把全部要职交给张，使张上钩，为其卖命出力，助其政变取得成功。难怪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得意地声称这是他在职期间在海外策划的“最成功的一次军事政变”。
撒切尔不失时机挫工党
撒切尔夫人于1975年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后，确定了问鼎首相职位，使保守党重新成为英国执政党的最终目标。